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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2日訊】
　　●當代世界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是民族和國家的界限逐漸消融，二是民族主義呼嘯登臺

　　●對我國來說，對外開放是實現現代化的唯一途徑，對外開放與現代化是重合的。我們今天的問題不是開放過頭，而是開放得不夠

　　●我們尊重民族感情，我們也要維護民族利益。但是，我們不選擇那種變幻不定的不規則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有如萬花筒，旋轉一次，就會看到不同景象。景象的特點，就是不規則。誰能給萬花筒內的變化制定出一個規則呢？

　　它有時是一種思想化合劑，吸引族內成員的忠誠和報效熱情；

　　它有時發揮凝聚整合功能，抵禦外侮，爭取和保衛本民族權益；

　　它有時充當一種口號和象徵，起著支援或是分裂國家的作用；

　　它有時又變成海洛因，使吸食者陷入夢想般的狂熱之中，導致戰亂和倒退……

　　俄羅斯思想家烏特金最近說：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民族自決運動（一族一國）是“歷史發展中的退步”，“應當受到譴責”。“在南斯拉夫實現民族主義，抵得上25萬被殺害者和40
0萬難民嗎？”他是指科索沃的阿族獨立要求。這裏“血緣”兩個字，的確是一個要害。

　　我國憲法《序言》這樣使用“民族主義”的概念：“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顯然是從批評角度使用民族主義這一概念的。民族主義在這
裏指排他性的族際情感，等於有些人說的“狹隘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的排他性，是以血緣爲基礎的。

　　換句話說，民族主義是效忠本民族的情感和理念。

　　民族主義有積極作用，比如在本世紀40—60年代亞非拉國家爭取獨立的運動中，就發揮了強大的凝聚作用，有力地打擊了殖民統治勢力。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過“工人沒有祖國”，他們是國際主義者而非民族主義者。但他們當初對於波蘭人反抗德國和俄國殖民統治的鬥爭非常支援。民族主義在中國反侵略、反瓜分、反殖民的鬥爭中，也曾發揮過巨大的振奮作用。

　　但是，到了90年代，殖民統治和冷戰結束，兩大陣營格局消失之後，情況卻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

　　當代世界出現了兩種趨勢：

　　一是民族和國家的界限逐漸消融，探索走向一體化。歐洲聯盟國家實行免簽證自由往來。這個超民族的一體化進程是這一趨勢的代表。

　　二是民族主義呼嘯登臺。當代民族主義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現，是相當數量的民族聚集地，不管人口多少，都提出了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要求：“一族一國”。

　　在歐洲，龐大的蘇聯分爲15個國家，此猶不足，俄羅斯境內的車臣又要求獨立建國；南斯拉夫一分爲五之後，又爆出了科索沃省180萬阿族人要求獨立的大熱門；捷克斯洛伐克一分爲二；比利時和英國國內也先後發生不同民族聚集區要求獨立的問題。在美洲，加拿大爲魁北克省法蘭西民族後裔的獨立要求而困擾；與巴西隔海相對的小島國聖基茨和尼維斯聯邦國內的1萬個尼維斯人也要求獨立成爲一個袖珍國。在亞洲，斯里蘭卡國內泰米爾人爲了獨立，與政府長期血腥衝突，極大地影響了該國的建設與發展；印度尼西亞有100多個民族，散居各島的某些民族早就醞釀獨立，目前東帝汶的獨立成功打了頭，亞齊省緊緊跟進；土耳其東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獨立運動方興未艾。在非洲，部族民族主義和宗教民族主義在蘇丹、盧安達、安哥拉、剛果（金）、索馬利亞、衣索比亞等國造成的長期仇殺久已令人頭疼……讓人不安的是，“一族一國”的民族主義狂潮還在迅速蔓延。

　　“一族一國”的要求，危害了正常的國際關係，破壞了合理的經濟聯繫，它實際上是分裂和封閉。

　　對此，不僅僅俄羅斯學者表示憂慮。日本學者岩崎正洋認爲，90年代民族主義登場導致衆多國家走向分裂，全球民族糾紛大大增加。法國學者莫蘭說，當代民族主義高揚的後果是根據民族重新劃分國界，或將外國某一民族圈入新的疆界，或這個國家的一部分被圈入外國疆界之內。國際地理學專家索爾·科恩預言，今後30年內，世界上國家總數將增加50％，達到300多個。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更爲悲觀，他有一次說，搞得不好，國家總數會超過500個。大大小小獨立運動的旗幟和動力，就是民族主義。

