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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0日訊】 千禧年前夕筆者評論：二十一世紀前期，除非發生意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PRC）將是世界上頭號強國美國的頭號敵人。美國會繼續在中國周邊造就日益增大的戰略壓力，迫使北京把更多的資源移用於戰備。大概只需要十五年，PRC就會被拖垮（原載「明報月刊」二○○○年元月號《美中對抗中的四種主義》，見 //bignews.org/20000112.txt ）。

　　速到的驗證

　　過去一年多的事態演變，快速證實了以上的悲觀預測。代表政治右翼的布希僥倖當選，只是加速了這一原是隱形的大趨勢。五月份美國主要報刊連續報導，美國國防部及相關的研究機構向總統建議：美國要把戰略重點由歐洲轉向東亞，定北京而非莫斯科爲首要假想敵。成倍增加瞄準中國大陸的核彈，增派亞太區域的航空母艦、核潛艇、戰略轟炸機。

　　更爲兇險的，是美國著手佈置多層導彈防衛系統，公開承認目標之一是PRC。

　　美國重操牛刀

　　所有熟悉冷戰史的人一眼便可看出，美國新近對付北京的諸般撒手鐧都是當年用作對付蘇聯的。其中最明顯的是導彈防衛系統，它直接脫胎於一九八○年代雷根的星球大戰計劃。

　　至於這些殺手造成了何種效果，今天已經明白無疑。今年三月解密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冷戰文件顯示，「雷根一九八○年代強大有力的、耗資巨大的軍備，促成了蘇聯的垮臺，因爲它衰弱的經濟支撐不了與美國相匹敵的軍備。」這個評估與俄國的資料互爲印證。曾任六位蘇聯首腦外交助理的Georgi Arbatov在回憶錄《制度》中說：

　　「美國人很快就算出來，在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只有美國及其盟國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情況下，軍備競賽提供了一條於他們而言絕對可靠的途徑來損耗蘇聯的實力，最終有可能通過經濟消耗戰來完全擊潰蘇聯。正是在雷根執政的最初幾年，制定了競爭戰略的構想和軍備計劃，其目的專在『使蘇聯以往的國防投資過時』。他們憑藉自己的方案，迫使我們在最不利的、昂貴的、拖垮我們的環境中進行競爭。」

　　美中較量的物力方面

　　二十一世紀初的PRC，與一九八○年代的蘇聯相比，無論就人均GNP、科研水平、軍工産業質量、自然資源藏量，還是軍隊現代化的程度，都相差甚遠。一九八○年代美國以年均二千多億美元的軍費，再加上盟國的一千多億，活活拖垮了蘇聯。美國目前的年度軍費三千一百億美元，它把戰略重點轉向東亞，就迫使北京起而應付。雖然北京不至於輕率到在世界多處與美國的新軍備較量，僅僅在中國大陸周邊抵禦美國的戰略壓力，就已經力不自勝了。

　　北京比莫斯科強的一點，是國際貿易活躍，這有助於帶來軍備所需的資金和技術。但不要忘記，迄今對中國大陸最主要的科技輸出國（包括留學生培訓）和第二大投資國，是美國。隨著美國把PRC視爲首要對手，它不會容忍北京繼續享有巨大的貿易順差，和吸取美國科技的寬鬆機會。近來接二連三的美國抓華人「間諜」便是一例。正如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所說：「與美國的嚴重危機，也將對外國資本和技術的流入中國帶來最消極的長期影響，嚴重阻礙中國的經濟增長。」

　　可怕的百分比

　　抵禦美國的戰略壓力就已令北京力絀，雪上加霜的是臺灣、日本、印度、越南均視其爲主要假想敵。

　　《華盛頓郵報》三月六日報導：面對周邊的緊張局勢，北京未來五年內每年增加軍費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西方分析家估計，PRC現有的實際軍費是公佈數目的三倍，達四五０億美元，約占GNP的百分之四點五。

　　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局長的William Odom在《蘇聯軍隊的崩潰》中引證，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說：「一九八五年四月以後，我們面臨削減軍費的任務……軍費竟然占整個國民經濟的百分之十八，背負這個包袱，經濟無法正常運轉。」即便是政治上保守的很多蘇軍將領，都認爲這種狀況需要改變。到了一九八九年即蘇聯瓦解前夕，莫斯科首次公佈的較真實的軍費預算近八百億盧布，是它先前一直發表的數額的近四倍，約占它GNP的百分之十一（接近西方歷來的估計）。

