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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1日訊】 最近，隨著“天安門文件”的出版，六四又成爲海外的熱門話題。在人們諸多的反思之中，我特別注意八九運動的學生領袖的言論，並欣喜地發現流亡美國的王丹的成熟。作爲八九運動主要象徵人物之一的王丹，並沒有一味吃老本，揮霍用鮮血與黑牢堆積以來的政治聲譽，他不但明確表示對死難者應負的一份個人的道義愧疚和責任，而且在最近的演講中，他也反省了八九運動中學生的不成熟和策略上的失誤。王丹的反省只是他個人的意見，並不一定能代表其他學生的觀點，由此引發的不同看法之間的爭論，既是正常的也是有益的。

但是，我個人作爲八九運動的參與者，仍然爲王丹的自省所感動。因爲當時的他，不僅是學生，而且是主要的學生領袖，他今天的政治資源也主要來自他的這種身份。他反省八九運動期間學生的失誤，也就是在反省他自己的失誤，這不僅說明了當年的學生領袖敢於面對自我的勇氣，而且也表現出一種政治智慧上的開拓和成熟。但願王丹的自省不止於個人，而且成爲“天安門一代”的共識。因爲，任何來自其他方面的反省和批評，都無法代替每個人自己進而代替“天安門一代”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成熟。

至於談到在八九運動的大悲劇中學生們的失誤和不成熟，我從1989年的“六二絕食宣言”就開始指出，而且在於92年出版的《末日幸存者的獨白》有更苛刻的批評――特別是對當時的學生領袖。現在，王丹的自省反倒使我自覺有些批評過於嚴厲，既不客觀又不近人情。我在苛責學生的同時，再反過來審視知識界自身，我們這些“長鬍子的黑手”又做的如何呢？當時的王丹們，只有二十歲左右，也是第一次面對如此大規模的運動，既沒有多少以往的經驗積累，又無事前的充分準備，運動一下子就起來了，怎麽可能要求他們的成熟呢？被苛以成熟要求的，實在不應該是學生，而應該是黨內開明派和自由知識界。

不錯，六四的鮮血和八九運動的失敗，對於大陸中國的負面影響是多方面的、整體性的，它中止了八十年代的勢頭正盛的全面改革，使改革變成了政治保守而經濟突進的跛足改革，使經濟改革又變成了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八九運動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完全停滯，所反對的“官倒”非但沒有絲毫收斂，反而發展成以腐敗的各級權貴家族爲核心的利益集團。

六四，不僅葬送了執政黨的合法性，六四使黨內開明派和民間自由派全軍覆沒，使推進政治改革的黨內開明派從此一蹶不振，使固守於單純經濟改革的保守派主宰高層決策至今，而且從道義上葬送了自由知識界作爲啓蒙者和代言人的角色。這是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知識份子群體整體失敗的當代翻版。這種懦弱的極端化就是冷血，面對執政黨對弱勢群體法輪功的野蠻鎮壓，大陸自由主義知識界的整體沈默，就是懦弱到冷血的最新例證。

更令人痛心的是，六四使民間的政治壓力幾乎全部喪失。首先是大學生群體，再沒有八十年代的“以天下爲己任”的單純的社會責任感，而變成了執政黨的“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附屬物，“小康生活” 變成了他們追逐的主要目標。從五四運動開始，在中國一百年的現代化過程中，大學生一直是最主要民間政治推動力，八九運動似乎成了一個分水嶺，使這一傳統在達到高峰同時，也迅速地跌入低谷。現在的大學生，除了富於理想主義的極少數單打獨鬥之外，已經很難形群體性的民間壓力集團。他們的不滿主要不是指向國內的獨裁制度，而是加入執政黨煽動的民族主義狂熱之中，一致對外地指向美國霸權，在中共刻意把民族主義作爲政權合法性來源的今天，大學生群體已經成爲執政黨的主要民意王牌。反美國霸權就有各大城市的大學生示威遊行，反法輪功就有全國性的“校園拒絕邪教”運動的如火如荼。看看互聯網上的那些大罵美國霸權的帖子，一大半來自大學生群體。

而來自受壓榨的農民和城鎮失業者的民間不滿，儘管呈日益高漲的趨勢，但是，這種不滿已經主要不是八十年代對政治改革的公衆熱情，而是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因爲，由權貴們主宰的不公正分配，使弱勢群體的既得利益嚴重受損。而執政黨採取的兩手政策也不同於八十年代，它不是在整體的政治寬容中的適當鎮壓，而是赤裸裸的暴力鎮壓和利益收買，是強權鎮壓壓出來的和花錢買來的社會穩定。

