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vsmo.com)
【大紀元4月29日訊】

時間：2001年4月12日、13日
地點：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1）明晰産權和交易費用是理解中國改革的鑰匙

1979年我來廣州看我的姐姐。那時候廣州晚上全是黑的，街上沒有燈；市場上連一隻雞蛋都買不到（笑聲），我的姐姐在床底下養雞（笑聲）；到外面吃飯很難找到一家好的餐館，有時候叫了菜也沒有白米飯，因爲那時候白米是要配給的。那是22年前的事了，在座很多同學可能還沒有出世。

兩個多月前的農曆新年，我又到廣州來，到佛山一家酒家吃午飯。那酒家裏有一條食街，你可以隨意選購東西讓他們煮，有湯水部，有海鮮部，有小炒部，有燒臘部……光是海鮮部裏就有六種蝦，任君選擇，琳琅滿目，多得不得了。那酒家全坐滿了人。

22年時間，同樣的地方，同樣的人，産權制度改了，生活就可以有這麽大的變化。如果中國還是70年代那種制度，那就連一隻雞蛋都買不到。所以産權對民生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你們要聽清楚，我說的是很簡單的東西，這是經濟學的基礎。在魯賓遜一人世界裏是沒有産權的。不需要警察，沒有市場，沒有銀行，沒有貨幣，沒有經紀，沒有公司，沒有律師，只有魯賓遜一個人。魯賓遜的經濟問題是很容易處理的，兩個小時我就可以把你們都教會了。經濟學的困難就在於多加了一個人。多了一個人後，兩個人就成了社會。社會的定義就是多了一個人（笑聲）–我喜歡從簡單的角度來看問題。

兩個人都想要同樣的物品，競爭就無可避免。有競爭就要決定輸贏，這也無可避免。決定輸贏就要講遊戲規則。你們打網球有遊戲規則，田徑也有遊戲規則，弱肉強食也是遊戲規則，走後門也是遊戲規則（笑聲）。有了遊戲規則後，就可以決定輸贏。比如田徑的遊戲規則是以誰快誰慢來決定輸贏。所以競爭一定要決出勝負。

我們這個社會就是你一早起來就要開始競爭。你去吃早餐，在這社會裏就得有人吃得少一些，有人吃得多一些，所以你的早餐也是競爭贏來的。現在的競爭很簡單。我是大教授，但我沒有優先權；即使我的父親是政協委員，我也沒有優先權；我考試考第一也沒有優先權；但我掏出一張鈔票來，我就有優先權了（笑聲）。你想要個蘋果，我也想要同一個蘋果，我拿出2元，你不肯拿出2元，我就贏了（笑聲）。

這個用價錢來定勝負的準則，我們要感謝科斯發明的科斯定律：只有明晰産權，才有這種準則；取消了産權，就不會有這種準則。

你們說我張五常贊成自由市場，但我只是說自由市場對生産增長有利。現在佛山有那麽多東西買就是明晰産權的結果嘛。自由市場究竟好不好就很難說了。我只能告訴你自由市場是對經濟有貢獻的。如果你問我喜歡哪種制度，我喜歡全世界的財富、美女（笑聲），全部要用讀書考試來分配（笑聲、掌聲）。

所以問題在於，決定勝負的準則可以有很多很多，市價只是其中一種。但假如市價不存在的話，或像以前那樣是配給的話，那你們就要走後門，或者要排隊。排隊排上幾個小時，然後花幾毛錢買條魚。你排隊花的時間是浪費掉的嘛，你站在那裏對社會有什麽貢獻呢？

但如果魚的價格是由市場決定的，比如說10元一條，你能拿出10元就是你贏了；你拿不出10元的話就算你是高官的兒子也沒用（笑聲）。那你會怎麽樣？你就要去工作，去賺10元來買這條魚。所以你要拿出10元，你就要對社會做出10元的貢獻。

市場是有交易費用的。你說要有明晰的産權，但明晰産權的界定和保障，都是很貴的。市場的交易會引致多種交易費用，比如說資訊的費用、律師的費用、警察的費用。

在華盛頓州，一個紅蘋果–我20年前在那裏的時候，如果到果園裏去買，自己摘–5美分一磅。但如果到市場上買，3毛錢一磅。香港出產的産品，在美國賣1元的話，在香港頂多只能賣1毛9分。在這1毛9分裏，其中一半以上是工廠裏的經理、秘書的薪金。所以在美國賣1元的産品，在香港的生産費用最多也就是3、4分錢。大部分費用都是交易費用，所以交易費用是很龐大的，你在交易裏可以賺到很多錢。

