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億農民－中國的活火山

軒轅氏　

更新 2001-05-19 1:49 AM 人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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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8日訊】８０年代中期，當政府著手建設第二條縱貫南北的鐵路干線時，預算的總投資額已比８０年代初期高出近３倍。而到了９０年代初這條鐵路開工施工時，總概算又提高了２倍多，而到３年后鐵路通車時，實際投入的資金總量肯定還會有更大幅度的增長。建設費用急速增長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由通貨膨脹造成的原材料漲价；二是征用農民的承包土地是農民的漫天要价。如果把費用增長的農業因素和工業因素加以比較的話，盡管工業因素的變化速度很快，但由于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會給政府造成摧毀性后果；而農民漫無節制地提高地价則象一個無底洞，政府的任何一項對全民有利可圖的建設計划都將因農民的難以對付而顯得困難重重、難以舉步。僅此一個因素計算的結果是，該條鐵路線如果早開工１０年，費用僅為現在的２５％。這筆錢，原本可以修４條同樣的鐵路！

另一個例子更有趣。中國農村中有首富村出現在深圳附近。這個村的農民將土地出賣以后又將地款進行了獲利極丰的金融投机，目前人均擁有的資金兩早已超過法國農民的富裕水平。土地承包改革，市政府迅速喪失了低成本基本建設的條件。農民已經坐在了談判桌上，伸手向你索取天文數字的地价；他們在荒地上插一些干枯的樹枝，想你要賠償“森林被毀”的款項。因此，有了另一個思路：如果讓農民再飢餓几年呢？多米諾骨牌效應。

中國一位具有改革精神的省委書記在報紙上撰文說：中國的農民純朴、本分，他們唯一的要求是吃飽肚子和耕作自由。他錯了，因為他不了解農民。中國的農民雖然老實馴順（被毛澤東禁錮在土地上達３０年之久而居然沒有發生大規模流亡和起義，足以證明這一點），但是當他們的肚子吃飽以后，他們肯定會不停頓地提出下一個要求。而且這种要求已經不是低水平的生存要求，它將是發展的欲望。發展的欲望是不能阻遏的（經濟學上稱為創造財富的本能；社會學則稱之為人的完善和价值實現；心理學上的原因是貪婪）。順之者存，逆之者亡。

北京的一位大學教授說，生存問題是一個瓶頸，當為生存而奮斗掙扎時魔鬼是被制服在瓶子中的。現在，瓶頸以被突破，魔鬼已經放了出來，你還能讓它回去嗎？

魔鬼指的是什么？是農民還是農民的貪婪和創造財富的欲望？

另一位干部的警告要具體一些。他說：農村實行承包制，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已經倒了。

他們的懮慮和警告絕不是多余的。中國農村人多地少以及政府不得已而實行的低糧价政策，使農民在獲得簡單溫飽以后立即就沖向了下一個目標。下一個目標已經不在農田上了，它廣泛存在于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那就是金錢和机會。而走出農田的也不僅僅是剩余的農業勞動力，而是農村全體成員的整體傾向，一切可被利用的資源都被用來向社會討索財富。這些資源包括：農田、勞動力、由愚昧和不懂法律而形成的膽大妄為、人口及女人的身體。

發財致富的可能性廣泛地存在，各种邪惡的職業都有可能使人迅速發財。從四川拐帶一名少女到河南、河北和山東出售，可獲利５００多美元，一個男童的售价則高達６００多美元。在廣東從事性交易的未婚女子，一天收入即可抵家鄉同齡女子一年的勞作報酬。

在８０年代中期，中國大城市中發生了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現象，城市中的中小企業分邀請農民進城承包。是因為農民的經營能力高于城里人嗎？不，農民膽大而愚莽，只有他們才敢于放手行賄、走私、造假、貪污從而給企業帶來“活力”。中國的報紙曾一度裝傻充愣地討論這一問題：農民承包企業為什么成功率高？原因在哪里？

