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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8日訊】 民運、法輪功、台灣及西藏，新疆、內蒙古等一切爭取民族解放的力量，在無數次經受中共殘酷迫害与打擊后，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唯有認清當前嚴酷的形勢，挫敗中共的离間伎倆，形成最廣泛的聯合抗暴除惡陣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鼓勵，方能眾志成城，終結半個世紀來給我們及我們的民族帶來無限災難的中共邪惡政權，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發展与圖強掃清障礙，為中國最終實現民主政治并融入世界文明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不僅中共極盡所能阻止我們之間的來往与合作，就連我們民運隊伍中的朋友對此噤若寒蟬，更有人認為民運不應該与其他力量合作，他們的理由主要是，如果我們与其他方面合作，中共會拿它來作文章，往我們身上潑污水。
比如有人說，如果我們跟達賴喇嘛所領導的流亡政府來往，中共就會說我們支持西藏搞分裂，這种說法是站不住腳的，這里且不說達賴喇嘛是否真的要求西藏獨立，就算是，那也是針對中共的迫害而來的，因此希望看到國家統一的人應該首先去譴責中共過去五十年來在西藏所犯下的罪行，而不應本末倒置地去攻擊被壓迫者。更何況，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聲明，達賴喇嘛自八零年代至今，從未在任何場合、任何文稿中發表過要求西藏獨立的言辭，他已不下一百次地反复強調，他与西藏人民追求的是真正的自治，而且明确表示，只需要与香港一樣的自治。我想，任何人都不會認為他的要求過份，無論從歷史、文化、經濟地理及宗教的角度來講，西藏比香港更有理由實行自治。因此，如果我們与要求自治的西藏朋友一起去爭取我們應有的權利，并無不妥，也沒有把柄給中共可抓。
批評我們跟台灣合作，那就更不值一駁了，道理很簡單，對于從事民主運動的我們來說，不跟同為炎黃子孫的台灣民主政府合作，難道去跟中共這個世界上頭號專制政權合作？連中共都承認孫中山先生的國父地位，我們有什么理由拒絕同國父創建的中華民國政府往來呢？當然，台灣并非鐵板一塊，它自身也有不同的政治派別及民間力量，我們可以選擇与我們認為可以打交道的方面合作，那种“凡是与台灣來往就是搞分裂”的說法是無稽之談，難道大家沒有看見，現在与台灣各方面打得最火熱的恰恰是往我們身上潑污水的中共！我們与馬英九見個面就是“台諜”，而中共在香港的達官政要們与馬英九把酒言歡卻成了“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确)？中共蠻不講理也就罷了，我們中的一些自稱民運人士的朋友卻也來對我們踹上一腳，又是什么道理呢？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至于跟法輪功的合作問題，我想沒有太多的人會有异議，他們的人權遭受到嚴重的侵犯，我們身為爭民主爭人權的人士，不去支持他們，參与他們，作他們的后盾，那么誰來為他們伸張正義呢？我知道很多朋友在默默地支持并參与法輪功爭人權的活動，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現象，至少這些人擺脫了爭名爭利的麻煩，能實實在在地干點事情，這是非常難得的。當然，法輪功有些理論及說法我們不一定認同，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之間的合作，被壓迫者的聯合不需要自身的完全一致，如果只有在所有問題上看法一致的人才能合作，“合作”兩個字就沒有存在的价值了。
世界上根本不會有兩個所謂想法完全一致的人，而且自古以來，被壓迫者的聯合反抗就有其天然的合理性，這是人類社會賴以健康發展的最根本原因，包括中共自身在內都曾在不同時期高喊建立“抗日”“反蔣”等統一戰線的口號。因此，我認為，只要我們同是被壓迫者，只要我們都是在与中共的斗爭中追求正義与公道、以求自身基本權利得到保障，那么我們的合作不僅光明正大，而且是事業的需要。
