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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6日訊】 “文化評論”近幾年來成爲“熱門”，不同專業的人們以各自的知識背景爲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對正處社會轉型期的種種伴生社會文化現象作出了各種各樣的分析和批評。這些文化評論對我們超越自身的專業和知識背景限制、更好地瞭解我們生活其間的“社會生態”，無疑大有裨益。不過，幾成“流行”的文化評論之現狀，卻又有著不容忽視的缺欠。在當下林林總總的“文化評論”流派中，“大衆文化批評”是最引人注目、自然影響也最大的流派之一。

“大衆文化批判”派以戰後在美國最終形成的“法蘭克福學派”爲思想理論基礎和分析批判的武器。法蘭克福學派主要是通過對美國的社會和文化關係的分析，提出了“文化工業”的概念，認爲大衆文化以科學技術爲載體，利用各種傳媒，使“文化”成爲一種“標準化”工業生産的商品。這種以商品行銷爲目的的流行文化的大批量生産已經達到無孔不入的地步，製造、左右人們的口味、情趣乃至習性，使人變成一種沒有思考能力、沒有意義的“平面人”、“單向度的人”。其中隱含著複雜的經濟、社會和心理意義，他們進一步指出在“民主”“自由”的社會體制中，“大衆文化”成爲社會價值和意識形態的主導者和宰製者。由此，他們對大衆文化作出了激烈而深刻的批判。

當中國社會由“計劃”走向“市場”的時候，必然也會有某些“文化”走向市場，會産生、出現流行文化及其附生現象。這樣，我們的“大衆文化批判”派便順理成章地把“法蘭克福學派”對美國社會流行文化的批判原封不動、成段成章地拿來作爲“批判的武器”。他們猛烈批判市場經濟使人“物欲橫流”，使人成爲“單向度的人”。他們沒有或者由於種種原因而不願深思“大衆文化”的意義在我們當下的環境中與美國是否完全一樣；在我們的具體歷史環境中，人文精神究竟何時、被什麽又是如何被“遮蔽”的；究竟是什麽把人變成沒有思考能力、否定人的意義的“單向度的人”。實際上，在中國社會中，長期以來恰恰是以計劃經濟爲基礎的社會結構和控制模式對人實行了最徹底的控制和最根本的否定，與這種體制相適應的，就是“文化革命”那樣高度的文化專制，即所謂“在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領域內”實行“全面專政”。這種理論落實在行動上，就是幾億人民在十年內只有幾部“樣板戲”可看，只有幾本《金光大道》可讀。正是這種“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結合，使人成爲沒有自由、沒有思想、沒有自我，確如螺絲釘一樣的“單向度的人”。因此，恰是在對這種給人民和國家帶來極大災難的社會結構的反思，才有現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在中國的社會現實中，恰恰是市場經濟及派生出來的一些如畫廊、音像公司、消遣性小報等等，使原來的政治性宰控略有鬆動，在原來高度一元的板結中開拓出了一個小小的另類空間，爲“多元”打下了小小的基礎……所以雖然同是“市場”，但在中國的語境中和在美國的語境中意義卻是非常不一樣的。

其實，原産於三０年代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本來是對法西斯主義、史達林主義進行批判的一種政治批判學說。在二戰前遷往美國的“法蘭克福”思想家們在戰後發現，在高度民主的美國社會中各種政治批判都可以暢所欲言，但這個社會卻穩固如初。他們認爲，使之如此的原因在於一種“文化”的統治，因此把批判的矛頭和重點轉向“文化批判”。

他們的分析是否準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種緊貼社會現實、從現實中“提問”的精神。而這種精神和立場，恰是中國作“文化批評”的“法蘭克福”所沒有的。他們不是從中國的現實中發現問題，而是偷懶省力地把美國的問題當作中國的問題。其作用和意義，與在美國語境中恰恰相反。不是向“主流”衝擊，反而幫助“主流”壓制“支流”。他們似乎非常“高深”，其實卻是一種怯懦的“躲避”。

──原載《問題與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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