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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1日訊】 確定物體在空間中的位置所需要的獨立變數的數目叫自由度。自由度用來描述物體在空間所能運動的範圍以及允許該物體以何種方式、狀態進行運動。實際上自由度決不僅僅包容于或者依附於物體運動的數理範疇，在人類的社會生活、意識形態以及經濟活動中，都有一個自由度問題。它的大小與社會生活秩序、民主化程度及經濟活動的效果緊密相關。

　　去年浙江省的外貿出口增幅高於全國平均增幅近４０個百分點，出口淨增量居國內第一。省際外貿部門互相交流時，有人將其歸結爲産業結構調整開始釋放成效。這其中當然不可否認有結構調整的積極因素，但“調整”不可能立竿見影。真正起決定作用的原因，還是得益於省、市、縣三級政府放鬆出口管制，擴大外貿“自由度”刺激了出口。

　　浙江的民營經濟三分天下有其二（有人甚至認爲已超過“二”），中小國企改制遠遠快於周邊省份。由於國內市場供給過剩，迫使大批民營企業眼睛向外，盯上了外貿出口以降低經營風險且享受國家退稅。然而，要出口就得申報自營進出口權。國家規定，民營企業自營出口權申報的底線是註冊資本金必須達到８００萬元，且還得是規範的有限責任公司。兩道政策“紅杠”當即難煞大批“英雄好漢”。咋辦？“死政策、大活人！”幾乎一夜間，浙江人就找到了４種變更註冊資金及企業身份的“變通”辦法。更不可思議的是，沒有哪級政府明示職能部門如何如何，可分明有一種“力量”在指揮協調各職能部門提供服務“潛能”。結果一年下來，全國發放的自營進出口權就數浙江最多。

　　浙江有個紡織大縣，一年新申領到１７０多本證，１５４家企業當年成爲有出口實績的外貿“新軍”。縣裏年底算總帳，自營出口由上年的１億多美元一下子增至５億美元。

　　事兒就這樣充滿了戲劇性。人、機器、資金、技術、眼光等生産經營的諸多約束條件，短短一年不可能有實質性改善，不足以超常規刺激出口。惟一合符邏輯的解釋在於，地方上“違規”放鬆外貿管制—-“自由度”增大，出口額就直往上竄，連地方政府都始料不及。

　　再舉一例：前些日子，筆者參加所在城市的“兩會”報道。地方政府工作報告回顧去年成績，特意強調去年ＧＤＰ、外貿出口、稅收增幅創下“三個新高” 。假如把歷年主要經濟指標中所含的“水份”看作一個常量，憑筆者多年從事經濟新聞采寫的經驗判斷，該說法大抵是可信的。然而，在宏觀經濟環境與周邊地區大體相當的情況下，爲何就你“風景這邊獨好”？究其原因，官員說是政府“ 正確領導”的結果，而企業界的代表、委員則堅持認爲：本地經濟活動的自由度增大，推動ＧＤＰ攀升，繼而拉動出口、增加稅收……

　　一般而論，自由度增大意味著經濟活動的行政干預減少。可耐人尋味的的是，干預的減少主要不是來自政府權力體系內的改革—-大幅度、大範圍削減審批，而是首先得益於當地政府對市場的管制一時有點兒“應接不暇”。

　　去年初，筆者所在城市的班子先是被上面指定搞試點，領導忙於集中學習。到了盛夏，行政區劃調整又冒了出來，由於區劃調整涉及領導們的位置和待遇，也事關地方部門、鄉鎮的既得利益，行政權力體系內出現了不可避免的較長時間的“動蕩”。這一“動”轉眼就到了年底。一連串“意外”，使得領導下企業指導的時間少了，各部門組織的檢查考核也少了，多數勞命傷財的評比達標一時無人組織了……這些“變故”等於突然爲企業松了綁。一位連續兩屆擔任人大代表的企業老總掏心窩子：以往七分精力應付領導“關心”、部門“指導”，三分精力抓生産經營，去年則是倒三七。

　　出人意料—相對的“無政府狀態”並未造成地方經濟活動的混亂，反而激發了經濟活動的活力。搞經營的集中精力開拓市場；上專案的減少了燒香磕頭、公文旅行的道道環節；平常間還省卻了大部分迎來送往，時間、精力、開支都轉化爲企業的利潤。整個兒一年下來，企業增了收、職工長了薪、國家多收稅。政府領導也不“吃虧”—政績—經濟增長幅度列省內第一。末了，有人調侃：地方領導“因禍得福”！於是乎，有經濟界代表、委員在分組討論時盼望今年再出現相對“無政府狀態”那該有多好！

　　筆者所在城市改制較早、較徹底，民營經濟已佔據大半壁“江山”。人們都不妨想一想：一種並非主要來自體制內部的革命所産生的“自由度”，就能創出如此“市場”效益，倘若再加上政府能主動轉變職能、廢除絕大部分的市場管制，對於整個經濟發展特別是民營經濟發展，又該是個什麽結果？有代表、委員直言：政府若能主動放權—讓利，哪怕宏觀經濟環境依然如故，ＧＤＰ年增幅至少能達到３０％……

　　如此樂觀的估計，筆者眼下無法求證，但憑直覺並非沒有可能實現。

──原刊《21世紀經濟報道》20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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