一個問題解決了，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傳統的毛澤東思想哺育而形成的意識開始被打破，政府固守的防線也一步一步后退。地方政府不斷向中央伸手要新的“政策”，中央則不得不為解決新出現的問題做出讓步。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實際上就是這樣搞起來的。現在我們再回過頭去看一看，毛澤東的遺產到底還剩下一些什么呢？剩下了多少？鄧小平一再強調的要在四個方面堅持不退，究竟堅持住了多少呢？

這或許就是鄧的用經濟問題的解決來帶動政治問題的解決？

令人懮慮的政治。

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帶來了政治上的重重懮患，中國今天的政治穩定性和社會穩定性，較之毛澤東的時代，更具有危机感和爆炸性。

Ａ．流民潮

一億多農民沖出農田，但真正在城市社會站穩腳跟并發了財的畢竟是極少數的幸運者，絕大多數農民仍在不斷流動尋找机遇。

１９９０年新年后《人民日報》曾報道說，因外出尋求做工掙錢的机會而滯留在廣州和上海火車站的農民各達數十万。報紙配發了一幀照片：青年農民、他的妻子、老母親及一個幼儿露宿于上海火車站的露天廣場。天下著雨，全家倦縮在一柄雨傘下。其情其境令人不胜唏噓。

這家中共中央机關報號召農民：不要盲目外出做工！

這种號召顯得蒼白無力而且無理。不外出做工，去哪里掙錢呢？

流民潮几乎就是社會的一個火藥筒。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几十万人處于一种盲動的狀態下，由于相互間的情緒共振作用，可以毫無理由地使每一個分子都產生強烈的被瘧心理和報复欲望，每一個分子的這种情緒有共同形成一种強大的破坏力，隨時可能爆發為一場沒有首領沒有目標的死亡性運動。在此時，任何一個低級謠言都能指引這支盲動的巨大力量沖向一個無辜的目標。所以此時，任何一种偏激的、宗教的、反權威的思想和信念都極易植根于人的意識深處，一個極端的反社會的党派往往在這時才能抓獲它的基本群眾。而在這以后，反社會的心理將長久地影響曾一度處于流民潮的每一個人。

誰發財誰光榮一度成為中共地方党的分支机构的口號。在這一思想的號召和支配下，以及在其他經濟因素的促成和推動下，流民潮的現象在中國將比較長時期地存在下去，事實上，各大中城市流動的農民人口常年保持在數十万人左右。一旦他們在城市的臨時工作因為經濟周期性波動而失去時，無業的几十万人及不斷涌入的后續者將使城市不堪重負。

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均有一個農民大規模入城問題，而且都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諸多麻煩和事端，留下了慘痛的教訓和無法醫治的后遺症。中國的流民問題由于以下三個因素而變得格外凶險，或者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社會如果再一次發生大的動蕩，無業的農民一定是動蕩的積極參与者和主要的破坏性力量。

這些因素是：農民的龐大數量与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不成比例，除個別城市外，現在不是城市經濟需要吸引農民勞動力而使農民勞動力需要擠入城市；農民的綜合素質遠遠達不到城市經濟生活對他們提出的要求，而城市經濟生活的秩序是以法律作為自己的體現物的，因此，農民与法律的沖突將極其激烈、經常；中國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几乎与經濟增長速度持平，而与農民的收入水平形成極大反差。因此，農民在進城伊始就會產生嫉妒、自卑、急?雂釩諵葀z。這种心理不僅妨礙他們逐漸成為城市人而且會以犯罪的形式表現出來。

中國政府目前仍未能拿出解決流民問題的良策。堵又堵不住，疏導又無方。而對于外出做工的農民的管理和教育完全是空白式的放任自流。剩下的唯一的措施就是一旦鬧事（指爆發社會運動）即動用軍警予以鎮壓。但是，這些鬧事者屆時肯定會喊出些純政治或純經濟的口號，會以政治目標形成騷動的凝聚點，（因為中國還有几百万青年知識分子）。政府對他們的鎮壓，不怕引起國際社會的干預和抗議嗎？

Ｂ．犯罪潮

目前全世界都處在一個犯罪高發期。犯罪作為一种社會問題，由于它的類別不同而反映了不同的社會運作狀態。有些犯罪是社會經濟快速發展時期不可避免的產物；有些犯罪是社會經濟發生階段性變遷時的標志物；有些犯罪則明确表示了社會內部存在著尖銳而無解的矛盾。

