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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1日訊】 大學應該是文化殿堂。但中國社會正在轉型，大學也充斥著轉型期無法避免的雜亂：教師良莠不齊；教學內容新舊雜陳；該管的沒管好，不該管的卻橫加干涉。方生未死，錯綜糾纏。人生是不斷的選擇；此時此地，選擇更爲緊迫，更需謹慎。青年朋友一再詢問，盛情難卻，不揣淺陋，就所見所聞，說點感觸、思慮。如果有人看後受到一點啓發，或引起開心一笑，就算意外收穫了。
1，命運的主人是你自己。
環境、機遇，當然重要；但條件相同，結果可能大不一樣。決定性的因素是個人的意志。我很喜歡一首詩，那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英國詩人吉卜林寫給自己的兒子的。題目叫《如果……》。請聽聽他是怎麽說的：
如果在衆人六神無主之時，
你能鎮定自若而不是人云亦云；
如果在被衆人猜忌懷疑之日，
你能自信如常而不去妄加辯論；
如果你有夢想又能不迷失自我，
如果你有神思，又不至走火入魔；
如果你在成功之中能不得意忘形，
而在災難之後也勇於咀嚼苦果；
如果聽到自己說出的奧妙，
被無賴歪曲成面目全非的魔術而不怨艾；
如果你辛苦勞作，已是功成名就，
還是冒險一搏，哪怕功名成烏有，
即使慘遭失敗，也要從頭開始；
如果你跟村夫交談而不離謙恭之態，
和王侯散步而不露諂媚之顔；
如果他人的愛憎左右不了你的正氣；
如果你與任何人爲伍都能卓然獨立，
那麽你的修養就會如天地般博大——
而你，就是真正的男子漢了。
我的兒子！
應該補充一句：如果你生爲女人，又很在乎性別差異，那就把“男子漢”之類的字眼都理解爲一個“真正的人”吧。詩人筆下的完美人格是：剛正不阿、不卑不亢、永遠進取、自由、尊嚴的現代公民。一個現代國家的盛衰決定於什麽？它是否完成了人的解放的歷史任務，國民有沒有真正獲得現代公民應有的獨立、自由和尊嚴。離開這個基本點，你無法理解啓蒙運動以來的世界史。一個現代人成敗得失的奧秘在哪里？也在是否真正認識和捍衛了現代人不可或缺的獨立、自由和尊嚴！所謂培育人文精神，就是要把現代文明的永恒價值：自由、平等、人權、法治、民主，牢牢植根于每個公民特別是知識階層心中。 [1]這個詩人反復叮嚀的是人格的錘煉，那是由於在他那裏社會生活現代化早已成爲現實。由於現代化尚是奮鬥目標，身爲中國人可注定更加艱辛，舉手投足會碰到許多千奇百怪的束縛。於是，樹立獨立人格與維護公民權利和尊嚴成了密不可分的過程；要提升人格就不能不關注社會環境的改革；這需要更堅韌的奮鬥。
2，不斷衝擊思想洞穴。
少年多夢，有夢是福：摘取諾貝爾獎？入主中南海？超越蓋茨？安安穩穩做白領？……夢想成真，條件不一而足。最重要的一條是勇於審視自己和社會環境的思想局限。不管你有沒有意識到，人總要受到歷史和傳統的羈絆。那是遮蔽眼光的洞穴，是剪不斷、理還亂的盤絲洞。要發展，就要敢於用嚴厲的眼光審視和批判現實與歷史。個人、集體、民族、國家……概莫能外。對中國人說來，這更爲迫切，卻又特別艱難。
多年來，海內外學者一再探索，爲什麽東方國家專制主義傳統那麽根深蒂固？不可能有統一的結論。通行的說法是：古代社會，大陸型環境，自然災害（如洪水）頻繁，抵禦災害需要堅強的氏族組織和相應的專制首領；與之相適應，形成了爲它服務、源遠流長的以集體（國家、民族、家族）扼殺個人和個性的思想文化傳統。千百年相傳不變的小農經濟，又爲它建造了深厚的經濟基礎。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執掌權力的人們把國民都看成臣子或下屬，經常以國家或集體的名義，要人們歌功頌德，不願甚至不准揭露黑暗，批判兇橫。“群言淆亂衷於聖”，欽定經典就是是非標準。“內聖外王”，王就是聖！統治者養士，其目的一是充作文學侍從；等而下之者，俳優蓄之。二在衛道。自由思想、獨立探索是異端。君主兼聽納諫，固然要齊聲讚頌盛世明主，胸懷博大。實在混不下去了，擦洗修飾，也要善說巧辯，擬定“罪己詔”，劃好框框，以免不識高低之輩出格，又可顯示主子英明。
於是，高山大海阻隔著以“地大物博”自詡的“華夏”內外交流；號稱“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在凝聚最大族群的同時，演變爲自我封閉的思想鐵桶和“天朝”體制。這是19世紀40年代以降的清帝國十年一戰，每戰必敗的主要根源。而在20世紀下半葉，這一自我封閉的思維模式和體制，整容以後，披上革命外衣，又成了屢遭挫折的重要因素。先哲雖有“三省吾身”的明訓，那是要整肅個人，使之成爲馴服工具。國家、民族有什麽弱點？有哪些褻瀆文明的污穢？除了“罪己詔”說過的，不許人們置喙。我們沒有懺悔的傳統；更沒有形成讓人們暢所欲言，自由反思的民主制度。
