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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2日訊】 《中國「六四」真相》這部書的出版，可以說是中國人迎接新世紀－廿一世紀的第一份獻禮。反映出中國人決心在廿一世紀使中國改變成自由民主國家的信念。用大量禁得起歷史驗證的文件和報告，呈現一九八九年春天發生在北京由悼念胡耀邦逝世而興起的大潮，有力地否定了中國共產黨內因執著一黨專政，而把民主運動說成為「反革命暴亂」的謊言。為六．四平反奠定了思想基礎與事實根據。

特別引起人們興趣的是中共方面對此書出版的空前緊張反應，據香港傳媒得自北京的消息，丁關根掌握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已經發出「七不准」的文件，要求全體黨員不准在互聯網上下載有關此書的任何文字；各級官員不要購買、傳閱、翻印此書；也不准攜帶此書進大陸；要求海關及安全部門嚴查，並堵截此書流入境；對於攜帶此書入境的人士，一經查獲，立即沒收；對大批攜此書入境、情節嚴重者，甚至可給予行政和刑事處罰。同時，嚴禁盜印此書。甚至有「一旦發現此書盜版者立即槍斃」之說。真的是「嚴陣以待，如臨大敵」。

丁關根可以說是從「根」基上拿出了打橋牌的全副本領，施展了把「關」能耐。

但是，他忘記了這樣大張旗鼓的防禦工事，豈不是為《中國「六．四」真相》作了最有效的宣傳嗎？據明鏡出版社社長何頻說：單是四月份上半月就印行銷售了上萬部。

既然中共組織的寫作班子拋出的第一篇批判文章題為「企圖搞亂中國實屬徒勞」，又何必大張旗鼓地勞師動眾呢？

擁有數千萬黨員、自詡「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竟然不敢面對一部歷史回顧的書，豈不是笑話！

問題的關鍵在於謊言到底敵不過真理。

就在四月上旬，筆者從舊金山飛洛杉磯，探望將近一年未見的許家屯先生，在他的書桌上就放著一部《中國「六．四」真相》。他且已看過一遍。我問真實性如何？回答：有七八成。

許先生說：這部書的外文版叫做：《天安門文件》，而中文版則改為《中國「六．四」真相》。文件要求比較嚴格，真相就比較寬鬆。以關於袁木的記載看，在「袁木的對話」一節指出：「因為不受重用，總是咳聲嘆氣，感慨自己官運不濟。一九八八年，李鵬就任國務院總理，袁木終於瞅準了這一機會，說動了李鵬，由他充當國務院新聞發言人。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又從李鵬那裡爭得了「國務院研究室」這塊牌子。一九八九年的學潮來臨了，袁木作為一個政治投機分子，又一次敏銳地發現了投機的機會。於是在李鵬的支持下，袁木義無反顧地充當李鵬的代言人。代表政府與學生對話去了。」明顯地描繪了袁木鑽營的醜態，又襯托了李鵬其人

。這自然是作者的評述。從總的看來，本書的對話是合乎當時情況的。當然，正如編者所說，不能保證記載的每件事實都是正確的。

我請許先生談談他對趙紫陽先生的看法。

許肯定趙是一位有見識、有能力，而且政治思想水平比較高，積極獻身於改革開放事業的共產黨人。

但他犯了三個錯誤：第一，在學潮已興起的情況下，他還堅持要訪問北韓。四月廿日，田紀雲勸趙推遲訪問，理由是北京和全國一些城市局勢不是很太平。趙的答覆是隨意更改預定的國事訪問，會讓外界揣測政局不穩。所以還是按預定的行程出國。

結果，就在他出訪，李鵬代替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時搞出了一個把學生愛國運動定為動亂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以致弄得不可收拾。

第二，他對學潮的發展估計不足，沒有在訪北韓前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會，決定處理方針，以致造成被動。

第三，為反對在北京實施戒嚴而辭職，給人以撂挑子的印象。結果是自陷孤立。

許家屯先生回顧六．四天安門事件，不勝感慨。不過，也許是革命樂觀主義支持著他，這位八十五歲的老人信心十足的認定，中國大陸為六．四重新定性，這一天在新世紀是會來到的，而且他可以看到。

──原載《中國時報》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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