而且，這種負面影響至今還左右著整體局勢。最近，英文版《天安門文件》和中文版《中國六四真相》的出版，雖然使六四話題在海外再次成爲熱點，但是在國內，非但沒有促成政治局面的寬鬆，反而使執政者陷於緊張和恐怖之中，對黨內的和社會上的異己力量的監控、鎮壓更趨強硬。 因爲，一個製造了血案的執政黨和在血泊中成爲執政核心的高層特權集團，並不能真正理解大屠殺對他們意味著什麽。他們仍然礙於狹隘的既得利益和政治犬儒症，只從負面來看待六四及八九運動，仿佛六四翻案之日，就是他們受到整體審判之時；仿佛人們不斷地提起六四，就是心術不正，妄圖推翻現行政權。

再回到八九運動中的學生，我認爲他們在當時對現存制度的自發反抗，其聲勢之浩大、秩序之井然和動員之廣泛，已經爲中國社會的整體轉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民間平臺，那些成年的黨內開明派和社會上的自由知識界，完全可以在這種充分的民意支援下一展身手和大有作爲。可惜的是，黨內開明派和自由知識界由於各自的局限，在如此良性的民意基礎上，都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政治上的智慧和魄力、組織上的能力和技巧、策略上的成熟和明智、道義上的良知和勇氣，致使如此巨大的民間資源白白浪費。難道學生們發動的運動規模不夠大嗎？難道各階層市民的支援還不夠熱烈嗎？難道他們的勇氣和堅韌所持續的時間還不夠長嗎？

回顧中國的現代化歷史，何時出現過像八九學生運動這樣廣泛而持久的民間動員，就是著名的五四運動也難望其項背。五四運動之所以成功，一是有賴於當時社會整體的外抵列強、內懲國賊的強烈要求，二是有賴於當時政治統治上的混亂和失控局面，三是全社會對學生運動的廣泛支援，特別是社會名流的基於道義的挺身而出，不僅是言論聲援而且以實際行動參與，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先生挺身而出，就是最具象徵性的行動示範。

再看八九運動。與五四相比，唯一不同的就是執政集團對社會控制程度的差異，軍閥政權無力對全社會實施全面的嚴格控制，而中共政權則牢牢控制著全社會的主要資源。但是，這種可以控制的社會局面，在黨內存在著身居要職的開明派、社會上存在著全力支援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識界，民衆中又有已經自發動員起的巨大民意基礎的情況下，如果這三者之間保持著必要的觀念上、資訊上的溝通和策略上、行動上的合作，其結果可能會比缺乏控制的社會更積極。因爲這種可控制的狀態，不會使民間的大規模自發運動失控，造成權威真空的無政府式的混亂。

事實上，大陸社會轉型的代價最小的方式，顯然是在強大民意的支援下，執政黨主動推進政治改革，形成民間、社會名流階層與執政黨內開明派之間的良性互動，以避免由於人爲的隔離而使某一方做出單方面的錯誤判斷。而在政治改革成爲熱門話題的整個八十年代，執政黨內確實有一股開明力量推動著政治改革。雖然中間出現過針對知識界的“清汙”和“反自由化”運動，但是由於執政黨內的開明派胡耀邦、趙紫陽的寬容政策，執政精英與自由知識界與民衆對於改革開放的總體立場有著基本共識。

而八九運動的失敗的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這一運動的全過程中，種種複雜的人爲阻力使學生組織、民間自由派和黨內開明派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和合作。事實上，黨內開明派在以前並不是沒有任何準備。據曾經在六四後被關進秦城監獄的趙紫陽時期的智囊們中的人說，在1988年下半年，趙紫陽的智囊們已經預見到中國可能出現的民間運動，並制定了在大規模自發的民間運動還未出現之前，就開始實施積極的對話、溝通的策略，以防止街頭政治的出現。但是，這種主動溝通、對話的策略卻被擱置，直到八九運爆發並形成了“4・27大遊行”之後才開始被迫實施，而且第一次對話，官方出於一種功利主義的態度，完全是就事論事的敷衍。而實質性的對話，直到“4・26社論”導致運動升級爲群體大絕食之時，黨內開明派才爲了控制衝突升級，更爲了迎接即將到來的中蘇峰會，而派出閻明複出面與民間進行極有限實質性的溝通。另一次有點實質內容的對話，是在新聞界組織了大遊行之後，胡啓立到《中國青年報》召開的一個座談會。