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有些喜愛追趕時髦的中國人，往往從國外極端流派中尋找自我封閉的新盔甲。“後殖民”、“反對文化侵略”、“各種文化是平等的，無先進落後之分”、“美國的臭蟲大得很”……萬變不離其宗，說到底，無非是一句話：中華文化經天緯地，何必向洋鬼子學習！他們不承認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無缺，但現代主流文化具有普適性；17世紀（甚至更早）以後，中國確實落後了，直至今天，學習現代主流文化的任務遠未完成。
面對這樣的環境，不甘平庸乃至沈淪的人們，應該像馬克思和魯迅那樣置身于“世界公民”或“世界人”的行列，以人類文明應有的高度爲準繩，用批判的眼光審視一切。不要諱言自己、本國和本民族的弱點和錯誤。沒有那個人、那個國家因爲正視問題而削弱；虛驕卻足以貽誤個人的一生和國家的命運。前提是瞭解和熟悉世界的有關情況，自覺抵制一切形式的自我封閉。魯迅曾嚴厲譴責“聾啞的製造者們”，指摘“他們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聾而啞，枯涸渺
小……”。 [2]除了制度改革以外，自救之道是熟練掌握外語，上圖書館，上互聯網，千方百計尋找新知識、新思想、新資料，明辨是非，拓展自己的視野。
3， 不要踐踏和玷污文明。
進入大學校園，必須首先記住：切勿褻瀆學術和思想！
大學要傳承文明，還要更新、發展文明。爲建立這樣的學術、文化和思想傳承、更新中心，需要現代化的設備，充足的圖書，出色的教授……而最重要的一條則是在現代大學精神指導下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什麽是現代大學精神？那就是蔡元培說的：“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 [3]沒有這一條就沒有真正的現代大學，必然扼殺學術文化發展的生機，阻礙國家健康發展。
請記住，如果你聽到與標準教科書不同的觀點，那是學者在履行自己的職責。不但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是這樣，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也不例外。自由爭辯、自由探索是現代學術和思想理論發展的惟一道路。但這一常識要在中國轉化爲習慣和制度，意味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改造，談何容易！1917~1927年間，蔡元培出長北京大學，最爲頭痛的就是對付對學術自由的干擾。1919年，竟爲此憤而辭職：“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時代， 是世界著名專制的國家，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的有點新思想的人 ，提倡點新的學理，發佈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那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辨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干涉。於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麽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麽?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麽?” [4]
近半個世紀的學苑也很不平靜。“學術批判”、“革命大批判”及其變種此起彼伏。雖然無一不是“無知批有知” [5]的別有用心的鬧劇，歷史已經或一定會作出公正的審判，但在衛道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度裏，有人卻能得到某些現實利益。良知和利益，人們面臨嚴峻的選擇。
每當走進中山大學文科大樓，牆上的汙迹映入眼簾；或聽到某個教師、學生肆意褻瀆學術和良知；湧上心頭的總是一句名言：“最大的失敗是教育”！不由得不一再默念：文明要戰勝野蠻與卑鄙，路漫漫而修遠！
2000年4月22日于廣州中山大學
發表於《同舟共進》2001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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