　　因此，我們可以把蘇聯衰落期的軍費比例作爲參考點，推論：若一個國家的軍費保持在GNP的一成多一點，其經濟就受嚴重牽制，無力發展。若保持在近二成的高度，其經濟就面臨崩潰，除非它能獲得鉅額無償外援。

　　假定PRC未來可保持GNP年增長率百分之七，而它按計劃每年增加軍費百分之十八（今年約爲此數）。約在十年後，其軍費將占GNP的百分之十一；十五年之後，約占百分之十八。那便是當年美國拖垮蘇聯、「不戰而屈人之兵」時的狀況。

　　美中較量的智力方面

　　歷史昭示，兩國相爭，成敗既取決於物力，也（甚至更）取決於智力。智力主要指政策創意、戰略構想和計謀策劃。世界戰略學史上最早闡明此道理的是《孫子兵法》：「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蕞爾小國或可能缺智慧，龐然大國從來不缺智慧，因爲生物學規律不會讓巨量人口主要由弱智者組成。大國缺的只可能是把智慧運用於適當地方的制度。

　　當今美國應對北京的陣容龐大而多元，在朝在學在商，交叉互通。政府裏對北京持強硬政策的，多爲當年鬥垮蘇聯的參與者，積累了與共產黨政體打交道的豐富實戰經驗。更根本的，是他們堅信歷史站在他們一邊，未來屬於資本主義加普選制而非共産主義加新聞封鎖言論鉗制。有此信念，他們就會步步逼進，不達目標不罷休。

　　但還有比他們更極端的右翼，如被稱爲「藍隊」的一組國會助理、政策專家和政治操作者。他們反對共和黨許多要員試圖通過與中國大陸的密切經濟交往而促成其改革，力主在政治和軍事上對北京更強硬。像當年對蘇聯一樣，四面遏制，必要時不惜兵戎相見。最佳選擇之一便是向臺灣提供更尖端的武器，與對岸硬碰硬。

　　美國政治的左翼，也有對北京的極端強硬派。他們雖然在本國政策上與右翼爭執不休，但出於人權、西藏問題等原因，照樣對北京處處打擊。只不過他們更倚重政治和外交手段，而非軍備。

　　民主黨內輔助克林頓制定「美中戰略夥伴」概念的派別，現在已被擠到邊緣。分析家估計，僅僅一個海南撞機事件催發的美國民間敵意高漲，就將迫使幾十名國會議員轉向強硬派，否則選票難保。

　　美國諸派之你去我來，並不影響各自相對獨立的運作基礎和彼此對話。這就使得各種美中關係的研究生生不息，新觀念和新招數源源不斷。每當美中關係出現什麽新態勢乃至突發事件，或有人想製造新事態以達到某種政策和戰略目標，都面對一長串形形色色可供選擇的方案。只有多樣化，才能比較出各種選擇的收益和代價。美國的這種體制，可稱爲「多元靈活反應主義」。

　　北京的「三不」

　　美中間的較量，中方的物力遠遜于對方，理應特別側重己方的智力潛能。北京偏偏不這麽做。與美國多元靈活反應截然相反，北京的應對體制可稱爲「自我閉鎖主義」，主要由三部分組成。

　　第一是「不通資訊」。海外中文外文有關美中關係的國內國際因素之現狀和淵源的大量深度分析和廣度報導，在中國大陸主要的大學學報、學會期刊、時事雜誌和大報上，極少見到。這意味著，中國大陸數千萬受教育程度最高、從事觀念和知識生産及承傳的專業人士，與事關本民族國家興衰存亡的資訊，處於日常的隔絕狀態。

　　有人會說，不下達廣大知識界的這類資訊，會上達中共高層。但問題在於，資訊的真僞優劣只有在公開流通中才能被辨識。把這類資訊封鎖在秘密管道裏，一是會造成持續的扭曲失真，二會幫助特別利益的個人和小集團壟斷最高領導層的耳朵，造成錯誤判斷和決策，三會促使本國專業研究素質的全面退化。

