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0日訊】 每個共產黨國家都有一套官方意識形態，如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北韓，這個官方意識形態是金日成的“主體思想”（Juchi或Subjectivity)。對“主體思想”的忠誠被列爲北韓1972年憲法第四款，研究“主體思想”的“主體科學院”成爲北韓社會科學的最高機構，官方宣傳甚至說要把整個國家“主體化”。
“主體”的由來
“主體”這個詞非金日成的發明，而是早就存在於朝鮮思想文化領域了。由於歷史上朝鮮長期處於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學、佛教和文字等等）和中國朝貢體制（朝鮮一直是中國的保護國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爲止）的影響下，20世紀初又淪爲日本的殖民地，其民族文化的發展和民族特性的維持一直是朝鮮民族主義知識份子擔心的問題，尤其是在19和20世紀形成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在這樣的背景下，20世紀上半期一些知識份子提出了“主體”的概念，用來和“依附”（Sadaejuui或Flunkeyism）相對應。“依附”不但指對日本殖民文化的順從，而且指在封建時代由儒家學者培養起來的對中國文化的仰慕。總的來說是缺乏民族文化意識，不自覺地用日本或中國的視角來看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可以套用賽義德的觀點，把這種“依附”叫做“朝鮮主義”。
“主體”和“依附”的對立在朝鮮革命時期有了新的意義。金日成是在中國東北起家的從來長期依靠蘇聯（連金正日都是在蘇聯出生的）。二次大戰結束時北朝鮮是由蘇聯軍隊解放的，所謂衛國戰爭又是在中國和蘇聯幫助下進行的，除此之外，北朝鮮大量幹部和軍隊都是從中國回去的，有的是在延安受的“革命洗禮”。戰爭結束後北朝鮮又是仰賴中國和蘇聯的支援才撐了下來。如果說連中國的毛澤東都一直不忘貶低蘇聯的支援，把中囯共產黨的革命完全說成是獨立發展的結果，那麽這個合法性和獨立性的問題對於金日成就更加尖銳，幾乎可以說是他最大的心病。因此，在50年代，從歷史上繼承下來的“主體”和“依附”的對立就和朝鮮革命是獨立的還是依附的這個問題聯繫了起來。金日成要用新的“主體”論來讓老百姓知道他這個最高領袖不是由外國的刺刀扶植起來的，同時也爲朝鮮革命在國際共運中爭得一席之地。
金日成第一次公開提出“主體”的概念是在1955年12月的一次講話中，他把這個概念和政治獨立和經濟自足相聯繫，作爲金日成式的朝鮮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時宣佈開始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概念的提出也和當時黨內鬥爭有關。在同一年，金日成“粉碎”了黨內以朴洪永（Pak Hon-yong）、李松玉（Yi Sung-yop）和樸日愚（PakIl-u）爲首的“機會主義路線”。在黨內一番血戰後，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急於從理論上有所建樹。
什麽是“主體思想”？
金日成“主體思想”從50年代中期提出，經過不斷“豐富、發展”到60年代下半期成形。令人感到難以置信的的是，金日成“主體思想”的中心竟然既不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也不是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指導作用，而是人，如他自己所說：“人是自然和社會的主人，是決定一切的主要因素。”。金日成的公子和繼承人、“主體思想”的權威解釋者金正日有這麽一段北韓人家喻戶曉的話：
“如領袖所教導的那樣，主體思想建立在這樣的哲學基礎之上，即人是萬物的主人，決定著一切。主體思想把人視爲主要因素，從而提出了哲學的基本問題；把人視爲萬物的主人，決定著一切，從而澄清了哲學的原則。
“人是萬物的主人意味著人是世界和他自己命運的主人；人決定一切意味著在人改造世界和塑造他自己的命運中起著決定作用。主體思想的哲學原理就是以人爲中心的原理，它解釋了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
“領袖說得很清楚，人是社會性的存在，有覺悟、創造性和意識。作爲世界的主人，人擁有一種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因爲他有覺悟、創造性和意識。
“領袖用覺悟、創造性和意識給人下了一個新的哲學概念，作爲人這個社會動物最本質的特點。
“覺悟、創造性和意識是人的社會性，它們是社會地、歷史地發展和形成的。世界上只有人才在社會聯繫中指導著自己的生活和活動。他只有通過他的社會關係才能存在和達到目的。覺悟、創造性和意識是只有人這個社會存在才有的。”
一本在印度出版的由北韓理論家編撰的《金日成思想辭典》這樣介紹“主體思想”的核心：“社會由人、社會財富和社會關係所組成。這裏人永遠是主人。社會財富和社會關係都是爲人服務的。”
“主體思想”的實質
然而，人們不能循著通常的思路把這種對“人”的強調和一般意義上的人文主義、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相聯繫。這裏所說的“人”，決不是指個人，所謂“主人”也不是指人是自己個人命運的主人。如同在中國的背景下，毛澤東“世間萬物中，人是最可寶貴的”決不是人道主義的表達，其真義在下半段話：“只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迹都可以創造出來”。對於毛澤東和金日成的這種論述，人們不能象西方學院左派那樣僅僅從字面上來理解，甚至把它們擡舉到認爲其淵源在黑格爾和德國主觀唯心主義哲學那裏，寫出洋洋灑灑的長文。
