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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9日訊】
假如沒有了朱學勤，上海在思想上就有些貧血了。
我當然沒有理由將朱學勤架空於上海，事實上，如果沒有例如學勤的導師金重遠先生對他的“愛護和保護”，沒有“王元化先生出任”《道德理想國》作爲博士論文的答辯委員會主席，“在關鍵時刻”給予學勤“關鍵性的支援”，沒有滬上其他精神朋友與學勤的切磋砥礪，學勤怕也要出走或流浪異地吧。2000年的一天，我偶然在電視上看到學勤說到他的老母親勸他不要寫“那些惹禍的文章”，（大意）聯繫他在《道德理想國》序言中自述的1989年秋後讀博三年中的“困厄”、“波折”，我就格外猜度到尊敬的人們所給予學勤的幫助是多麽珍貴！但我還是要堅持前述，因爲這指證了扼殺過《世界經濟導報》的城市是多麽的黑暗！
朱學勤爲什麽能走得這麽遠呢？當然與他的天賦與勤奮相關，但我以爲主要的原因不在此，論智商，他的智商可能不比曾率復旦辯論隊獲得冠軍的王滬甯、俞吾金高，論勤奮，他出的書遠沒有例如許紀霖先生多。我以爲，朱學勤所以能走得這麽遠，主要還在於他有著特別堅韌的執著。我下這一結論的根據何在呢？ “1989年秋，風捲殘雲，沈埃未定。我帶著上山讀書的心情 再入學府，投師復旦金重遠先生。……更何況這三年還有這三年的困厄，甚至橫生波折，差一點打斷我在復旦的正常學業。如果沒有金先生在關鍵時刻的仗義執言，多方奔走，我能否把心中積壓多年的一些想法寫出來，或者寫完之後能否順利通過答辯，都是難以想象的事。三年自有三年事，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將來總有回頭細說的時候。”我的結論僅僅基於這裏的最後一句話：“將來總有回頭細說的時候”！爲什麽？這叫“耿耿一念”！“耿耿一念”不是學勤說的，是秦暉說的。學勤與秦暉行文的文體不同，各有千秋，但同樣明白表達了對“風捲殘雲”年月的“耿耿於懷”！人們要說了，既然現在無法細說，又何必憤憤然表露對於邪惡的“不寬容”心迹？這就是我的朋友傅國湧在寫許良英先生時說到的，一個正直書生的“迂”與“硬氣”了！坦率說，有緣有故的憎恨也時刻如烈火在我心裏燃燒著的！林賢治先生說過“叛逆之外無思想”，我願意同樣偏執地說：“6·4”之後──“硬氣之外無思想”！是不是偏執呢？天可憐見。
對於“波折”，少年學勤就已經不生疏了！（我所以特別看重幾位中年進步知識份子，就因爲他們幾十年來一直沒有遠離過驚恐、邪惡的糾纏，這是青年新進們還不可能有的“人格依憑”。）學勤1952年出生於上海，14歲小學畢業，碰上取消升學考試，被分配進一所區重點中學。有一天，淘氣的少年尋找打飛掉的籃球，在學校圖書館牆邊的垃圾堆中，無意間翻動出一大堆“四舊”，不禁大喜過望，並抱了一大摞回家。其中有一本封面封底都已脫落世界史教材，40年代的翻譯本。這少年發現：“早先知道的一些歷史事件，原來都有另一種說法，甚至是相反的說法。例如十月革命，它竟然說：列寧是坐著德國人提供的火車，穿過德俄火線，回到彼得堡，這才有11月7日的事件，……當時看到這一段，我的小腦瓜子‘轟’地一聲，兩眼發直，久久回不過神來。”不久，因不在意將“娘希匹”三個字寫在了“毛澤東萬歲”的旁邊，有了“反革命嫌疑……事發後，全家籠罩著一種殯儀館氣氛，就像剛死過人一樣。父親當時在單位裏也有運動壓力，聞訊大怒，認爲全是我愛讀舊書之過，將我的一個書箱撬開，一本一本全撕了……我成了一個小牛鬼蛇神，成天擡不起頭……”
少年恐怖對一個人的性格與氣質的摧殘是巨大的（這我自己就有切身體驗）。1970年插隊落戶時，學勤說他因爲出於喜歡“問題中人”的大哥哥們而沒有與同級同學一起走，去了河南蘭考，我分析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的少年恐怖在有大胸襟的哥哥姐姐們那裏，才能被稀釋、淡忘，並且確保不被老疤再揭、舊帳新算。
學勤1972年進河南鞏縣工廠做了工人。那時他對回鄉知青懷有深深的同情，覺得他們這些“洋知青”堵塞了“土知青”的路，這細膩的同情心讓我這當年的回鄉知青特別感動──“極左”對我們農村的青年來說，罪孽更多了幾層！
作爲一個文革中的初中畢業生，恢復高考後的學勤直接報考碩士研究生很不順利，個中可能也不乏“波折”，連考四年才考取。1985年學勤獲陝西師大史學碩士學位，畢業後任教於空軍政治學院直至1991年，（這麽說他的博士生涯是在職的？）1992年獲復旦大學歷史系史學博士學位，此前已調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任教，不知何年獲得了教授職稱。我所知道的學勤的著作現有：《道德理想國的破滅》、《風聲雨聲讀書聲》、《被遺忘與被批判的》和與《問題與主義》（秦暉）、《自由的言說》（徐友漁）一起刮出來世紀末思想颶風的《書齋裏的革命》。無一本不精彩。