　　人們往往高估秘密資訊流通體制的效果。僅舉一例：中國大陸經手臺灣問題的機構不可謂不多，人力財力不可謂不豐。然由於秘密作業，資訊扭曲得不到及時糾正，使得北京對臺灣大選的情勢連連誤判！不透明的體制對同文同種、隔海相望的臺灣都反映失真，你還能指望它在遠爲複雜的美中關係上表現更佳？

　　第二是「不許討論」。舉凡一切意義重大、攸關中華民族命運的問題，中共上層都不允許進行公開嚴肅的、客觀系統的討論。允許公開討論的只是小問題。其實小事無需討論就可處理，因爲處理錯了也不影響民族興衰，大事才亟需公開討論。像美中關係這樣的大事，牽涉兩岸三地、東亞和太平洋多國的國內國際因素，很多方面史無前例，其複雜詭譎的程度，遠非一個人或一小幫人的大腦能夠思考透徹。況且，任何個人或部門都免不了偏見和特殊利益牽挂，只有通過公開冷靜的討論，盲點才能被消除，偏見才能被中和，詭計才能被揭穿，創見卓識才能被激發而出。在此基礎上制定的外交戰略，才能少上圈套，少付出血淚代價。

　　第三是「不納圈外」。凡是來自「圈子外」的建議與忠告，北京基本上都不予採納。這個圈子近年來愈益收縮，變得越來越小，最後好像只剩下當政者自己、家屬和貼身秘書。這種「只信家人，不聽外人」的管理模式，經營一個小企業尚可，經營大型跨國企業絕少成功。經營風雲詭譎的國際局勢中的大國外交，其效果可想而知。

　　其實，在兩岸三地、海外華人圈子和真正尊重中華文明的洋人裏，有許多基於堅實的研究和近身的觀察的新主意好設想–如何緩解台海兩岸的敵對，以避免外力大規模介入造成大陸臺灣雙輸；如何呼應美國各界對中國持正面態度的力量，以縮小極端反華論點的市場；如何逐步改善大陸內部的政治和人權狀況，以化解在國內外四面樹敵的困境，等等。對所有這些理性的建議，北京都雙耳緊鎖。

　　武鬥不敵，智鬥遜色

　　美中較量，北京物力遠不及對方，智力亦遠不及。這主要歸咎於它實行「三不」，把自己閉鎖在缺乏創意和遠見的思維死巷裏。《孫子兵法》告誡將帥：要有「知諸侯之謀」、「通於九變」。而今天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北京只會發出那些別人不信、它自己也說不圓的套話和空話。

　　爲什麽竟至如此？G. Arbatov對蘇聯衰亡期的觀察一語破的：

　　「現存的政治上層建築把政治生活限定於極狹小的範圍。它根本不適合於發現和分析變化著的社會現實……不適合於動員社會上的智慧潛力去解決湧現的問題。因爲決策者的壓倒一切的任務是堅定不移地抵制變動，不惜任何代價維持現狀。這個任務至高無上，所以最高層要求各級國家機關、黨組織、社會科學界、大衆傳媒都得這麽做。它們要幫助掩蓋日趨嚴重的問題，飾以穩定、成功和進步的假相。這麽做過，最後一批可以進行公開討論的孤島消失了，保密的領域則擴大了。每發生一次領導層所不悅的爭論，就會有新的領域被界定爲『國家機密』」。

　　歷史將再次站在悲觀者一邊？

　　二十世紀尾，多種西方文字的報刊書籍成千次地引用一七０年前拿破侖的預言：「最好讓中國長睡。一旦她醒來時就會搖撼世界。」因爲其時兩岸三地的經濟增長和合作初顯神威，大中華似乎已經蘇醒。不過，類似的蘇醒苗頭在二十世紀已經有過兩三次，每次都落了空。根本原因是堅持自我服務的中國統治機構，爲不希望中國蘇醒的外國勢力創造諸多良機。

　　而今天，爲了對付紅色恐龍PRC，美國已經抛出當年拖垮紅色巨熊蘇聯的套索。一些迹象顯示，北京似乎正把脖子朝裏伸。兩岸三地將有千百萬無辜的人民，隨著它作殉葬品。

　　解開這個致命套索的關節，其實多半不在美方而在中方自己的手裏。

──原載《大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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