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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3日訊】 北京市人才服務中心主任韓光耀日前在北京科技周新世紀人才資源開發与管理論壇上發表的《取消戶籍對人才流動的限制》的演講，再次引發了人們對戶籍改革的討論。
　　
外地人心中永遠的痛

　　戶口，這道多年來橫亙在“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間的鴻溝，讓那些多年生活在北京卻始終沒有得到個“名分”的外地人心痛不已。

　　就職于某公司的李先生苦笑著說：“我可謂是北京戶口的終身受害者。”

　　李先生的父母原是北京人，60年代大學畢業時響應“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的號召，主動要求去了新疆。艱苦的生活環境，落后的教育質量，讓他的父母感到不安。“不能耽誤孩子的前程。”李先生被父母送回到北京的爺爺奶奶家，開始了借居借讀的生活。

　　開始的時候，除了每學期要比其他同學多交一些學費外，李先生倒沒有感到与其他同學有多少不同。中考讓李先生第一次受到北京戶口帶來的傷痛。他的分數達到了重點中學的錄取分數線，可由于戶口不在北京，就連普通學校也不肯錄取他。在家呆了半個學期后，終于有一所地處郊區農村的學校錄取了他。難盡人意的教學質量使他的學習熱情受到了很大的打擊，成績一落千丈。父母知道這些情況后，又把他帶回了新疆。當時，李先生父母所在企業与北京某區教育局的三產有業務往來，通過關系，不久，李先生又回到北京的一所中學學習。但沒有北京戶口就無法在北京參加高考，他不得不再次回到新疆。來來回回的轉學，不僅影響了他的學習成績，也在他的心中留下了陰影，李先生的性格也變得郁郁寡歡。

　　李先生后來考上當地的一所他并不滿意的學校，現在說起這件事，他仍憤憤不平：“雖然成績受到影響，但憑我當時的分數，如果在北京仍可以上一所滿意的學校。北京的錄取分數比外地要低几十分。”

　　戶籍的限制給李先生在學業上、性格上、前途上造成的傷害都是沉重的，然而現在仍沒有北京戶口的他，在新疆工作几年后，又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在北京發展。

　　北京擁有更多的發展机會，只要你有本事就能闖出一條路。正因為如此，李先生同眾多在北京發展的异鄉人一樣，盡管一開始就知道自己將沒名沒分地漂在北京，盡管要面對沒有戶口帶來的种种不便，但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和价值，他們把一切都忍了下來，除了努力工作，他們別無選擇。

　　李先生說，他80年代由于戶籍原因的遭遇也許只是個別的現象，因為當時北京的外來人口遠不如現在這么多；而如今大量的外來人口受到政策上的限制，已經成為政府不得不面對的社會問題之一。

　　由于李先生和女朋友都沒有北京戶口，他們在工作選擇上受到限制，單位不能給他們上保險，他們也不能買經濟适用房，不能享受到住房公積金貸款……他們甚至沒有資格去買一張北京的公交月票。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他們要比北京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多的金錢。

　　一擲千金為戶籍

　　談到北京的交通擁擠、物价居高不下、社會治安問題，一些北京人會認為，“都是外地人鬧的”。

　　繁華的都市生活讓北京人擁有了許多得天獨厚的优越感，悠久的文化、現代的气息，北京人的見識、接受能力都要比外地人強。北京的高校就曾經公開表示，愿意接收北京的考生，因為北京的學生接受能力要強于外地學生。

　　對于北京人來說，也許并不覺得戶口有什么作用；而對于在北京漂泊奮斗多年的异鄉人來說，戶口就是一個標志，沒有它就會覺得處處別扭。

　　据介紹，在北京的外地人是形形色色的，總體上分為三類：在北京的投資者，各公司內的高級打工者和民工。素質參差不齊，但他們都對北京的發展建設做著巨大的貢獻。

　　据了解，對于那些高收入行業從業者、私企老板等具有相應經濟實力的外地人來講，千方百計獲得北京戶口成為了他們最大的心病。据河北省的一家報紙報道，許多河北人為了讓孩子擁有一個北京戶口進而以北京考生的身份參加高考，紛紛在北京郊區的一些小城鎮投資買房，因為有可辦北京戶口的优越條件。但這不是一般人能夠接受的，他們需要購買价格在2000元/平方米的住房和投資50万元辦企業。

　　在北京通州區買房投資從而獲得了北京戶口的浙江籍企業家周先生說：“這种投資是沒有想到要回報的，房子買到手還可以再賣，最多賠上几万元錢，投資注冊公司后，也可以逐步收回或撤回資金，權當給孩子買個北京戶口。”