由于中國官方沒有公開過有關的統計數字，現在很難确定農民犯罪在中國全部刑事犯罪案中所占的比例。但是在對北京街市上公開銷售的１０种法制報刊在一個月內所登載的全部案例進行統計，罪犯的職業為農民者竟占全部罪犯人數的７０％以上。据此可以認為，農民犯罪已經成了中國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世界各國在出現農民進城熱的初期和中期階段，從未發生過農民將犯罪意識和行為大規模帶入城市的現象，他們往往是犯罪活動的針對者和受害者。以犯罪為進城活動的方式和目的，這是中國農民進城熱中的一個獨特現象，也是非常引人注意的一個事實。

從類別上區分犯罪，一般可分為兩大類。凡是通過加強警力和治安措施即可使發案率降低并且不具有輿論支持背景的犯罪，可歸入普通型犯罪。這類犯罪無論其慘酷程度或危害程度如何，都可看作社會生活中的一种難以避免的伴生物，它并不影響社會的正常生活和發展。例如，中國湖南已開始出現受雇佣殺人的職業殺手，情況雖然讓人心惊肉跳但仍可看作正常社會現象。當然，如果操此業者日多且已成為一种信息暢通生意繁忙的行當，則會對社會造成相當大的恐怖。但這只是說明警方工作不力并不能說明其他。

中國農民犯罪中劫持人質勒索財物的罪例明顯偏高。這類犯罪往往不具有底案記錄并且經驗不足，無論受害者家屬是否報警，罪犯通常是將被劫持人質殺死甚至是殺死以后在輕松地勒索財物。這种非職業犯罪手法反映出這种犯罪目前在中國仍屬初起階段。華人注重家庭親情，隨著一個比較富裕的企業主階層的出現，針對他們的綁架勒索案還將逐漸增多。但是，這類犯罪也可看作是正常的社會問題。

拐騙販賣人口特別是販賣婦女在中國農村地區有泛濫成災的趨勢，甚至有城市大學女生被騙至偏僻農村強逼成婚并怀孕生子才被解救的案例。這類罪行雖然令人發指，猖獗泛濫，但究其主要原因主要在于警方力量不足，社會治安网絡疏寬所致。有些農村的鄉村干部協助看守被拐騙來的婦女并且以武力阻止警方的解救行動，也可看作是舊的社會風俗及落后道德的反映，對社會文明的威脅雖然很大，但与社會的政治性動蕩無關。

值得關注的是另一類型的犯罪，即有一定的人群基礎和相當程度的道德輿論支持的成年性職業犯罪。西方的社會學界將這种類型犯罪稱為心動式社會犯罪，哪怕僅出現一例也反映了社會的心臟雜音，非進行社會政策的調整無法根除。當這類犯罪活動能夠在一定的自然結构的人群中自由地無顧忌地談論時，它所反映的社會問題即可以認為是達到了危机點。

中國西南各省鐵路沿線已出現專搞搶劫鐵路貨運物資為生的群體性農民。在一次對某村庄搜查時，几乎家家都儲存著被搶的物資。如果按照中國法律對那些有贓證的農民家庭的成年男性進行起訴，該村將成為“寡婦村”。

搶劫鐵路者自稱“游擊隊”，他們与法律的對抗也采取游擊方式。當軍警加強控制時，活動次數減少，鐵路運輸相對安全；風頭一過，搶勢猛漲，有些貨物每行駛１０００公里損失率高達％。

對另一些犯罪，法律似乎根本無能為力。在農民企業家群體中行賄、逃稅、貪污、走私及造售假貨等重大犯罪行為不僅極為普遍，而且也被道德所認可、支持。他們甚至可以公開談論自己的上述犯罪行為而不在乎會被指控和檢舉，事實上法律對這些人也很少能夠依法制裁。極為奇怪的是，中共一些省的党報竟能夠公開討論“能否對犯罪的農民企業家免于起訴使其戴罪立功”的問題。中共在經濟剛起步時有急于見成效的功利傾向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中共的干部不是受賄者而卻能容忍這些社會敵人的存在并公開活動，卻是非常令人不解的。這或許由于他們的短視，或許他們認為這些犯罪是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當一個執政党把社會犯罪看作是發展經濟的環節和工具時，這個党就正在對自己的社會和民族犯下了罪行。中國社會中，上述犯罪行為已有蔓延趨勢。