市場交易可以賺很多錢，大家都獲利甚豐。不是賺1倍、2倍、10倍、100倍，也不是1000倍，起碼賺1萬倍，可能是10萬倍，也可能是1億倍，我也算不清楚。爲什麽能賺那麽多？

舉個例子，1支圓珠筆，1元1支。這支圓珠筆是用塑膠製造的，裏面是石油工業的油，還有金屬在裏面，還有一個偉大的發明，那就是有一顆珠子在筆尖那裏，可以有很多顔色的變化。現在國內勞動力工資水平，保守估計，是5元人民幣1小時。就是說一個普通工人工作1小時就可以買5支圓珠筆。

但如果要你自己從頭發明、製造這支圓珠筆，就算在座的600人全是世界一流的天才，你們窮畢生精力，從一無所知做起–比如說你們是從一個荒島出來的–我要你們製造1支圓珠筆，你們600人窮畢生精力也不能製造出來！但是現在就是一個挖路的工人只要挖上12分鐘就可以買1支圓珠筆。

在交易上賺錢，可以有如此大的利益呀！你看看你自己現在穿的衣服，要是你自己來製造怎麽能行？自給自足在今天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我們這個世界自給自足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交易上賺很多很多。

爲什麽能賺這麽多呢？同學通常會說這是”比較優勢理論”，英文是Comparative Advantage。弗裏德曼認爲這是最重要的。但我不同意。現在他也同意我了（笑聲）。比較優勢理論有點幫助，但第一重要的是專業生産，專業生産使學習費用降到很低。大家各自專業生産，然後到市場上交易，大家的利益都很大。

因爲專業化的緣故，就有人去做專業研究。新的發明一出來，幾千年都不會消失。你想到一點，他想到一點，日積月累就是很多。我們現在的日常用品，都凝結了許許多多前人的發明。專業研究、專業思想、專業生産，然後大家在市場上交易，大家都賺很多。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有市場；要有市場，就要有明晰産權。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律。科斯定律不是你們在外面聽到的那個，你們聽到的那個是錯的（笑聲）。對的科斯定律就是：沒有明晰産權，就沒有市場。就是這麽簡單。

産權的定義，是我發明的（笑聲），有三個含義：使用權要明晰；收入的享受權要明晰；轉讓權要自由。所謂有轉讓權，是包括出租在內，所以使用權不是指一定要我自己使用，而是說使用的決定權是我的。我決定給你用，這也是我的權。當你有了這幾個權利，這就是明晰産權的定義。

舉個例子。假如我這手錶是值錢的，我要拿出來賣，就要價高者得，你給100元，我就賣給你。但是現在我這手錶不賣，你們排隊來拿吧。那得到手錶的人排隊所費的時間就會剛好值100元。但你花這些時間對我來說有什麽好處呢？對社會有什麽好處呢？

大凡財産任人取用，就會有這種後果：物品或資源的所值煙消雲散。這就是我說的很重要的”租值消散定律”。比如說這個湖裏養了魚，這些魚是我私人所有的，你去釣可以，給錢吧。但假如那個湖任人垂釣，所有人就會都跑去釣魚。結果釣魚所花的時間的價值，等於那些魚的價值，結果魚塘的租值等於零。如果魚塘是公有的話，要不就沒魚在裏面，要不就人人去釣，耗費與魚的價值相抵消。但如果是私人的就不同了。我不會讓那麽多人去釣，我要收租，那就有租值存在。你要給租金我才給你去釣，我不會讓所有人都去釣。

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會儘量減少租值的消散。其中一種減少租值消散的方法就是明晰産權。那個魚塘是我的，你要去釣魚就要付租金給我，你不給錢給我，我不讓你釣，這是界定權利的第一種辦法。

第二種辦法呢，取消明晰産權，但資源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權利是用等級特權來界定的。縣有縣的特權，隊有隊的特權，行政官員分多少級，老師分多少級，非常複雜。這就是用人來界定權利。

