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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4日訊】 南華早報2001年5月6日報導：任何“秘密”跟蹤澳門法輪功成員的人，肯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偵探。他們的愚蠢的樣子應該是可笑的，但它實際上不可笑。

兩個年輕的男人在澳門的擺渡總站令人怀疑地閑逛著。齊夫人，一名家庭婦女，指著他們說：“就是他們。”這個男人身穿黑色夾克，上有“Stussy”標記，他的同伴臉上長著粉刺，斜挎著提包，兩人肆無忌憚地盯著他們的目標——一群當地法輪功修煉者以及隨行的一名星期日郵報的記者。

對澳門的一小群精神運動的追隨者來說，這不過是一個平凡的星期四下午。這個精神運動在大陸已被禁止，但在這片領土上，從理論上來說，她還是合法的。雖然這些修煉者們說他們從未触犯過法律，但他們說他們被不斷跟蹤，有時是不分晝夜。

這六名身穿西服或休閑裝的修煉者在一個中國餐館里描述了他們認為是便衣的那兩個男人對他們的監視方式。他們說這相當于騷擾。修煉者們從餐館出來，走下兩級台階，穿過馬路進入一個停車場，消失在一隊公共汽車后面，分別進入兩輛車，离開了這個地區。

三分鐘以后，當其中一輛車經過Lisboa旅館時，坐在后座的眼尖的齊夫人說她看到一個穿藍衣服的人開著摩托車跟蹤著他們。

這個汽車司机轉了几條街以确定他們是否被跟蹤。几分鐘后，當這輛車開向澳門東部時，這穿藍衣服的摩托車手又出現在它的后面。汽車停下了，摩托車手超了過去。他不安地看了看周圍，然后加速轉進了路邊的一條小街，消失了。

然后汽車司机林樂樂收到她父親林亞明的電話，告訴她，他正在被另一輛摩托車跟蹤。

然后她向西開了10分鐘，在這餐館和當地稱為“新區”的港口居民區見他，當林小姐開進這地區時，這藍色的摩托車手又出現了并轉向路邊一條街。

停在她父親的車后的是坐在摩托車上的”Stussy”先生。當林小姐和她的乘客們到達并向他揮手時，他開走了。

當林小姐轉到拐角時，她停了車，讓另一個摩托車手把他的摩托車從停車區移到街上。她揮揮手，這摩托車手尷尬地笑了笑——這是那個在擺渡總站監視他們的滿臉粉刺的青年。

跟蹤修煉者的人之間的明顯的合作使林小姐相信當局也在監听他們的電話。

這就象時有出現的滑稽戲，其鬧劇般的滑稽樣子令人聯想到“拱石州的警察”。如果它未給修煉者帶來如此的傷害和憤怒，還真可算茶余飯后的笑料。然而，這對修煉者們的傷害如此之大，以至他們宣稱他們的人權受到了侵犯。

澳門政府和警察拒絕評論修煉者是否被跟蹤。但政府情報局公關部的長官艾麗娜· 區(Elena Au)令人吃惊地說：“我們沒有任何證据說警察正在跟蹤他們或他們被別人跟蹤。”當被問到有關對法輪功的處理時，她說：“如果他們遵守法律，他們可以[舉行活動]。如果他們違法，政府將采取行動。”

奧說由于他們還沒有作為一個組織注冊，他們必須被作為個人來處理。

在談到給保安局長張國華(音譯，Cheong Kuoc-va)的辦公室提出的書面問題時，奧說張先生太忙了，沒時間作評論。她說記者應該參加每天下午警方的媒體簡報會以得到他們的回答。

在簡報之后，澳門司法警察局副主任約翰· 文浩(音，john Manhao)針對監視問題說：“我沒有任何關于處理此事的指令。我們不能對此評論。”保安警察部門的一個女發言人也說他們不作評論。

在澳門，不僅是官員不愿談論法輪功。通常喜歡對民主問題作長篇大論的立法委員安東尼· 吳(Antonio Ng Kuok-chong)也是麻木的。“我根本不關心，”他說。

吳先生說他已告訴修煉者，如果他們感到被不公正地對待了，他們應該向公訴人辦公室提出訴狀，因這個部門有權力調查警方。

當被問到民眾對法輪功的態度時，政府指定的立法委員和律師侯塞· 羅德瑞茲(JoseRodrigues)說：“我不知道。”當被進一步追問時，他說：“這不是我該談論的問題。”

澳門政治的觀察家們說，這种對法輪功修煉者的遭遇和被監視狀況的明顯的麻木反映了這一塊領土對法輪功缺少同情，這儿的人總是顯示出比香港更支持北京。這也表明澳門的重要人物服從當地政府的傾向。