《中國旅游報》有一片介紹“京城溫州村”的消息。消息說南方溫州的農民到北京市經商聚居于城市南郊區的几個居民點里，因這些人多為農民，故京城人將這些聚居區稱為“溫州村”。消息說，在溫州村針對富商的劫案每三天要發生兩起。搶劫者也是來自溫州的農民，他們結成幫伙，并制訂出明确的“生產計划”——不搶夠１００万元不回家去。另一些富裕商人或雇保鏢保護自己或結伙自保，家家備有木棍鐵器。“階級斗爭”在這樣一些農民集中的地方演出得如此火爆，已成為京城的一個景觀。

在改革初始時，鄧小平曾輕松地說：門窗打開了，流進新鮮空气，進來一兩支蒼蠅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中國犯罪潮的出現，不是外來的蒼蠅作案，也不是太平盛世下的一點小點綴。當土匪公開在火車客車廂內公開洗劫時，當武裝農民將長途車乘客洗劫一空時，當通訊電纜和民當通訊電纜和民用變壓器被公然盜走時，這個國家的社會性大危机已經顯露出了端倪。

Ｃ．農村基層政權的瓦解趨勢

中國農村基層政權由共產党的基層支部和村民選舉產生的村委會（村長）這兩根支柱共同支撐。因為已不再實行對農民的思想教育，在農村以言論和思想定罪的非司法型審判活動也已中止，所以共產党基層支部的權威性已大大被削弱。在許多地區，這些支部已名存實亡，很難再起到管束農民的作用。村委會（村長）因為一方面負責公糧和雜項稅費的征集，一方面又負責政府方面對緊缺農用物資的發放，所以曾被認為是有利可圖的一种權力。各种力量爭奪的結果，往往采取輪流擔任或選舉誠實厚道者擔任。隨著農用物資的物价自由化和市場化，農民對政府的依賴性正在減少，村長的職位和權力已顯得無關緊要。農民在農村的生產活動為超自由狀態，村長賴以強制農民服從的唯一手段即憑借鄉政府和公安司法部門的支持對農民進行經濟處罰。在農村，村民集體武裝對抗上級處罰的事件屢屢發生。天津市以富裕著名的大邱庄農民私設刑堂致人死命以后，天津市政府不得不出動軍警包圍村庄追索凶犯，而農民則与軍警發生對立。

最危險的情況則是，農民一旦离開田土進入市場，离開他的戶籍所在地，那么他的一切行為都是失控的，他与社會的聯系完全處于任意和自由狀態。中國尚不存在（對農民的）社會福利保障系統，离開胡基地的農民除了在發生犯罪行為被追緝的情況下不再与政府和政權机构發生關聯。這种情況，既是農民或農民企業家無視法律輕易犯罪的一個原因，又是在社會動蕩時農民卷入大規模騷動的一個潛在原因。無聯系、無管束即無恐懼。

人民公社式保甲制度弊端多多，已經遭致各民主國家的激烈批評。但是這种制度畢竟對近８億中國農民進行了有效的管理。當這种制度隨著生產責任制的推行而被削弱并逐漸喪失管理功能以后，另一种比較人道和民主然而又必須是有效的管理制度并沒有被及時設計出來。對這樣一個人
群——規模巨大而松散、處于貧困、不平和急于發財的心態、教育不足的中國農民群體，一旦失去有效的管理將是社會的巨大隱患。

在任何一种類型的社會中，社會的各种力量都不會自然地合諧与合作。西方國家對中國政治管理制度的各种批評常帶有烏托邦式的理想色彩。把一种誰都未能有效實行的制度強加于中國身上，而中國自己又背有如此沉重的落后人群的負擔，這等于進行一場誰都不必負責任的社會空想試驗。我們說中國農民是一座活火山，尤指在失控情況下的這個群體的盲目激動狀態。