要知道，在這個社會裏，人一生下來就是不平等的。坦白地說，這是上帝造成的，怎麽可能平等？每個人都不平等。某方面是可以平等的，但不可能每方面都平等。在産權明晰的制度裏，每個人擁有的財産都不一樣，有人富一點，有人窮一點。但正因爲産權不平均，人權就可以平均；人權平均，就可以搞法治，可以搞司法，因爲司法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的資産不平等，但人權可以平等。

但如果資源以人的特權等級來界定權利，人爲界定權利，人權是不平等的，不可能搞司法制度，可以講紀律，可是不能夠講法律。怎麽可能講法律呢？高官的兒子犯法，跟我的兒子犯法，處分就不同。你不能說這種制度不好，只能說這種制度是與明晰産權制度不同的。

自由市場的交易費用很大，但交易利益也很大。中國改革之前，交易費用很大，雖然沒什麽交易。交易費用是指在魯賓遜一人世界裏沒有的費用，所以根據這個定義，搞人際關係是交易費用，走後門也是交易費用，交易費用非常大。

所以在國民收入裏交易費用的百分比只要跌一點點，就會富有很多；但只要上升一點點，就會變得很窮。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中國的交易費用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非常高。我1979年回中國時，看到那些人上班時從早到晚就在談論怎麽拉關係，到什麽地方才能買到一隻雞蛋，可見當時交易費用占的百分比一點也不低。所以中國改了一個制度，交易費用百分比減少了，一下子就富了很多。

交易費用對人的生活當然是不好的。我上面那個定義，弗裏德曼看了，也覺得是最好的一個。總之，交易費用占國民收入百分比越低越好。

（2）中國的改革還應該更快些

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把按人的等級來排列的制度改變爲按資産排列的制度，這是重點所在。但這是非常困難的，中國已經算是做得相當好了。我在1981年寫書推斷中國改革的發生。我知道一定會有這種轉變，但我沒想到轉變會這麽快。但我是中國人，血濃于水，所以再快我也覺得不夠快，我還是希望它能改變得更快。

很多人贊成漸進，比如說斯坦福大學的劉遵義、錢穎一都贊成漸進。可是我不同意。他們理論上分析出來要漸進，但他們不明白這個世界。漸進有很大的問題，一定要急進。大致來說界定權利有三種方法，不是兩種。一種是以人的等級特權來界定權利，改革前的中國就是那種；一種是以明晰的産權來界定權利，現在中國就是要改爲這種情況。

但中間還有一種，就是以管制來界定權利。界定什麽權利？界定貪污的權利！這就是印度的情況。在印度，你管手錶的進口，我管某種外匯管制，他管生産手袋的審批，各有所管。有管制，就有貪污。你貪污手錶，我貪污手袋。這種權利界定得很清楚。貪污權還可以自由買賣，還可以繼承，寫進遺囑裏面。

海關的貪污權也界定得很清楚。你星期一、三、五貪污，我星期二、四、六貪污（笑聲），界定得非常清楚的。現在海關貪污權界定得很清楚，比如說走私的權利就界定得越來越清楚。你不相信的話，我可以拿一張價目表出來給你看，走私有這幾種，你要我擔保安全性有多高？絕對安全的是一個價。各種價格全都有，非常清楚。如果用管制來界定貪污權利的情況制度化了，那就無藥可救。看看印度，無藥可救嘛！（笑聲）

中國的問題是，上面要管，可市場是自下而上的，管制從上面來，又要講市場，所以中間就撞得一塌糊塗。所以中國漸進的話，印度這一關就很難過。你要一步跨過去，所以我就說一定要快，一定要一整套的改革推出。弗裏德曼提出一個”砍老鼠尾巴”的比喻。他說砍老鼠的尾巴要一刀砍下去，不要一寸一寸地砍，長痛不如短痛嘛！（笑聲）弗裏德曼經常說這個比喻。1993年我帶他去見一位中國的省長。省長說，教授啊，我們中國的老鼠是很多條尾巴纏在一起的，先砍哪一條呢？（掌聲）弗裏德曼啞口無言（笑聲）。我當然知道答案了，很明顯嘛，所有尾巴一刀全砍掉不就行了嘛！（掌聲）

如果政策不是配套地一起推出來的話，麻煩就很大。哪樣先做哪樣後做，很難決定，很容易出錯。弗裏德曼一向主張放開價格管制，1988年我們向中國的領導人極力推薦這一點，結果一團糟。1991年，科斯拿諾貝爾獎，那次是諾貝爾獎90周年慶典，請我代表科斯發表演講。我碰見弗裏德曼，我跟他坐下來喝咖啡。我說，弗裏德曼，我們建議中國取消價格管制，錯了！他說，怎麽會錯啊？