金日成和毛澤東的思想當然和歷史上的唯心主義哲學（Idealism）和唯意志論（volunterism）看上去有類似之處，但其本質決不是什麽哲學思想，而是由絕對權力滋養起來的自大狂（megalomania）。到這些人身上去尋找什麽哲學傳統和文化背景，是只有書呆子才做得出的事。至於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強調，在北韓和中國的共產黨體制下和人文主義對人的力量的讚美完全不是一回事，它不過表達了這些領袖要不顧客觀條件的限制把人驅使到極限以實現其烏托邦夢想罷了。否則，對人如此“高度重視”，這些餓殍遍野的國度的領袖豈不成了世界上頭號人文主義者？
因此，所謂“主體思想”把人的精神、思想、覺悟和創造性放在如此至高無上的地位，完全是出於要在貧窮落的朝鮮實施朝鮮模式的趕超戰略和向共産主義的提前過渡。“主體思想”問世的同時朝鮮宣佈結束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過渡，不久又提出了在15年內趕超東歐社會主義小兄弟的計劃，開展了“千里馬”運動，制定高指標，打亂正常工作秩序，用軍事化手段指揮經濟，建立生産突擊隊，學校關門，把教師和學生驅趕到工廠農村參加勞動，所有這些都和中國的大躍進不謀而合。
正是在金日成提出其“主體思想”的同一時期，“毛澤東思想”中那些在“民主革命時期”曾經“指導我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實用理性越來越被毛澤東的個人自大狂所取代，這種歷史的相似性決非巧合。毛澤東相信“正確的思想一旦被群衆所掌握，就會變成無窮無盡的物資力量。”這裏的“正確思想”指的就是他自己的思想。金日成則有所謂“創造性”（Changuisong）一說，也指群衆在他的思想指導下煥發出來的改造世界的力量。
“主體思想”的功用
回顧20世紀共産主義運動理論發展的歷史，金日成的“主體思想”聽上去雖然有些玄妙，實際可能是所有那些“理論”中最惡俗的一種。“主體思想”問世後唯一實現了的目的是爲金日成的個人崇拜服務，把朝鮮人民流血流汗創造出來的物質成就都歸功於金氏，如北韓《勞動新聞》所讚頌的那樣：“您用雙手清理了美帝發動的企圖摧毀我們光輝建設成就的罪惡戰爭的廢墟，在您的雙手下崛起了無數的鋼鐵廠、機器製造廠、合作農莊、學校、醫院和劇場”，“您，我們的領袖，能讓鮮花在鳥兒都不願棲足的荒島和野山上盛開。”
“主體思想”的另一功用，如一些外國學者所指出的，是爲北韓提供了一種神學，一種信仰體系。正如主體思想的另一個理論家黃長樺（前不久叛逃）有一次對外國學者所說：“只有被‘宗教化’之，主體思想作爲一個哲學體系才變得完美”。北韓人民被教育說，只有不斷地用主體思想武裝自己，清除一切雜念，他們作爲人才能變得逐步完美，最終達到和“主體”同一境界，在那個層次上其生命獲得永恒的價值。沒有“主體思想”的人生就象晨霧一樣短暫而留不下任何痕迹。在這個意義上，金日成的“主體思想”和毛澤東思想一樣，是在政治意識形態或哲學思想的掩蓋下爲其臣民提供信仰，而他們自己則是上帝。
“主體思想”還有一個現實功用，是爲金正日接班搭橋鋪路。小金1964年在金日成大學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文藝戰線”工作，舉辦了一些有他父親出席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之類的活動作爲政治亮相，之後搞出了一些北韓模式的樣板戲，爲他父親大搞個人崇拜，如《血海》、《賣花姑娘》、《金姬和銀姬的命運》、《一個自衛隊員之死》、《鮮花盛開的村莊》以及《摘蘋果的時候》等等。
當“主體思想”漸漸成形後，小金便一手壟斷了對這個國家意識形態和政治神學的解釋權。60年代下半期，在他的建議下，朝鮮勞動黨中央作出了關於實行政治學習制的決定：黨員幹部除每天兩小時用於政治外，每星期三和星期天舉行學習和討論，每年再集中一個月學習，主要是讓幹部們翻來複去地把他老子的那些“主體”概念背熟。他對其老子思想的解釋和概括雖然對任何一個有起碼理論修養和文法知識的人來說都有不知所云之感，但無人敢質疑他的權威。他還建立了“金日成同志革命史績博物館”和“金日成同志主體思想研究中心”，在那裏樹了一個他父親的高大的銅像，並在全國普遍建立這個中心的分支作爲控制幹部思想的手段，從灌輸主體思想入手培養幹部，培植自己的人馬。
小金1969年被任命爲中央宣傳與鼓動部副部長並於1973年升爲正部長，同年出於黨內一些元老的“提議”，在一次日程上原來並沒有人事安排的中央會議上他被“選”爲中央政治委員會（相當於政治局）委員，並被內定爲金日成的繼承人。其後他更是掀起了把“主體思想”（此時又叫“金日成主義”）滲透到社會基層每個角落，變成北朝鮮唯一的思想的政治運動。1974年2月上任不久，他在一次黨的宣傳教育幹部全國會議上作了題爲“爲把金日成主義貫徹到全社會的黨的思想教育活動中的若干緊迫問題”的報告。4月份他又發表題爲“理解主體思想時的一些可能的問題”的談話並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題爲“讓我們更堅定地在全黨和全社會樹立這一個和唯一的思想”，另一篇題爲“我們黨的宣傳和出版事業是把金日成主義灌輸到全社會去的有力武器。”同年7到8月間，他主持了黨的宣傳工作積極分子會議，又作了題爲“讓我們從根本上改進和加強黨的工作，強有力地開展把全社會統一在金日成主義之下的運動”的報告。
就是這樣，“主體思想”又成了兒子爲老子搞個人崇拜，進而爲自己獲得和鞏固接班人的地位的工具。這種奇事只有發生在集一黨專政、個人崇拜、神學政治和家族世襲爲一體的古今罕見的共產黨制度下。
──原載《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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