夏季的北京事件，以及以后肯定還會出現的類似事件，在一個代表自由經濟的真正的反對党出現以前，其性質和陣線講師非常模糊、混沌的。它的結果將是導致中國社會的崩潰和無政府。我們有充分證据證明，北京事件中与軍警激烈對抗的市民聯合陣線的組成成分是極端多樣化的。既有要求進行激進改革全面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少數青年領袖；又有害怕這种改革要求全面恢复舊秩序的工人和國家干部；還有根本沒有政治目標，只要求打爛一切秩序并借机發泄無名的憤世之火的游蕩農民；更多的是一切反權威運動的天然參加者——青年學生。這些作用力方向呈放射狀態的力量卻在這個夏季形成合力与政府為難，准确地表明在這個１２億人口的國家存在著危險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一個無政府、無權威因而是無秩序的中國，將把全亞洲甚至全世界都拖入一場災難。

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的复雜系統，管理和權威是這個系統得以維系并生存運轉下去的基本環節。對這個复雜系統的管理，不是技術或技巧經驗的問題，而是一种純粹意義上的交換或交易，管理与被管理雙方的給予、回報、放棄之間的整體均衡。我給予你自主地創造財富的自由，你必須以財富的形式回報國家；我放棄硬性的思想控制，你也必須放棄無政府的不負責任的言論和行為。

鄧小平在１９７８年复出以后，出于對自己兩次被獨裁制度打倒的痛苦經歷和感受，在一段時間內不遺余力地鼓吹必須進行民主制度和法制制度的建設。在他的改革日程表上，政治體制改革曾一度被放在了經濟體制改革之前或并重的地位上。為此，他連續挑選了兩位力主實行政治寬松政策的官員擔任中共總書記。但是，隨著改革的實際進行，多米諾骨牌一張接一張地倒塌，經濟管理權的放棄終于引來了政治的自由化呼聲，中央權威受到削弱，鄧的態度不得不變得嚴厲起來。在這以后，在中央政府指導下的法制建設和民主制度的嘗試，其管理目標都明确地指向了一點，即國家生活的穩定的秩序。發自中央政府的政治化管理措施也由于基層管理网絡的削弱而變得強硬起來。至于這种補償是否有利于社會的發展，是否真正正實現了管理平衡，中國社會的方方面的現實都在做出證實：一方面是經濟連續十年高速度增長；一方面是針對經濟的和針對社會的大量犯罪現象的存在；同時，通貨膨脹、泡沫經濟、技術停滯等惡性經濟腫痛也在生成。

西方各國的中國問題研究者比較傾向于預測中國政府的國內政策將在今后的兩三年內開始向右轉向。這不是對外國干預的一种机械式反饋，而是出于對本國經濟病態現象的一种積極對應措施。美國《時代》發表了經濟學家詹姆斯.沃爾什的文章說：中國“新的繁榮現象有一大部分是虛假的，信貸、物价和貨幣供應量都已失控”（１９９３．２．２２《時代》）。而日本的專家則分析說，相當大的一部分美元資本投入了中國是受到了那里的法外暴利的吸引。當中國政府終于看到了他的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持主義、官員的貪圖賄賂和初始泡沫經濟也成了投資環境的“有利”成份時，當它預感到經濟過熱、失控以及高速度掩蓋下的低效益時，當這种虛假繁榮最終激怒了自己的人民時，它除了拿起過去的舊武器之外還能有別的選擇嗎？

但是，中國社會畢竟是一個整體，比城市人口多出兩倍的一個龐大的農民群體是一個活生生的存在，你無法拋開他不計。而這個群體一旦沖出閘門与城市社會混同為一體時，這個整體社會的人群素質就比單獨的城市社會下降了几個層次，而這种低素質的人群才是中國社會的真實內容。

中國的政治家和國際社會的政治家，領導或干預中國，對必須真正地了解中國的農民。

(摘自<<士柏網>>)(//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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