中共過去長期以來為了阻止我們各方面之間的合作，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場合散布相互矛盾的觀點：八九后曾用民運与台灣當局往來來打擊民運，仿佛台灣當局是“党和人民”的頭號敵人，与台灣合作就是“党和人民”的敵人。記得有一次中共指吾爾開希与台灣陸委會某副主委見面，而民運方面則像干了見不得人的事一樣矢口否認，令當時在國內從事民運活動的我頗為費解。爾后，當海峽兩岸矛盾激化時，中共又用台灣曾支持海外民運打壓台灣，言下之意海外民運又成了“党和國家”的頭號敵人。他們還一度用民運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合作來攻擊民運，這時候理所當然地西藏流亡政府又成了“党和人民”的頭號敵人。過不久又說達賴喇麻与台灣當局“勾結”，好像台灣又成了“党和人民”最可怕的敵人。最近，中共鎮壓法輪功正起勁，于是他們就說法輪功与民運“勾結”，繞了一圈民運又成了最坏的東西。与此同時，他們又說台灣不應該支持法輪功，言下之意就是法輪功比台灣當局更坏，不清楚的人還以為台灣与中共當局過去一直是友好往來的關系呢！？他們前后自相矛盾的說法所得出的結論就是：根据他們的需要想怎么說就怎么說！他們這樣作的目的很明确，當他們准備收拾你的時候，還不准你去求救兵，你求誰，誰就是惡魔，誰就是“党和人民”的頭號敵人，然后再給你加一條“与魔鬼打交道”的罪名。
因此，如果我們對中共抱著僥幸心里，我們就會自作多情地以為向我們伸出援手的人都是中共的敵人，唯獨我們自己不是。而事實上，中共虎視耽耽的正是我們！因此，一旦我們識破了他們的詭計，我們就可以理直气壯地對世人宣布，我們這些長期遭中共壓迫的各方力量相互支持是理所當然的，是正義事業的需要，是負責任的做法。反之，如果我們中了他們的圈套，不敢坦然地与其他被壓迫力量合作同中共對抗，我們始終難以壯大，老百姓也會無所适從，于是只好跟著中共的指揮棒轉。
我建議，今后以民主大業為己任的朋友們不要再在這一問題上糾纏不清了，不要將有限的精力消耗在這种無謂的爭論上，否則等我們將這一問題辯論清楚后，中共政權恐怕早就不存在了。過去和現在，我們中的不少杰出的同仁都耗費了大量的時間与精力在這個問題上，但是卻少有建樹。我個人認為，今天，是我們應該結束這种無謂的爭論的時候了，有句成語叫做“清談誤國”，它對我們這群以知識分子為主的民運朋友來說值得引以為戒。
下面我從四個方面來談談聯合各方對抗中共強權的必要性：
一、由于中共長期以來對各方力量采取各個擊破的策略，所以它才能維持到今天而不倒，他們的最大优勢不是坦克大炮、也不是什么共產主義真理，而是掌握了面對十三億的宣傳机器，他們可以煽動起任何他們需要的情緒和思潮。過去科學家們曾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人為何如此瘋狂不可理喻、作過研究，發現人具有極大的盲從性，有時候甚至會出現“集體無意識”的狀況。了解了人性中的這一弱點，我們就不難對“文革”等事后看起來不可思議的現象有所理解了。現在，中國大陸正在發生另一場“文革”運動，中共當局為了達到瘋狂的民族主義与反美情緒之中，其實際是政府有意掀起了一場反和平、反民主的運動。在這种向和平与民主說“不”的思潮引導下，人權、民主這些西方的概念統統遭到無情的踐踏，民族問題更是變得一触即發。因此，為了讓中國大陸更多的老百姓從中共愚民宣傳中擺脫出來，我們這些沒有遭到洗腦的民主人士一定要從各种角度向他們介紹事情的真相。
如果我們在戰略上形成廣泛的聯合陣線，互相支援，我們的工作開展起來就會更有成效。勿需諱言，我們這些遭到中共強權打壓与迫害的各方力量中，可以說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比如台灣的經濟實力，法輪功的宗教凝聚力与組織動員能力，西藏的國際資源及達賴喇嘛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民運的道義力量与人材資源，這些都是各自的优勢，即各自所長，而台灣与西藏的劣勢是，海峽兩岸問題及民族問題均不被國內多數民眾所普遍理解与認同，法輪功的劣勢則是很難喚起整個社會的全面參与，民運的劣勢由于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來被中共當成頭號敵人打壓而出現空有民眾理念上的認同而嚴重缺乏人力物力資源，因此如果各方力量能認識到自己的處境，發揮各自的优勢，取長補短，共同對付中共專制政權，則中共專制政權成為歷史的那一天就不會太遠，而我們各自的訴求也可望早日達成。