　　毋庸置疑，這些趨勢，對我國造成了極大的潛在威脅。

　　民族主義對於我們的作用，可以從四個方面略作分析：

　　一是救國保種。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失敗，國人不安到極點。錢穆在20年代說：“凡此數十年來之以爲爭者，亦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國保種’而已。”之後又有抗日救亡。但這一切已成歷史。今天，我們的獨立問題即救國保種問題已完全解決，與救亡聯繫在一起的民族主義也已成爲人們的記憶。我國經濟實力已經名列世界前茅。像我們這樣一個有著12億人口又在高速發展的大國，別人是很難輕易欺負的。

　　二是對外開放。鄧小平多次指出，幾百年來，封閉造成了中國愚昧和落後。歷史和國情告訴我們，民族主義飆升往往和封閉意識擡頭聯繫在一起。“文化大革命”就是盲目排外的民族主義狂熱時期，火燒英國代辦處則是其代表作。結果連學外語都成了崇洋媚外的罪狀，談何對外開放？對我國來說，對外開放是實現現代化的唯一途徑，對外開放與現代化是重合的。民族主義強烈的排外傾向，無疑是這一進程的反作用力。從1996年以來展開的“到底要不要繼續引進外資”的爭論以及部分民衆中“砸爛麥當勞”的衝動，我們可以看出端倪。綜觀世界橫向比較，我們今天的問題不是開放過頭，而是開放得不夠。有幾位在德國工作的中國朋友談起中國人去那邊開飯館、開書店、辦運輸公司都很方便，隨時登記開業，而我們這邊就差一點。過去日本人內山完造在上海開書店，成爲魯迅好友。後來有熱心的日本朋友想在上海重開這個書店，迄今尚未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民族主義狂熱浮出水面，勢必會影響我們向發達國家學習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和優秀文化，延緩我國現代化進程，損壞我國的經濟利益。

　　三是國家安全。民族主義的作用機制是利用民衆情感力量，因此它在本質上是非理性的。學者蕭功秦撰文說：“當人們爲了強調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利益與地位，提倡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時，‘民族主義’這一概念反過來又會使少數民族的分離主義傾向取得‘合法性’。”這正是容易被一些人忽略的。

　　我國某些少數民族中有極少數人，並不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有些人企圖使本民族從中國獨立出去，即使付出再高成本也在所不惜。有些人甚至寧願把自己同外國的一些民族聯繫在一起。這不是什麽秘密。“尋根”活動將導向何處，是很清楚的。這些人就是想利用民族主義實現自己的目標。因此，民族主義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是明顯的事實。

　　四是利益考量。當前最大的利益是經濟折沖。當然應該爭取和維護民族利益，與其他民族和國家在互利基礎上打交道，這就是我們的基本立場。但是，利益除了有大小之分以外，還有短期與長期之分，有先予後取之分。商鞅對秦孝公說：“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意思是改革之初要付出成本，眼光短淺的民衆不接受，因此不必和他們討論。等到改革成功，利益增加了，民衆自然高興，歡迎改革。這種輕視人民的觀念，我們不能同意。但是商鞅的話從某一角度道出了利益問題的複雜性。國內處理利益問題如此，國際上也同樣。在吸引外資、加入WTO以及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可能要短期內先付出一些，但長期有更大利益收穫。對這一問題，民族主義常常不辨菽麥，混淆是非。《老殘遊記》作者劉鶚在上世紀末曾建議借外資興辦鐵路，開採山西煤礦，被少見多怪的民族主義者目爲“漢奸”，爲識者所痛。印度的民族主義者費爾南德斯曾主張把IBM等公司趕出印度，他說：“多國公司有權有勢……但印度沒有他們的位置。”此舉受到印度民族主義者喝彩，但這顯然並非印度的福音。

　　鄧小平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這是鄧小平深厚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值得每一個中國人尊重和自豪。我們尊重民族感情，我們也要維護民族利益。但是，我們不選擇那種變幻不定的不規則的民族主義。

──原載《環球時報》　(1999年11月19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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