1989年5月13日晚，我也參加了在統戰部由閻明複主持的對話。必須承認，閻明複確實是中共難得的人才，他的真誠、謙遜、長者風範和控制局面的能力，即便在黨內開明派中也屬於佼佼者。遺憾的是，嚴並不是決策者，他出面召集對話是奉命行事，所要達到的目的極爲現實而明確：要求學生在戈巴契夫到京前撤離廣場。由於長期以來雙方之間的人爲隔膜，官方對民間力量的忽視、不尊重甚至進行迫害與鎮壓，更由於此前袁木等人出面的對話，給學生們留下了過於惡劣的印象，遂使雙方缺乏起碼的相互信任。何況大絕食開始之後，官方主動與民間的溝通以及對話，既是極端實用主義的又是不平等的。這種對話，即便由閻明複這樣的開明人物出面主持，即便在現場說服了大多數學生和知識份子（用當晚王軍濤發言時的話說，就是閻部長的真誠感動了上帝），但是，由於其對話的基礎不是出於對民意的真正尊重，而是出於解決戈巴契夫訪華問題的實用目的；不是雙方平等協商基礎上的妥協式合作，而更多是官方居高臨下的要求，學生的要求沒有一個得到了實質性滿足和兌現（這也有開明派在黨內的實力不夠強大的原因），即便有一定的妥協也帶有恩賜的性質；所以，雙方不可能有良性的互動。在此意義上，即便八十年代是黨內開明派和社會上的自由派的蜜月期，也無法在八九運動把它發展成良性互動，就是必然的。如果黨內開明派從運動的一開始，就不是只在黨內力爭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而是通過某種方式保持學運、社會名流與官方之間的資訊溝通、策略共用，其結果就會完全不同。比如，在趙紫陽發表“亞銀會議講話”之前，通過某種渠道向學生充分解釋黨內開明派的意圖，而不是在黨內鬥爭失敗之後，他自己的政治悲劇命運已經決定之後才親赴廣場，大概就不會有後來的大絕食，大規模的民間運動更不會起到幫了開明派倒忙的作用。

自由知識界呢？八九運動的出現與自由知識界在思想解放運動中的啓蒙有正相關關係，他們應邀去北大“民主沙龍”的演講，在胡耀邦逝世之前的二、三月份，他們連續發表三封公開信，要求釋放魏京生的行動，都會對後來的學運産生影響，他們確實深深地捲入了八九運動。但是，他們參加運動的方式極具怪異的中國特色，即在整個運動中，自由知識界和大學生之間，始終有一條不便挑明的界線，將兩者的觀念及行動隔開。這條界線既是政府有意製造的（如長鬍子的幕後黑手），也是自由知識界和學生雙方默守的。

但是在“5・13絕食”之後，學生領袖王丹和烏爾開希已經明確向知識界發出邀請，希望他們公開出面領導運動，這種請求王丹和開西對我就提過幾次。他們還說，知識界能夠說服學生的最好方式，就是以行動加入到學生們中間（在5月27日的社科院政治學所的聯席會議決定撤出廣場的決策失效後，王丹曾對我感慨說：如果知識界也加入學生的絕食，那麽在戒嚴前後就有可能把學生帶出廣場）。戒嚴之前，在王軍濤等人的動議下才成立了“首都各界維憲聯席會”，但是，知識份子也僅止於參加會議，並沒有加入到廣場的絕食學生之中。從1989年5月18日的籌備到23日正式成立再到5月底的會議，參加聯席會的人員由開始的一百多人減少到二十幾人，不再參加會議的主要成員是知識份子。由此可見，在界線的背後，既有爲了避免授中共政權以進行鎮壓的口實的原因，也有知識界固有的傲慢而又懦弱的心態。他們不是把自己作爲平等的一分子，通過參與到學生之中來支援或勸說學生，而是把自己當成學生們的精神導師，以俯視的姿態進行幕後指導和理論說教，擅自宣稱自己可以代表學生與政府談判。

更重要的是，有些知識份子，特別是還具有幕僚身份的知識份子，他們在八九運動中的主要立場，更傾向于在學生中爲黨內開明派的行爲做辯護，其角色是代表開明派來說服學生，一味讓學生爲開明派的困境著想，而不是同時也站在學生的立場上向政府施加壓力，說服政府也做一些實質性的妥協。這種立場，一些人直到大屠殺過後、甚至直到現在仍然堅持著。

而從學生的角度講，他們已經爲推進政治改革提供了足夠的民間動力和民意壓力，該輪到自由知識界和黨內開明派付諸於行動的時刻了。而且，他們一直在行動，一直是運動的先鋒，甚至不惜以年輕的生命爲代價，喚起全社會的良知和行動，特別是呼喚社會名流們拿出實際的行動。而自由知識界卻一直不肯加入到他們的行動中來，黨內開明派也不肯真正地與他們對話溝通。所以，他們自然認爲自己是八九運動的主體和正宗，很難接受黨內開明派的居高臨下的俯視姿態，更難以接受自由知識界那種只動口而不動手的懦弱姿態。