學勤以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思想理路而奠定其思想學術界的地位。他所以選擇這一課題作其博士論文完全是其長期思想積累的結果。他說：“從精神履歷上說，我屬於1949年以後出生的大陸第三代人。這一代人的精神覺醒，大致可以1968年爲界。……當年上山下鄉的背囊中，不少人帶有一本馬迪厄《法國革命史》的漢譯本。從此他們無論走到哪里，都難擺脫這樣一個精神特徵：以非知識份子的身份，思考知識份子的問題。用梁漱溟總結本世紀初他那一代人的話來說，1968年的這一代人是‘問題中人’，而不是‘學術中人’。……爲什麽法國革命與文化革命如此相近？歷史實在殘酷。‘68年人’中的大多數後來是被犧牲了，或者消耗了，只留下少數幾個幸運者能夠進入學術環境，以學理言路繼續思考68年問題。也許我就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
由於各種原因，學勤的碩士論文只論及托馬斯·潘恩與法國革命的關係，又過了將近10年，他才了卻夙願。
關於“文革”，學勤有幾個重要思想值得人們注意，一是這裏說到的1968年這一反思起界，比大多數論者說到的“林彪事件起界”早了數年；二是“兩個文革”說，這主要是相對于以張承志爲標識之一的，被“紅衛兵”這一“抽象符號”遮蔽了的“藍衫黨”們而言；三是提出源于文革時期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現象。關於第二點，我以爲他主要還是在提醒人們注意“‘文革’並沒有打破前此政治社會的結構”，例如他說到劉少奇僅僅是在他自己遭殃時，才想到憲法與他的地位而不是人民、公民的關係；又如他結合中學時的親見親聞說到：機關、部隊“大院”中的衙內“痞子”，其“大院文化”“還保留有當年湖南農運之底氣”，只是“新式大院再泡上權力汁液，農運之底氣加權力之霸氣”更加“流氓”了！而“文革一過，這些穿黃衣服的人，把打人醜行往一個抽象符號‘造反派’一推，先出國後經商，再不稱心，還能加入第三梯隊。而前面那些出身弄堂穿藍色運動衫者， 則多半在”文革”中期的‘紅色風暴’就已收入網內，或在‘文革’後的‘清查三種人’運動中被打入另冊，拖得再晚，也躲不過1983年夏季那場雷厲風行的‘嚴打’。” 學勤稱此悶打替罪羊式的“否定文革”爲“黃衫党俘獲藍衫黨並將其捺爲自己替身的歷史。” 說得何其深刻、沈痛！一些青年人讀學勤時過多注意他的文采，這是淺讀，學勤的文筆固然有獨特的風格，但他何嘗有半點有文人的閒情逸致，他是在用力發掘被官方惡意遮蔽的深層文革啊！
關於第三點，記得錢理群先生也在爲其友人籃子作序是說到了，很詩意抒情，而學勤的意圖則主要是在探尋那些“思想食指”（不是“文學食指”）們何以“失蹤”！大而言之有三個原因：權力的文革式壓制（學勤勇敢指出“文革還在延續”）、吞噬人文精神的學院體制與動物水準的經濟主義改革，當然還有當年“問題中人”的不爭氣！
學勤是要做定“問題中人”的！毫不奇怪，在同樣“乍暖還寒，間有陰霾”的1995年，學勤參與發起了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發起了，而且決不肯僅僅當一個“報幕員”，也不甘於被橫生枝節的旁溢喧嘩沖沒，而是始終盯住準星，義無反顧，一往直前。先是力批犬儒主義的代表王朔與王蒙，這一點對我們尤其重要，因爲我發現有些所謂“民運”人士與所謂“獨立知識份子”，他們的人格、應世心態其實已經與犬儒主義貌異而神通！（當然這不應當成爲官人與庸人們，從根本上否定民運與知識份子獨立品質的口實！）
請看學勤道義與理性兼當的文字──
“我之所以遲遲不能接受王朔的小說，也難以同意將其評論爲平民文學、後現代試驗、意識形態的有效瓦解或陽光燦爛的日子，就與我‘文革’中的那段記憶過於深刻有關。後來，我也有幸落入過那種大院，穿過幾年那種顔色的衣服，感同身受，則更難糾正這種偏見。”
“凡爾賽（學勤的借代妙筆──引者）的前任文化部長”用他“那口凡爾賽的辯證語言說，這叫‘既不違背四項原則，又能順應市場經濟’。真是見道之語。除此之外，你還能想得出什麽語言能如此透徹地道破形而下前現代痞子文學與形而上後現代話語在表面‘佯痞’或表面‘佯洋’的掩護下，骨子裏算到家的那種政治滑頭與經濟盤算？”
王蒙問題或者王蒙現象是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話題。這個話題固然與文革相關，但更與中國文人傳統有關。關於這一點，魯迅的人格、文化批判，十分精到，但其視野還不夠開闊，而學勤他們則更上層樓，達到了現代文明理性的高度。這高度從最直接的方面看，就是在繼續注意“左”的同時，又超出“左右之爭”，站到“新自由主義”的立場徹底反思中國文人的文化傳統。在接受對王朔基本持保留態度的李輝先生的訪談時，學勤作了一系列相互粘連的綱領性的陳述──
