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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5日訊】 中美軍機相撞事件暫時告一段落。雙方借公開言語交鋒和“悄悄外交”，對彼此決策和運作手段互有深入瞭解。中國以大局爲重，顧及人道精神釋放24名美國機組人員，贏得外界讚揚，避免了在國際輿論上轉爲被動。但同時也應看到，如果中國善用法律武器，與外交手段雙管齊下，可以取得更有利的談判籌碼，爲與美國打交道創造更大的迂回空間。
運用法律手段來爲外交利益服務，是西方國家慣常採用的手法。茲舉數例，以爲明證。
其一，今年1月17日，美國採取誘騙的手段，將“應邀出席布希就職典禮”的俄羅斯—白俄羅斯國家聯盟秘書長博羅金逮捕。美國雖稱是因配合瑞士發出的逮捕令，但司馬昭之心卻是路人皆知，意圖利用逮捕行爲，來影響俄羅斯內部政局、分化俄白兩國關係，並爲俄羅斯傳媒大王古辛斯基撐腰。
由於美國這一逮捕行爲法律程式完備，擺出一副“依法辦事”的架式，俄羅斯只好私下運作，與美國談商，終於在4月6日，由美國將博羅金引渡到瑞士，完成短短六天的“庭審程式”後，俄羅斯付出數百萬美元將博羅金保釋回國。至於這幾個月期間，俄羅斯在其他外交利益上作出哪些讓步，只能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其二，今年3月31日，南斯拉夫塞爾維亞當局將米洛舍維奇逮捕。這也是美國運用法律手段爲其國家利益服務的結果。美國視米洛舍維奇爲眼中釘、肉中刺，炮火轟炸也不能將他拖下臺。米洛舍維奇在去年10月南斯拉夫大選中落敗後，美國立即操縱國際法庭發出通緝令，並對南斯拉夫下達最後通牒，必欲除之而後快。
同樣是這個所謂的國際法庭，在南斯拉夫人權組織控訴北約轟炸以平民爲目標時，首席檢察官德爾龐特卻認爲，“儘管北約犯了一些錯誤，但沒有必要對這些指控和任何與北約有關的轟炸事件進行調查。”國際法庭時刻保持與美國的“政治正確”，早已成爲其外交利益的工具。
在敏感的國際關係問題上披上法律的外衣，以法律爲外交利器，自然得異常小心、十拿九穩，才不會到最後反弄成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拿捏得當的話，不僅冠冕堂皇，而且往往事半功倍。將對方置於自己制定的遊戲規則之內，更可有收放自如之效。
中國曾妙用法律武器
在中國與美國打交道的歷史中，也曾有過運用法律爲外交服務的精彩之作。根據美國國家檔案館今年4月初剛剛解密的尼遜執政期間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文件，在中美醞釀複交的過程中，被中國判刑的美國飛行員即成爲一個籌碼。當時美國有四名飛行員在韓戰和越戰中進行間諜飛機任務而被擊落，遭中國判處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在美國通過巴基斯坦向中國表達關係正常化的願望之後，作爲善意的回應，中國先釋放了兩名飛行員。
在1971年7月9日，基辛格首次與周恩來會談時，“順便”表示美國希望中國釋放另兩名飛行員。周恩來則靈活回應，“我們會繼續研究，如果他們態度良好，減刑也是可能的”。在尼遜正式訪問中國後不久，中國就陸續釋放了另兩名飛行員，在外交中打了一副十分漂亮的法律牌。
中國在對待軍機相撞事件上，若能巧妙運用法律手段，在與美國談判和周旋之時，亦可加強主動和有利的地位。既然衆多國際法專家和學者紛紛以“充分的法律條文和條約”來證明美國違反國際法，官方也發佈證據證明是美國造成撞機意外，並且未經許可“非法入境著陸”，這些正符合法律起訴書中常見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所謂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中國完全有條件將撞機事件納入法律程式，按照中國的法律法規“依法辦事”。
在事件之始，中國如果依據美機非法著陸等行爲，由地方檢察官對美機師提起公訴，將事件轉化爲表面上的法律問題，或許可以超脫單純的口舌之爭。
對待美國放人的要求，也可有理有節地答復，一切等待法律程式完結和法庭審訊有結果再說。在法律程式進行的過程中，中國外交部門可以“超然事外”，讓司法單位獨立操作。至於美國官方有什麽要求，慢慢談好了。道不道歉無所謂，如果事實證據成立，相關人等就須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強硬，會更令人信服。
在這一點上，中國也不會留下口實，讓美方批評爲將24名機員當作“人質”。美國不是最講究法律精神的嗎？請派律師來辯護好了。
中國會面對法律更透明化壓力
在外交手段不足的時候，法律也能夠發揮輔助作用，成爲“利器”。舉例來說，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後，中國在要求美國懲處有關責任人（至今仍無下文）的同時，也可以發出國際通緝令。即便只具威懾的象徵意義，也可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國的決心。否則，向美方的要求都會被大打折扣。
中國在今後與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外交中，若巧妙借用法律程式，自然也會使自己面對法律程式更透明化的壓力，此種壓力對中國的法制建設並不是壞事，反而是樹立法制國家形象的動力，更可以進一步培養中國人的法律意識。最重要的是靠法律精神，保持談判的主動地位，借此建立起大國的威信。言既出、行必果，法律與外交雙管齊下，是獲得最大國家利益的重要保證。
──原載《聯合早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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