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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3日訊】 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但經濟和文化中心卻是北京人自己封上去的。北京人自己養活不了自己，同樣北京人也沒有能力建設北京。北京的發展完全是靠全國財政堆上去的，換句話說是依靠政治特權剝削其他省市財政的結果。

縱然如此，北京人仍然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一副唯我獨尊的嘴臉。但是他們卻忘了，在北京真正做“大官”的，卻都是北京以外地方的人。北京人的排外情緒是最強烈的，尤其是對民工及流動人口的排斥遠遠超過全國任何一個地方。北京的一幢幢高樓大廈無一不是這些外地民工辛勤血汗的結晶，但在北京他們被視為影響市容，損害國家形象的一群。

北京話≠普通話，中國“推普”工作做得最差應數北京。六朝古都傳下來的京字京韻，就是要擺這“譜兒”，豈可輕易就改？瞧他們舌頭尖子往上一卷，小眼一眯，下巴一昂，發出要表明高人一等的兒化音，讓人聽了很不舒服。

河北人罵他們說話時，嘴里象含了根陽具似的。民間傳說的三大“惡人”：京（北京）油子、衛（天津）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北京惡人首當其沖。北京沒有在全國找到自己的位置。北京不具備國際大都市人口的基本素質。

中國最難聽的話，是北京人“發明”的。赤裸裸地以生殖器對罵是北京的一大特色。不論是在尋常巷陌，還是在公共場所，不論是面對國人，還是面對外國人，均敢一視同“罵”。工体不就是以“傻B”、“牛B”滿天飛而著稱的嗎？使得許多在京留學的外國人紛紛向《北京青年報》進行譴責，認為這有損于中國文明古國的形象。北京人道德水准怎么樣，從他們擠公共汽車的行為神態就能揣摩出來。外國人把它當作北京的一景，我作為中國人卻引以為恥。

舉個我親身經歷過的例子，前年我在北京乘坐地鐵，人太多，沒有空座位，我就抓著上面的調環。但是我發現几個操著京字京韻的家伙兩衹手抓著四個吊環挂在那兒聊天，活象几衹伸著懶腰的猩猩。而周圍几個人因無環可抓，衹得隨著列車的變速產生的慣性擠來撞去，遭人白眼。

還有一次，也是在地鐵，我親眼看到兩個外國人先后為抱著孩子的兩個婦人讓座，而我周遭人們（我沒座位，站在中央）不是裝作沒看見，就是坐在那兒假寐。我是個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但也不得不承認這兩個“老外”不論在個人气質，還是道德風度上都遠胜于這節車廂內的其他中國人。他們的禮讓沒有一點做作的意思，認為這是一個文明人本身就應該做的事情。

民間有言“不到北京不知自己官小”。北京人對做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痴迷。因為在他們看來，權＝錢＝一切，所以才產生了陳希同、王寶森這中國第一貪。

但在廣東，最沒“出息”的人才去做官，他們是為納稅人服務的。北京人將滿清王朝腐朽的官宦哲學通盤繼承，這才產生了當年千夫所指“官倒”現象，雖然“官倒”非北京一家，但最火暴的、敢為天下先者還是在北京。

北京人對政治是最敏感的，因為這是侃大山，吹牛皮，表明自己“派頭”的一种資本。但北京人對身邊的腐敗現象也是最漠然的，認為當官就應這樣，城府越深，越能把公檢法擺平就越能讓人“敬仰”。

北京、廣東、上海三地進行比較，我更欣賞廣東和上海。廣東和上海是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辛勤勞作才發展到今天的規模，他們對全國的輻射示範作用和貢獻遠遠超過北京。他們的政府公務員隊伍更能适應市場經濟的挑戰。

想當年，上海發行了一种“半兩”的糧票，曾遭北京人的恥笑，認為太小家子气。但我同許多上海人一樣表明我們更會精打細算地過日子。在當時，作為紡織最為發達的上海，收入在全國平均最高，對全國的貢獻也最大。

“富而不驕”這才是我們應有的美德。北京人講究“大气（霸气）”，因為這能為自己“長臉”﹔廣東人講究“實際（利益）”，依靠自己的才智掙到盡可能多的錢是他們最快樂的事情﹔上海人講究“精細”，素質高、反應机敏、辦事認真，是中國真正的希望。

總之，建國近五十年，北京代表過去的中國，廣東代表現在的中國，上海代表未來的中國。我欣賞上海，但我不是上海人。我是出生在廣東，在北京上學，在上海工作。

原載《博訊》 (//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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