“九十年代，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知識界掉頭向下，而且是放量下跌……向下突破的標誌，就是犬儒思潮盛行……認爲知識份子無所作爲，只能聽任經濟發展，等到經濟發展到一定地步，民主自然會來臨。……典型提法就是籠而統之地說‘告別革命’，告別哪一種革命？如果說要告別過去那種禍國殃民的左傾‘革命’，我不會反對，但是如果把知識份子今天必須保持的抗議精神當作革命情緒來告別，這就需要斟酌了。”
對犬儒主義的批判學勤是做得最精彩的，而這中間他對“傳統文人”與“文史墨客、政客的局限”所作的揭露，更顯得獨特而重要！他這樣說：“毛澤東的浪漫政治，與我們這個民族的官僚結構的歷史傳統也有聯繫。我們科舉舉士，考的是文章辭賦，長期以來産生的是詩人政治家，詩人官吏。縣令、知府、巡撫，長處是吟詩作畫，聽到老百姓擊鼓喊冤，才上大堂理政斷獄，這是他的業餘行爲。一退到後堂，他們喝酒、吟詩、作畫，一派文人氣息。……我對中國官場內外的文學化壓力是持警惕態度的。”
沿著顧准的理路，朱學勤的研究與言說成爲當今中國，對法國革命─列寧革命─中共意識形態與文革及其延續，最徹底也是最堅決的系統清理。到了1998年，清理面對的物件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變化，那就是非官方思想界出現了公開明晰的分野，除了先前的“官廳經濟學”（秦暉語）之外的不論公正與腐敗的“主流學院經濟學”，以及羞羞答答地由“新權威主義”延續下來的“新保守主義”，政治學上又出現了兼具“浪漫左派”、“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朱學勤是最早公開肯定何清漣的一位重量級學者，（與秦暉分別爲何著作序），學勤與蕭功秦都在上海大學供職，私交據說也好，但他毫不諱言與蕭的“新保守主義”價值趨向之間的尖銳分歧，而學勤最投入的則是與“新左派”的爭論，並且鮮明持守憲政民主的“自由主義”立場（這一點與秦暉有基於語境上的差異，二者相得益彰）。因此，可以毫不誇大的說：朱學勤是世紀之交“中國新自由主義”的主將！
他申言：自由主義的“多元、寬容，第一應該針對權勢而言”。自由主義不是用來坐而論道的，而是用來走路的！自由主義的“哲學觀是經驗主義，（洛克、休謨是其古典代表──引者）與先驗主義相對而立；它的歷史觀是試錯演進理論，（波普是其代表──引者）與各種形式的歷史決定論相對而立；它的變革觀是漸進主義的擴展演化，（哈耶克是代表之一──引者）與激進主義的人爲建構相對而立。它在經濟上要求市場機制，與計劃體制相對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議制民主和憲政法治，既反對個人或少數人專制，也反對多數人以‘公意’（盧梭式的“人民”招牌！──引者）的名義實行群衆專政；在倫理上它要求保障個人價值，認爲各種價值化約到最後，個人不能化約、不能被犧牲爲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所謂英美價值觀的發源地！──引者）……”“自由主義者始終將民主與法治列爲他們在當下中國的第一要求，……”
新左派“認爲史達林體制之所以失敗，是因爲這一體制背叛了社會主義的原版，這一說法與文革中譴責蘇聯是變修變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的說法十分相像。”與秦暉相似，學秦也冷靜地注意到自由主義在中國應當有的語境差異，例如“在自由主義已經實現的地方，消極自由再消極，也不會有太大的消極後果。因此，以賽亞·伯林只要創建一門自由主義的‘靜態力學’即可。在自由主義還沒有實現的地方，片面鼓吹消極自由，至少有一部份會被犬儒思潮所利用。”因此我們要“以積極的態度爭取消極自由”。只有把改革延伸到政治體制，在制度層面建設種種權力監督機制，憲政治國，才能既解決社會公正，又盡可能避免中國歷史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學勤先生痛陳新左派的出現蓋因“當年否定文革卻又不許研究的禁令”。學勤深深憂慮：如此下去，“今天有新左派，明天更年青的朋友也許會變成‘新新左派’。這樣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即使贏得尊重，也不會超過日本這樣的民族，因爲它在要求日本道歉的同時，對本民族的內部陰暗卻採取了與日本同樣的封閉態度。在新世紀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確有可能走進世界前列，但它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卻可能是個令人擔心的不可測因素。” ……新左派傾向，首先“是對二十年改革中孕育的機會主義傾向（我理解即所謂的鄧小平及後鄧小平理論及其實踐──引者）的懲罰，是機會主義激起的時代報應”！