　　對于那些應屆畢業的外地戶籍大學生來講，對工作環境、薪金多少、是否适合自己發展等的考慮，遠不如能落戶北京的誘惑大。

　　這就是為獲得北京戶口要付出的代价。

　　對于大多數外地人，特別是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民工來說，是沒有這樣的實力的。

　　北京規定了數十种不允許外地人從事的行業，以保證當地人的就業。然而事實上，在苦臟累險的行業很難找到北京人的影子。就連北京人也不得不承認：“离開了這些外地人，北京人的生活不知道會變成什么樣子。”

　　杜小姐19歲那年來北京，從飯店服務員做起，10年后擁有了規模不算小的飯店，作為一個出色的外地在京人員，她曾經被中央電視台和北京的眾多媒體報道過。她一直想為家鄉的同齡人提供來北京發展的机會，她飯店的員工都是從家鄉招來的。可也正因為如此，每逢節日和有重大政治活動的期間，她的飯店都會成為清理“三無”人員的重點。一次，她認為執法人員的言行嚴重侮辱了她的員工的人格，与執法人員發生爭執。說起這些事，性格剛強的杜小姐顯得無奈和不解：“我們本本分分做生意，為什么要排擠我們呢？”

　　戶口的問題影響到了民工最基本的權益。据不完全統計，為了使子女能受到教育，北京已經出現了百余所簡陋的民工學校。

　　外地人工作更努力更吃苦耐勞，這是不爭的事實。盡管受到种种限制和歧視，但仍有數百万計的外地人長期生活在北京，為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忍受著不平等的待遇，并且全身心地努力。

　　面對這些在各個層次都在不斷走強的外地人，除了一個北京戶口，北京人還有更多的优勢嗎？

　　戶籍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

　　据有關專家介紹說，1954年我國第一部《憲法》第90條明文規定，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權利；但到了1958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并公布了《戶口管理登記條例》，規定公民從農村遷往城市，須持有城市勞動机關的錄用證明、學校錄取證明、城市戶口登記机關准予遷入證明中的一种。于是，1954年《憲法》規定的公民居住和遷徙的權利就不复存在了。之后多次修憲，都沒有涉及這一問題。

　　目前有專家認為，這是在計划經濟條件下被取消、而建設市場經濟后惟一沒有徹底恢复的公民權利。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戶政系劉宏斌認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傳統的戶籍管理模式越來越不能适應時代進步的需要。‘城鄉二元結构’的管理，無形當中給戶籍管理增添了某种附加效應，不僅鉗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動，阻礙了市場對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在客觀上傷害了一大批群眾，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感情。”

　　專家認為，農村城鎮化、農民居民化是現代化進程的標志。從歷史的角度看，任何城市都是移民的結果。戶籍管理制度不應成為縮小城鄉差別、工農差別的障礙。

　　北京市人才服務中心主任韓光耀說：“現行戶籍制度已成為人才資源配置市場化的重要障礙，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曾經出現了許多關于改革戶籍制度的提案議案。事實上，全國許多地方也都在進行這方面的改革嘗試。上海1996年就率先在浦東新區推出“藍印戶口”政策；前不久，廣西宣布，將以身份證制度代替戶籍管理制度。

　　北京在這個方面雖然也在嘗試，但始終沒有實質性的突破。中國的開放、北京的開放是總的趨勢，放棄人才、放棄資金就意味著放棄發展的机會，而戶籍制度正是當前阻礙發展進程的最大障礙。

　　韓光耀說：“靠戶籍管理是用計划經濟的辦法管理市場經濟出現的問題。這种做法出路會越來越窄，因為戶口不可能無限制地遷入，戶口的吸引力也不可能長久地存在。發展的方向不應是放寬遷移政策，而應是淡化戶口的作用，淡化戶口的觀念。從實際上取消戶籍對人才使用的限制。”

　　對于放開戶籍的說法，許多北京人都表示擔心：“目前大量的外地人的涌入，已經給北京帶來了眾多的社會問題，如果放開戶籍，更多的外地人涌入，那么北京會變成一個什么樣子？”

　　對此，社會學博士張玉林的看法是：不能因為承認了公民居住和遷徙的基本權利會帶來一些麻煩，就不解決這個問題。要消除政策制定中的城市中心主義或城市保護主義的傾向，取消人為的藩篱，允許城鄉勞動力在同等條件下的合理有序的競爭。

　　他說，有些人只看見他們給城市發展帶來的問題，沒有看到他們給城鎮發展帶來的貢獻；其實帶來的一些問題，你積極解決了，城鎮就會獲得新的發展。現在，有些城市的政府只對投資移民、技術移民的居住、遷徙，實行寬松、优惠的政策，而對一般農民則嚴得很。搞“清退”，首當其沖的就是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這不僅侵犯了企業的用工自主權，而且是一种用工歧視。

　　他呼吁，在未來几年內，全國人大法工委應著手進行可行性研究，依照立法和修憲程序，將這一問題提上議事日程。(//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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