林先生修煉法輪功已有三年了，他說他相信監視是一种威脅手法用來向修煉者施壓以讓他們放棄抗議大陸對法輪功的鎮壓。

“我們必須告訴世界澳門政府所做的侵犯我們人權的事情，”他說。

林先生說，在警察認為修煉者可能舉行抗議前，他們就加強監視。上個月，在大陸法輪功追隨者舉行大規模“中南海請愿”二周年紀念日的前几天，有些追隨者被日夜跟蹤。

他們相信他們也可能在這几天，即星期二江XX主席到港參加全球財富論壇前，被特別嚴密監視，

林女士說，江12月份訪問澳門以紀念澳門回歸一周年，在其訪問前夕，她和她的父親不斷地被便衣警察跟蹤。她相信他們不僅來自澳門的兩個警察局，也有來自大陸公安局的人。

林女士回憶和她父親在一起時收到的一個奇怪的電話。“警察打電話來，因為他們不知道我們在哪。他們說他們受到極大的壓力，因為江XX要來澳門，并問我們是否能告訴他們我們在哪。”

在另一個晚上，這位25歲的女商人正在電話上和她的妹妹討論一個購物行程。“官員打電話給我們，問我們將花多長時間購物。當我告訴警察我們需要一小時，他們問我們是否能更長些，因為他們要多些時間吃飯。”

林女士說，在這二次事件中，他們都告訴了警察他們的計划并設法幫他們。“他們只是做他們的工作。我們不抱怨他們，但抱怨他們的上司。”

然而，這使她對警察的社會責職感到迷惑。“我認為警察應該保護好人，抓坏人。現在他們听江XX的，真是可惜。”

陳女士是一名文員，37歲，她要求不要公開她的全名，她說自從1999年10月在北京抗議回來后一直被跟蹤，那時她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著寫有法輪功原則“真、善、忍”的旗幟并喊著“法輪大法好”。

她被關了一夜，被送進下一班返回澳門的航机。回來后她被監視，這說明大陸警察和澳門同行交換關于法輪功的情報。

陳女士說修煉這個結合了佛道兩家原理的气功功法清除了她手上可怕的皮膚病，這种皮膚病使她的手呈紅色，覆蓋著死皮屑。

有些早晨，那些跟蹤她的男人們騎在摩托車上或在車里等在她住的大樓外。她已經認識他們了。“我說：‘喂，我要上班去了。’當我問他們為什么這樣做，他們說：‘我們知道你們是好人，但我們需要做我們的工作。’他們在執行上邊的命令。”

他們跟蹤她到市場，在她的辦公室外等待她下班。陳女士對這些跟蹤她的男人很友好，但她說她對政府很不滿，尤其是當他們對散發傳單或煉功的修煉者進行拍照時。“我們對此抗議，因為這嚴重侵犯了我們的人權和我們做作為人類的生存權。”

林女士說他們知道這些跟蹤他們的男人是警察，因為修煉者們被逮捕時在警察局見過他們。

而在中國南海岸的另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除了特首董建華和保安局張葉劉淑儀發出警告要密切監視法輪功修煉者外，香港在極大程度上不干涉法輪功，但澳門當局采取了更具攻擊性的策略。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科學系的教授，中國問題專家約瑟夫· 程說，澳門和香港不一樣，它沒有國際中心的地位，這意味著它受到的來自國際社會的要求保障人權的壓力較小。“北京在澳門的影響比在香港大得多。這個社區更傾向于顧及北京的利害關系，”他說。

對這個地區的修煉者的壓力在1999年12月20日回歸前后几天內增強了，那次在Lisboa 旅館外舉行公開煉功時，40名多名修煉者 — 大多數來自海外–被粗暴逮捕。

一年后，更過份的事發生在當地修煉者身上。張夫人現年36歲，要求不公開她的全名，她說警察在12月18 日去了她家，那是江到澳門的前一天，警察搜查了她家，理由是怀疑有偽造的身份證。警察逮捕了張夫人，并把她六歲的儿子和二歲的女儿一起帶走了。

她的丈夫張玉海也是個修煉者，因被控陰謀推翻政府已經在廣州被關押了四個月，他的妻子說一直沒有他的消息。她說，他与林先生一起在澳門舉行了新聞發布會，抗議北京指責法輪功為“XX“并迫害法輪功追隨者，他因此而被捕。林先生說他現在不敢越過邊界(到大陸去)。

齊夫人現年52歲，是個家庭婦女，她說她在12月19日穿著黃T恤衫 — 追隨者們穿的顏色–去擺渡總站接來自香港的修煉者時被逮捕并被關押了八小時。

林先生說，當時他的家被搜查，他的家人被逮捕。他的女儿林女士說：“我們認為這是威脅，以阻止我們再舉行抗議。”然而示威仍然舉行，40多人再次被捕或被驅逐出境。

林先生說他在一個月前已給司法部門寫了信，投訴(政府)對澳門法輪功修煉者的待遇，但還沒有收到回音。

林女士說，澳門警察排斥該精神團體的策略已經起了作用。在這個城市有大約100名修煉者，但只有10到15人敢參加在大陸邊界附近的孫中山公園的集體晨煉。

林女士說：“他們中的大多數只待在家里，因為他們害怕澳門政府。”

＊格林· 斯克勞斯(Glenn Schloss)是南華早報社論版的專職記者。(//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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