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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日訊】 〔爭鳴編者按〕江澤民一意孤行，必欲消滅法輪功，結果陷入騎虎難下的困境，現在終於找到一個擋箭牌：原來把法輪功定為邪教，建議予以消滅的始作俑者是趙樸初，於是江總書記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新華社三月十七日報道說：中國佛教界的領袖趙樸初先生，早在一九九六年已在佛教界指出法輪功是邪教，提出取締法輪功組織，使佛教界對法輪功的鬥爭不斷深入。一九九八年，根據趙樸初的意見，中國佛教協會召開了針對法輪功問題的座談會，進一步明確法輪功是邪教。

趙樸初在中國有著撲朔迷離的身份。在文革期間的一次批判會上，有人質問趙樸初：「你是共產黨員，為什麼信佛教？」

中國是文明古國，自有文明古國特別之處。一九四九年以前，大陸有中共地下黨員，那是為了生存與鬥爭需要；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以後，還是有中共地下黨員，卻是基於革命策略使然。

文革期間向趙樸初提出的上述疑問，似乎是政治笑話一則，其實至今仍具現實意義：趙樸初是混入中國共產黨內的「佛教癡迷者」，還是滲透到佛教界活動的共產黨同志？是佛教培養出來的中共黨員，還是中共訓練出來的佛教領袖？

曾有有心人發問，對法輪功的「邪」定性，是否出自江核心的獨立發明？新華社三月十七日的報道明確地否定說：「法輪功邪教早被趙樸初點破」！

原來早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宣佈取締「法輪功邪教」之前，趙樸初已將法輪功定性為「邪教」，繼而「提出取締法輪功組織、深入揭批的重要性」。等到佛教界對法輪功的鬥爭不斷深入兩年多之後，中共當權者才受到「趙樸初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敏銳性」的感染，效法趙樸初，將佛教界對法輪功鬥爭的「先進經驗」推廣到全國以至全世界。

看來，中國共產黨領袖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敏銳性遠不及中國佛教界的領袖，即使後來將對法輪功的打擊力度加大到「武鬥」，以至派出特務開展「國際鬥爭」，也掩蓋不了抄襲「邪定性」之舉以及取締行動之「落後」。幸而，儘管中共並未公開聲明「邪定性」和「取締方案」的「發明權」屬於趙樸初，但是在中共當權者效法並迎頭趕上之際，趙樸初仍表示「堅決擁護政府關於處理法輪功的決定」，而沒有指責共產黨領袖「盜用」佛教界領袖的重大「發明」。

新華社關於「邪教早被趙樸初點破」的報道，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在鎮壓法輪功的「反邪鬥爭」中，最高「領導者」究竟是誰？似乎有幾種可能：

（一）合乎中國傳統的推理是，中共當權者先指示趙樸初在中國佛教協會搞「揭批法輪功」的試點，「邪定性」和「取締方案」也是佛教協會「接受訂貨」「來料加工」的產物。當權者取得經驗之後，向全國推廣–這樣推理合乎「黨一元化領導」的原則。

（二）第二種推理是，趙樸初自行在佛教界定性，設計「取締方案」，深入鬥爭。待兩年多之後江核心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敏銳性」提高到了趙樸初的水平，如今還要繼承趙樸初的遺志，將「反邪鬥爭」進行到底。

可是這卻變成共產黨領袖受到佛教界領袖的教育與指導–當然不行。

（三）矛盾最少的推理是，趙樸初既是「佛教癡迷者」，又是忠實的共產黨員，既是中國佛教界的領袖，又是中共領袖的高參，在趙樸初身上體現出「無神論」與「有神論」的高度結合；趙「早早點破」，江核心後來跟進，更使「無神論」與「有神論」的結合達到完美的程度–也就是現代化的「政教合一」。

──原載《爭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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