八十年代，在意識形態上，自由知識界作爲執政黨的改革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同時作爲民間社會的主要代言人和啓蒙者，這種雙重身份使他們在八九運動中的整體角色，常常變得曖昧不清。更重要的是，在運動突然爆發之前，他們既沒有明確而深入的自由理念而更多的是期盼“青天”的心理，也沒有什麽精神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在運動開始之後，他們既沒有駕馭自發群體運動的組織能力和技術操作的經驗及應對突發事件的策略調整，也沒有平等的公民意識及參與精神；而他們最缺少的，無疑是在大恐怖面前的堅定的道義立場和無畏的良知勇氣。運動開始時，他們大多持觀望態度，其理由居然是不給官方以打壓運動的藉口；隨著運動迅速擴大並達到大絕食的最高潮時，還有一些人只想充當政府與學生之間的周旋者，去廣場擅自宣佈代表學生與政府談判；他們中積極的投入者，即便成立了類似學生自治組織的知識界聯合會，也主要是聲援性質的，並且在沒有和學生充分溝通的情況下，發表了“5・17宣言”，把運動的主要矛頭指向了鄧小平，使運動的目標過早地轉向了“擁趙倒鄧”，給了保守派罷免趙紫陽的口實，讓鄧小平堅定了實行戒嚴的決心，因而在八九運動的策略上鑄成大錯，我甚至以爲，這個策略上的錯誤遠遠超過學生們犯下的任何策略上的錯誤；在宣佈戒嚴後的一片恐怖之中，他們中的大多數便開始臨陣脫逃，而在最嚴峻的大屠殺時刻，只有極少數人與學生和市民站在一起，面對劊子手的坦克和槍口。大屠殺開始之後，當無數市民走上街頭搶救死傷者、抗議中共的法西斯暴行之時，自由知識界早已逃向了安全之處。大屠殺之後的整肅期間，留在國內的大多數自由知識界向政治強權的高壓屈服，而逃往國外的人把苦難作爲資本，任意地揮霍死難者的鮮血。從猶豫觀望到熱情參與至大面積逃亡或背叛的三部曲，充分顯示了這一群體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道義上的無底氣。政治上的不成熟還可以得到理由充足的辯護，而道義上的無底氣就只能證明這一群體在整體上的懦弱。以至於到現在，當年參加運動的風雲人物中，連一個能被國內民衆和國際輿論公認的道義象徵都沒有。

作爲例外的是陳子明和王軍濤，中共政權視他倆爲“職業反革命”，因爲從“四五運動”到“西單民主牆”、“大學競選”，從創辦“北京經濟科學研究所”到全面參加八九運動，他倆幾乎捲入了七、八十年代所有的民間政治反對運動。他倆在保持與黨內開明派的智囊人士的經常性溝通的同時，一直堅持獨立的民間立場，並且從頭到尾深深地參與八九運動，他們兩人的命運與這一悲劇運動緊緊連在一起，六四大屠殺之後，不僅陳、王二人被作爲頭號黑手判刑十三年，而且研究所被查封，上千萬資産被強行沒收。遺憾的是，由於沒有應對如此大規模民間運動的經驗，他們從頭至尾的介入，並沒有在關鍵的時刻減緩運動的激進傾向。

以六四的血腥悲劇結局而落幕的八九運動，真正證明的不是學生的不成熟，而是黨內開明派的不成熟；不是學生們的居功自傲和盲目輕率，而是自由知識界的名流意識和盲目輕率；不是學生們的幼稚的英雄主義，而是自由知識界的懦弱的犬儒主義。嚴格的講，八九運動的失敗，不是學生及廣大民衆的失敗，因爲他們已經爲這個社會提供了足以改變歷史進程的民意基礎，他們做的最多、付出的鮮血也最多，而是黨內開明派和自由知識界的整體失敗。

特別是自由知識界的失敗最爲慘重，他們與黨內開明派的聯盟破碎了，與學生們之間的精神紐帶斷裂了，與民衆之間本來就極爲脆弱的關係更是蕩然無存。極少數仍然堅持自由主義信念的知識份子，也只能處在自說自話的單打獨鬥之中，根本無法形成像樣的民間壓力。

八十年代的年輕大學生們，曾經爲中國社會的整體變革提供了絕佳的民間舞臺和時機，但是，由於長著鬍子的人們的整體不成熟和懦弱，使年輕生命所付出的代價和提供的時機至今沒有結成正果。我們還會有這樣百年不遇的時機嗎？如果有，但願長鬍子的人們能做的好些！
2001年5月6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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