我說，那些國企解除價格管制，價格就會上升，但生産並不一定就會跟著上升，這就麻煩了。工人的工資不夠買生活必需品，因爲物價漲了，但生産沒有增加。假如是企業的産權清晰，價格一上升，它的生産也會馬上跟著增加，大家都獲得好處嘛。但國企就不行了，因爲國企是不管賺不賺錢的嘛，哪管你價格升不升？所以應該將國企産權明晰與放開價格管制一起進行。弗裏德曼同意了。

（3）當今中國最重要的三個問題

首要的問題是特權階層維護的既得利益的問題。幾個行業都給堵塞住了，一個就是金融。不開放金融，就不可能有金融中心。這麽大的一個國家沒有一個金融中心是天大的笑話。剛才我跟你們中山大學黃達人校長說，中國沒有金融中心，不開放金融，怎麽可能搞商學院？學生讀的書，裏面講的制度啊，融資辦法啊，都是外國的嘛。金融中心要搞，就要取消所有外匯管制，要允許外國銀行進入，要讓外國的經紀進來。但現在這些全都給特權控制住了。我看中美簽定的世貿協定，看不到取消外匯管制，那怎麽能行？

第二個問題，要讓農村的勞動力能夠轉入城市，已經轉了很多，但遠遠不夠。一個國家的農業人口比例太高是不可能富裕的。這很容易嘛，取消戶口管制就行了。把土地給農民，界定他們的産權，允許他們把地賣了，拿著本錢到城裏去碰碰運氣，然後就完全不用再管，市場自然會搞掂。

也不用擔心治安問題，因爲城市人口增加，收入也會增加，只要不貪污，治安一定能搞好。1868年，那時是日本的明治維新，突然之間那個5歲大的皇帝，聽了宰相的勸說，在一紙法令上簽了個名，日本的土地權可以自由轉讓，農民無事可幹，大量湧入城市，政府完全沒有準備，結果什麽問題都沒有。要知道，明治維新是日本經濟大增長的時期。

香港也是一個例子，解放後很多人跑到香港去，文革時候很多人跑到香港，香港一點問題也沒有。還有深圳，20年來，深圳人口暴升10倍，有什麽問題嗎？一點問題都沒有，政府千萬不要管它（笑聲、掌聲）。

第三個問題，要發揮中國最大的長處。最大的長處是什麽？人力資源。中國人努力、勤勞、物美價廉（笑聲）。腦力也厲害，好像在座各位的腦力就很厲害。怎麽發揮這個長處？取消海關吧！隨他自由進出口。中國人哪里需要政府來保護？我們跟老外競爭，政府爲什麽要綁著我們的手腳？保護我們就等於綁著我們的手腳，那叫我們怎麽去競爭？我認爲根本不需要保護，完全不需要。如果中國絕對開放，取消所有的進出口管制，與外國直接公平競爭，完全不需要什麽世貿組織。中國人怎麽可能輸？不可能的！（長時間的掌聲）

（4）我起碼有六七篇文章可以傳世

我對中國只是關心，無意改進社會。我知道自己不行，這是自知之明。假如領導人來問我的意見，我是樂意提意見的。至於他們接不接受，我是不緊張的。所以有什麽會議之類，我從來都不參加。因爲參加這些會議的經濟學家都有他們的意圖。很坦白地說，有些人自己買了很多物業，所以他給政府的建議就是要救物業。我絕對不會爲了自己的利益而提意見。弗裏德曼對世界的影響舉足輕重，可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言不由衷的話。這是我很佩服他的地方。

15年前，諾貝爾獎評委會的頭頭來找我，他叫我把我自己的論文思想寫成一本書，言下之意是如果我這樣做的話，獲獎機會很大。我本來是準備寫的，但你叫我寫的話，我就不寫！（笑聲、掌聲）正如粵語俗話所說”面子是別人給的，臉是自己丟的”

有件事情我是感到很驕傲的，我可以肯定，我起碼有六七篇文章，100年後還會有人讀。沒有一個諾貝爾獎的得主敢這麽說的。（笑聲、掌聲）。

關於企業的問題，我想了13年。我是研究計件工資合約的，因爲科斯要退休，逼我寫出來。我寫的時候對科斯很客氣，但我認爲他是錯的。我對艾智仁和德姆塞茨也很客氣，因爲他們那篇著名的文章錯得就更離譜了。