還是在接受李輝的訪談中，學勤與一些海外朋友說得一樣明快：“關鍵之關鍵，是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推上議事日程。……一定要在國家制度層面以憲法成文的形式規定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使民間人文知識份子有合法的反對權，處在合法反對位置上，人文知識份子不斷發出批評乃至抗議，……不批判，鴉雀無聲是危險的，只批判，卻不注意批判的方向，則同樣危險。新左派……沒有認識到毛澤東造成的文化革命災害之所在，與他們今天浪漫的批判方向是有聯繫的。” “ ……真正的弊端是權力，技術官僚也好，人文批判家也好，面對這個不受制約、不受制衡的權力，你束手無策，這才是中國問題的Numer One ，中國的第一問題！繞開這一Numer One ，扯那麽多的後現代、後殖民，只會模糊這個第一問題的尖銳性。”
因此，“……只能是這樣：既反對犬儒主義，又反對‘新左派’”！
關於包括“新左派”在內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傾向，學勤寫過多篇文章予以回應，尤以《五四以來的兩個精神”病竈”》著名，因爲這篇大作恰好發表在大使館被炸的前幾天，好似提前幾天發放“雙民主義”的“避孕藥”。──民粹主義有兩個歷史來源，一是中國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社會主義的空想與農業烏托邦兩者一拍即合，三代知識份子就跌倒在這一同構效應裏。民粹主義還有一個歷史來源，更頑固，來自中國士農工商的前現代社會結構。民粹主義在近代中國，可以表現爲五四前章太炎的文化復古，五四以後李大釗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熱烈演說──‘庶民的勝利’，也可以表現爲三十年代流行於上海亭子間左聯作家和酸澀文人的‘懷鄉小說’，還可以表現爲世紀末‘後現代’新左派思潮”。
而民族主義有兩種表現形態。一是理性的民族主義，既能嚴守民族氣節，又能與左傾排外劃清界限。其最佳事例，是在五卅運動那種狂飆突進的方式之後，丁文江一人在談判桌上據理力爭。二是狂熱的民族主義，借愛國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百年內頻頻發作，至今沒有得到清理。
近些年來，思想界對學勤有一些誤解，例如說他完全否定了盧梭的價值，否定了理想與革命，我想，即使是我上述的簡介也足以證明學勤根本沒有那些常識錯誤。學勤是我深愛的常識思想家之一，他的文章很好看也不難懂。但是，我必須承認，自由主義並不能靠粗心大意的淺嘗輒止，就能夠把握到的，自由主義是常識的，但它是經過細心推敲、反復揣摩的思想，比如說，中國人的這樣兩極應世態度或表現，就很難得到自由主義從容不迫、勇而不躁的精髓，一是忍辱負重、綏靖苟且，不疼到自己身上便袖手旁觀；另一種是衆人烏合，一哄而起，成則必撈一把，或者一哄而散，敗則推過於人，不負責任。學勤不是這樣的，我相信他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不是事後說說而已的，而是一定有其行爲中的人格作依憑的，當然，這也只能有待日後由他本人來細說的。
源於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既然是“讓人走路”的，那就必須回答“怎麽辦”的問題。學勤是自覺於此的，他多次談到過這一問題。讓我引述其《讓人爲難的羅素》中的一段話作結──中國人的習慣：不是去造反，就是受招安，要麽揭杆而起，要麽縮頭作犬儒，獨缺當中那種既不製造革命又不接受招安，耐心對峙，長期漸進的堅韌精神。作爲費邊社成員，羅素贊成的實踐方式是：每天前進一寸，不躁不餒，既不狂冒進，亦不受招安；面對不良政治，縱使十年不“將”軍，卻無一日不拱“卒”。
那麽，就讓我們一起踐履學勤說的話，無一日不拱“卒”！
──原載《中國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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