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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5日訊】 在中國，20世紀可謂是一個批判的世紀。自五四時期起，從傳統封建文化的魔咒中覺醒的中國人，就開始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從梁啟超、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革命思想家，到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賀麟等文化保守主義者，還有西化派的胡适、陳序經直至台灣的殷海光、李敖、柏楊，到八九十年代的李澤厚、林毓生，如今又出現了王朔、余杰這樣的新生代。伴隨著高潮迭起的主流呼聲，還有許多微弱低回的民間呻吟，20世紀的中國文化界真可謂演出了一出跨世紀的批判交響樂。好熱鬧，好令人興奮喲!我們似乎正踏著革命的進行曲邁向光明的未來。可是到了今天，回頭看看，我們的文化有了多少進步，我們的理性得到多少增長？原來我們還只是拿著一面批判的小旗左右晃動，搖旗吶喊，原來我們的腿和腳還只是做著一二一的反引力机械運動，雖然步伐是那么整齊，眼神是那么堅定，可步子卻是那樣的小！難道中國的文化人真的都在從事全民健身運動？

确實，批判是知識分子的職責。康德早就曾倡導知識分子的自由的理性批判精神，并斷言唯有理性批判才能制衡現實中的“惡”，才能把人不斷引向“善”的彼岸。但問題是，批判是什么？批判的目的又是什么？批判理論大師霍克海姆認為，批判獨立于現存社會制度之外，它要破坏一切現存社會秩序中既定的、事實的東西，證實它們的不真實性，從而加以否定。可是，為什么需要批判，為什么需要打破現實世界呢？哥德爾不完全定理可以說明原因，哥德爾定理認為，世界上任何一個系統都是不完全的，有矛盾的，所以當我們身處于一個看似無矛盾的系統中時，就必然需要一种机制來打破這种狀況，而這种机制就是批判。所以，批判是一种机制，是一种自反与他反的机制，通過這种机制，可以不斷超越現實的存在，獲得新的生机。顯然，批判不是目的，批判所希望的不僅僅是一個舊世界的破產，而更是一個新世界的建立。

縱觀西方學術思想的發展，特別是哲學思想的發展，可以看到每一次學術批判之后，都伴隨著一次學術思想的轉向与更新。在康德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批判之后，引發了一次主客體認識論上的轉向；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批判之后，引發的是一次對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系統的重新認識；在尼采對傳統理性主義的批判之后，引發的是一次回歸人本世界的哲學轉向；在現象學、存在主義對本質主義的批判之后，引發的是一次深刻的語言學轉向。伴隨著西方學術中的無數批判的，是繼承与發展。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學術批判在促進社會發展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它把社會發展的重心從形而上的層面逐步降到了生活實踐層面中來，卻從更深的意義上揭示和引導著人類的生活世界。

回顧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我們繼承了什么，又發展出什么？不能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在尋求出路。早期的知識分子試圖引入“德、賽”二先生來拯救中國，試圖從“中體西用”、“西體中用”中來求得良方，雖然最終并未奏效，但在他們的心目中有一個超驗世界的存在，批判的目標是明确的，即追求一种更加合理的社會狀態。但在今天，我們的知識分子似乎忘卻了批判的目的，在一片“告別革命”、“躲避崇高”和“無知者無畏”的吶喊聲中，批判成了游戲，其本身成了目的，原本屬于理性范疇的批判成了一种非理性的道具，由此建立起的是一個新的精神娛樂場，好似又回到了酒神時代。

可我們應該知道，正如霍克海姆所說，批判追求的目標－社會的合理狀態，是由現存的苦難強加給它的。現存的苦難是批判的動力和源泉，因為現存的苦難能夠集中促使人們要求建立起一個合理的趨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為偶然認識到自己的東西。說的現實一些，批判最終要取得一种自我的救贖，而不是自我的忘卻。中華民族經歷的苦難不可謂不深重，可我們從苦難中獲得了什么，難道僅僅是躲避苦難，逃避革命？難道我們不應該做點什么，而不是批點什么？

可笑的是，直到今天，許多人還在企望來自天外的秘方，甚至想從一個第一次來中國的哈貝馬斯老頭那里求得什么解救中國的靈丹妙藥，這個老頭的机智回答應該讓我們中國人有所警醒，這個問題應該而且只有你們中國人才能回答！

科學證明，每天擊打面部10分鐘有助于血液循環，有助于美容，但智商在60以上的人都會知道，打多了，臉是會疼的，而且會腫的！

(轉自<<銳思評論>>)(//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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