所以你看了我那篇文章，就知道他們是錯的，我那篇文章是1983年發表的，名字是《公司的合約性質》。這是我寫得比較好的文章，100年後還會有人看。企業的問題，那篇文章已經全部解釋清楚了。我做研究是這樣的，自己做過的，認爲是滿意的，交了出去，發表了，我就從來不再干預。就像我的”佃農理論”，發表之後，幾百篇文章批評我，也有讚揚我的，很多人要我回應，我從不回應（笑聲）。

關於企業的文章，一年有幾百篇，你問我的話，我就會說，只有我那篇是對的（笑聲、掌聲）。我爲什麽這樣肯定呢？因爲我花了很多時間在工廠裏，對於那些計件工資合約我瞭解得很詳細，我是拿著事實來分析問題，我不是在數學上繞圈子。所以我知道我這篇文章一定是最對的。

我日日夜夜地寫，剛一寫完，我就知道，這篇文章一定可以傳世。（笑聲）於是我仰天大笑！（笑聲、長時間的掌聲）

（5）對中國年青經濟學家及其方法的評論

現在還有很多經濟學者認爲産權不重要，他們搞的是所謂生産函數，英文叫”Production Function”。你說Production Function能解釋經濟繁榮嗎？産權就可以！爲什麽今天這麽多學者認爲産權是不重要的呢？我的答案很簡單：許多經濟學家是很蠢的嘛！（笑聲、掌聲）

現在很多年青的經濟學家，我看不到他們有什麽架構。經濟學的目的不是改造社會，也不是數學遊戲，而是解釋世界的現象。一定要先有一個現象，然後才去解釋，你一定要先知道世界是怎麽樣的。我所有的論著，都是從一個現象入手的，都要先瞭解世界，然後用很基本的理論解釋這個現象。

可是現在的博奕論，我不知道它解釋了什麽，我真的不知道啊。那些小年青，像楊小凱這樣的人才，搞什麽超邊際分析，超這超那，是對什麽現象超出來啊？他們算是比較好的經濟學家了。超來超去，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麽，看來看去也不明白。

我走的經濟學的路子跟這些小年青的主要區別在於，我對世界的事情認識很多，他們是坐在象牙塔裏，很多數學，很多博奕理論，沒什麽內容。你要解釋世事你就要瞭解世事，最蠢的學者就是解釋完全不存在的東西。他們解釋的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我幾十年一直坐在玉器、古董市場裏，走來走去就是研究這個東西。我也做過生意，虧本的也試過，這樣才知道外面在發生什麽事情。我和科斯的觀點比較相近，他也知道很多。你可以到美國石油公司問，在世界上正式的石油專家中，真的懂的，他們一定會告訴你，是張五常（笑聲）。我做石油研究，花了6年時間，逐個部門，逐個油田（看），那些油是怎麽出來的，我全都知道。

像我的”佃農理論”，就是要解釋爲什麽臺灣的農產品在管制下産量會增加。我寫關於買戲票的文章，我是要解釋爲什麽價格高的座位會先賣完。這全都有現象在那裏。我寫中國的婚姻，爲什麽女人會纏腳，爲什麽會有童養媳，這些都是現象。

可現在，我看了一百篇文章，看完了連一個現象都不存在，這是什麽？是數學吧？不是經濟學啊！現在這個博奕論，已經搞了20年了，你告訴我吧，它解釋了哪一個現象？給一個我吧，我只需要一個！（笑聲、掌聲）

你說你要搞新理論，你要告訴我你的新理論能解釋什麽現象？你說的現象是不是事實？那些小年青，什麽都沒有，你問他能解釋什麽，他也不知道，因爲他對這個世界不瞭解嘛。現在經濟學家的數學，平均是博士數學家的水平，越來越厲害。但你問他這個符號代表什麽啊？他就說不上了，搞得很抽象。

你說經濟學是藝術，數學寫得很工整，很有學術性，這也是一種遊戲，可以發表，可以拿諾貝爾獎（笑聲），但你能解釋什麽？你能解釋人的行爲，我就服你；解釋不了，就是廢物。

（錄音整理：李俊慧） 《21世紀經濟報道》2001年4月23日
(//www.dajiyuan.com)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