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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1日訊】 過去的一個千年，除去最後一個半世紀，中國的文化、思想、學術，總的來說是非常穩定的，是的，過於穩定了，以至於我們只好說處於某種停滯狀態。而對思想、文化而言，再也沒有比這個更糟糕的了，因爲它缺少了最寶貴的品質：創新。

　　問題的關鍵在於社會的變革：漢唐時代的貴族制度，被士大夫據主導地位的官僚制度所取代。貴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制約皇帝的權力，而官僚卻是皇帝的奴僕，而官僚的來源正是知識份子，其渠道就是科舉制度，考察中國思想、學術、文化品格，這是關鍵之所在。

　　當上一個千年開始的時候，中國的知識份子已經高高興興地進入一個巨大的牢籠：大宋王朝把唐朝開始實施的科舉制度發揚光大，唐朝考試的側重點是詩歌文學，而宋朝則把考察重心轉到儒家道德倫理哲學上。此一變化的結果是，知識份子深深地陷入“泛道德化”思維方式，道德成爲他們判斷任何事物唯一的標準。所以這千年間最偉大的儒學大師竟會說出“失節事大、餓死事小”這類缺乏最起碼良知的話，而千百年間竟也被奉爲顛撲不破的真理。而且道德標準也只有一種，所有人的標準都是一致的。

　　在中國，知識就是倫理學，而掌握道德知識的知識份子便自認爲是社會秩序的維繫者，此種道德優越感給了他們蠻不講理地批判社會的勇氣。“清流”一直是知識份子中最勇敢的一群，他們總是搶先一步佔領道德高地，比如在南宋與北方遊牧民族的對峙中，堅定地反對任何議和努力，比如在清朝末年堅定地反對一切向西方學習的企圖。

　　他們是堅定的我族中心主義者。儘管新儒學的一大知識淵源是外來的佛學，它成型以後卻反對輸入、接受任何外來知識、思想。明末清初傳教士曾介紹過西方的學術、思想，然而，卻被中國知識份子傲慢地拒絕了，幾乎在後來的思想學術中沒有留下多少影響。

　　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迹：一種思想體系（新儒學）控制一個民族知識份子的頭腦近千年。這個民族幾十代最聰明的人，就在那一個思想學說中打轉，他們連篇累牘所寫的一切都不過是修修補補。

　　知識份子的地位則是每況愈下。千年之初的大宋王朝尚能堅守一條：絕不殺士人，因思想而獲罪似乎也不並普遍。短暫的蒙古人統治時期實行等級制度，知識份子僅比乞丐高一等；所以朱元彰起義，當時最傑出的知識份子都跟隨革命，革命成功，知識份子全面融入官僚體制，便無話可說，無思想可想，到後期，宦官控制權力，知識份子憤而抗爭，但每次被驅逐、被砍腦袋的都是知識份子，即使貴爲宰相，惹翻了皇帝，也可以被拉到午門外扒了褲子打一通屁股，連起碼的人的尊嚴都沒有了；這種壞運氣一直延續到清朝，在如今的電視裏風光無限的雍正、乾隆大搞文字獄，知識份子一頭紮到故紙堆中，做起考證的學問。

　　這一千年的知識份子，可能有權力，但沒有地位；可能挺幸福，但沒有尊嚴；可能有文化，但沒有思想。（2000，1，1）

──轉自《自由主義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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