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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2日訊】在中國共產党長達半個世紀的一党專政統治下，大陸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被要求与党的最高領袖保持高度的一致，所有的“思想”、“理論”和“學說”都被党的最高領袖所壟斷，老百姓都只是一個沒有思想和靈魂的“齒輪”或“螺絲釘”，國家机器就成為一個消滅個體的“絞肉机”。從以往的歷史來看，中共只要通過一手控制輿論、一手實行“嚴打”，傳統的“愚民”政策就能在普通百姓中收到某种預期的效果；最棘手的是那些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不管中共是采取封官許愿拉攏收買，還是進行高壓整肅批倒批臭，他們都在“頑強的表現自己”－－維系了中華民族那一丁點尚未泯滅的良知。

毛澤東曾經對壓制知識分子使出了渾身解數，早在延安就有所謂的整風運動和搶救運動，中共1949年執政后，從批判電影《武訓傳》、評《紅樓夢》，給胡風羅織反党集團的罪名、以反右派運動將全國50多万知識精英打成“右派分子”，有人形容此舉是打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骨”。到毛澤東率領四人幫發動十年文化大革命，炮制了無數“冤假錯案”，知識分子成為“臭老九”，在那場浩劫不但首當其沖身受其害，甚至被“一网打盡”。鄧小平曾經想“撥亂反正”，對知識分子更多的是采用經濟上的“贖買”政策，把知識科技視為生產力，但是當他看到知識分子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并發出惊人的活力時，知識分子再次成為“反精神污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犧牲品，及至“六四”對愛國學生和知識分子用坦克机槍實行血腥鎮壓。在今天，只要沒有向這個專制體制輸誠的知識分子，均被中共視為外國勢力和敵對勢力的代言人，江澤民以“反對‘西化’和‘分化’”為借口，加緊意識形態控制的力度，嚴密控制互聯网，甚至以“抓間諜”的伎倆，肆無忌憚地把魔爪伸向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

在強大的無所不包的一党專政壓迫之下，中國知識分子中雖然很多人是隨波逐流、苟且偷身，成為一具“僵尸”，甚至還出現過一些出賣靈魂助紂為虐的敗類，但他們中還是不乏“宁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仁人義士，挺起胸膛奮勇抗爭，使得“董孤筆”、“太史簡”的香火不致完全中斷。過去2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開放，使得知識分子獲得了些微新的安生立命的空間，涌現出一批獨立自由的知識分子，王力雄就是他們其中的一個代表。他的政治語言小說《黃禍》，以及《天葬》、《溶解權力》和《自由人》等著作，實際上就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自由權利宣言。

与僅僅滿足于“清談”的知識分子不同，王力雄不但秉持坐而論道的傳統，而且為了自由的理想他還是一個身體力行的實踐家：且不說他為了寫作《天葬》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十進西藏”，為了研究維吾爾族他深入新疆甚至被國家安全部門秘密監禁，就是他与中共體制的關系，也是充分反映了他的本色：當初他為了自我個體的真正獨立，勇敢走出“體制”，放棄了吃“皇糧”的鐵飯碗；如今他為了保持思想精神上的自由，又毅然退出了中國作家協會。中國作家協會是中共“管理”作家的准官方机构，半個多世紀來它也是中共整肅知識分子的幫凶和御用工具，如果以1949年中共執政划線，49年以后無論是作家還是作品都大大的不如49年以前；以最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為例，如果他繼續留在中國、作為中國作協的一名成員，他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王力雄為退出中國作協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指出，“80年代，前輩陳荒煤和好友史鐵生介紹我進入作協。雖然我從未指望通過作協得到什么收益，但那時至少把成為作協會員視為一种榮譽。”一般而言，“我能理解在中國這种特殊環境下個人与机构的無奈”。然而，現在“我感覺已經超過了能夠容忍下去的界限。那遠遠不再是無奈，而是抵押掉了所有人格、良知与气節向權力的搖尾獻媚。繼續成為這樣一個‘作家協會’的成員，已經沒有任何榮譽可言，只能是一個作家的恥辱。”

壯哉斯言！在王力雄身上我看到了當年魯迅的風骨，他的行動為中國作家和中國知識分子豎起了一面明鏡，唯有這樣的知識分子才具有健全的人格和气節，唯有這樣的知識分子才是社會良知的代表，唯有這樣的知識分子才是消解共產党專制集權者的天敵。在毛澤東時代，王力雄的這一舉動無疑是“自絕”于人民，他就會從精神甚至肉體上被消滅掉，現在時代畢竟不同了，王力雄乃至更多作家退出作家協會的社會空間，已經客觀存在。現在是中國作家們在王力雄和作協之間作一個選擇的時候了，到底是憑良知對一党專政的集權政府采取“不合作”，立場鮮明的抵制御用作協，還是寐著良心与中共特權利益統治集團同流合污，甘心請愿為中共“絞肉机”殉葬。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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