一個現成的成功例子就是，最近几年來民運与西藏朋友的合作，過去絕大多數漢人都對西藏問題不了解，或者了解到的是錯誤的信息，但是通過最近几年來部份民運朋友与西藏朋友的共同努力，人們對西藏問題的真相知道得越來越多，對藏人的訴求表示理解的人也越來越多，如果沒有民運朋友的支持与參与，藏人要在漢人中宣傳他們的理念及訴求恐怕要付出成倍的努力。反之，如果我們仍然處在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甚至相互傾軋的狀況，一方面我們的力量始終有限，另一方面也讓國內的民眾看不到希望，因此很難將民眾的參与熱情完全調動起來，其結果只會是“只見樹，不見森林”，難成气候，而我們面臨的則始終是被迫害，被流放，被欺凌，被武力恐嚇。過去，這方面的教訓我們已有過不少，比如法輪功就曾在初期反复宣稱不与“五毒”(即所謂民運、台獨、藏獨、疆獨、蒙獨)合作，他們沒有料到今天會成為中共最殘酷迫害的對象。而在中共的字典里，如今也已不再是五毒而是“六毒”、“七毒”了(中功被列為“毒素”的日子看來也不遠了)，殷鑒不遠，因此我們必須吸取過往的教訓，不要作茧自縛。
二、從民運角度來講，由于中共當局長期對民運采取高壓与圍堵政策，對民運人士不是關押就是流放，使得民運人士很難与大眾形成互動，因此造成了一方面一般民眾對民運人士能幫助他們走出困境几乎不再抱有希望，另一方面民運人士又陷于嚴重缺乏人力物力資源的局面。因此，作為民運力量，必須在現階段聯合有丰富民主運動經驗和強大財力物力的台灣政府与人民，有廣泛國際資源的西藏，有強大草根基礎的法輪功及中功等一切被中共打壓并正在与中共抗爭的正義力量，如此民運才會走出階段性的困局，并最終促成中國和平与民主的實現。
三、聯合各种力量共同与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中共極權抗爭，是作為政治反對派的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只有我們肩負起這一使命，才能最大限度地贏得國內民眾的理解与支持，只有我們來承擔這一工作，才能在國際社會上得到最廣泛的認同。道理很簡單，我們是從中國民眾中來，我們的目標是為中國的民主進步与繁榮，相對于台灣、西藏、法輪功，我們沒有自己特有的訴求，我們的訴求就是中國所有希望國家民主富強的人的共同訴求，我們中的多數同仁均是因要求民主与社會進步走到一起來的，這一點充份證明了我們的一切出發點是“為民請愿”，這种特殊的角色定位決定了我們出面來承擔協調各方与中共的抗爭是最合适不過了。當然，這樣做并不等于說我們要領導各方，在這場長期的抗爭中，任何一方都不應存有領導其他各方的企圖，否則于事無助，還會傷害我們的事業，這方面的教訓過去也已有過不少，在此不再贅述。
四、目前國內的形勢決定了我們必須加快步伐為民主政治的實現催生，現在整個中國社會已進入動蕩不安時期。全國各地尤其是農村地區已處于中共建國以來最動蕩的狀況，各地村民聚眾沖擊政府机關的事件層出不窮，有的地方更是常發生地方官員被暗殺的惡性事件。最近几個月以來，我們見到的是我們有生之年從來未見聞過的一系列駭人听聞的血腥事件，自焚、自殺式報复、校園爆炸，恐怖活動接踵而至。本月初，我的家鄉湖南省會長沙市原市長，現省農委主任杜遠明全家四口被殺，凶殺顯然是沖著杜遠明的腐敗而來的，因為在事發后，网上出現一篇据我了解內容基本屬實的列舉杜遠明貪污腐化罪行的文告。又如几天前石家庄市一個小時內五棟大樓被炸，紐約地區的朋友可曾听說過紐約過去歷史上發生如此暴力的事件？除了戰爭年代，在當今世界上又有什么地方發生過如此慘烈的事件呢？如果我們仍沒有緊迫感，仍以消極的態度看大陸地區的全面內亂，共產政權的延續甚至會引發世界范圍的軍事沖突，釀成新的人類悲劇，這絕非危言聳听。美國最近從一位叛逃的中共高級軍官處了解到中共過去几年來一直將美國作為頭號軍事目標，并不惜發動核子戰爭，因此我們必須赶在中共獨裁者獸心發作之前完成政治民主化進程，否則我們將要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總之，如果我們能夠聯合起來對抗中共強權，國際社會就會更加了解中共政權的不得人心，國際正義力量對我們的支持就會更加強而有力，如果我們能夠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共同奮進，當中共退出歷史舞台、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時候，由于中共的殘暴統治所造成的一系列嚴重問題，包括民族問題、海峽兩岸沖突問題、宗教信仰問題、政治民主化、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形像与角色定位問題等，都可望得到較合理的解決。如此，則我國的長治久安就有了根本的保障。
四月摘自北美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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