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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0日訊】 一個城市往往以一個主要建築物作為它的商標﹐也藉著這個建築物的文化意義而聞名世界。(當然﹐不少世界上的超級大都市也會以幾種不同的建築物而同時聞名世界)。這樣的例子多得不勝枚舉﹕紐約的摩天大樓和自由女神像﹑洛杉磯的環球影城和迪士尼樂園﹑佛羅倫斯的博物館﹑米蘭的拉斯卡拉歌劇院﹑比薩的斜塔等等。以上隨便列舉出來的例子﹐大多是歐美的城市﹐那麼﹐亞洲的城市又如何﹖

多年來﹐香港的旅遊商標是一艘老式帆船﹐有時再加上香港的港灣夜景﹐但是沒有任何其他更高文化意義的建築﹔反觀上海﹐除了老上海的外灘﹐又加上新浦東區的摩天大樓﹐還有新蓋的上海博物館和歌劇院﹔北京早有天安門廣場﹐現在又在蘊釀在附近蓋一座引人爭議的歌劇院﹔吉隆坡的新標誌是兩座舉世最高的大樓﹔東京除了天皇皇宮及議院建築外﹐還有上野公園﹑新宿和銀座的娛樂場﹔京都有寺院﹔台北有故宮博物院和中正音樂廳(以前還有總統府﹐是日本殖民時代的建築)﹔還有新加坡呢﹖我一時卻想不出甚麼有意義的建築物。

隨著亞洲經濟的極速發展﹐不少亞洲國家的政府和城市往往好大喜功﹐拼命蓋全世界最高或最大的東西﹐吉隆坡即是一例﹐聽說中國其他城市還想蓋更高的大樓﹐香港的新機場也屬於同一類型的競爭產品﹐我認為這是一種「現代性的狂熱」(excessivemodernity)所造成的結果﹐其文化意義幾乎等於零。

目前香港的兩大工程正如火如荼的進行﹕數碼港和迪士尼樂園。前者是為了發展新科技﹐使香港與世界各超級大都市並駕齊驅(這個想法本身就顯示了文化思考的貧乏)﹔後者顯然是為了招攬遊客。然而﹐除了旅遊意義之外﹐還有甚麼意義﹖

就我看來﹐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一個城市是否可以藉一個理想式的設計完全改變或建立一個嶄新的自我文化形象﹖也許﹐一個缺乏歷史記憶的城市(譬如香港)最容易建構「理想國」式的科幻形象﹐也最容易符合後現代理論。從這這種理論的立場看來﹐一切都是模擬或重新發明(reinvention)﹐無所謂傳統和歷史﹐甚至歷史本身都是一種假象﹐早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時間感﹐被拉平到現代的時空以後﹐已經沒有甚麼大的意義。對於這一點﹐我不敢苟同﹐因為我一向認為歷史是真實的﹐即使人們在歷史記憶中有所選擇或取捨﹐也不能完全造假。以上海為例﹐我覺得目前的一片「懷舊熱」—懷念三十年代的國際大都市上海﹐甚至以此重建新上海—並不完全是上海人自己胡鬧出來的假象﹐而是自有其歷史和文化的因素。

那麼﹐其他的城市呢﹖是否可以用一個新的建築物來重建(但並非一座新發明)或「重述」這個城市的某些新建築的意義就在於此﹕它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從原有的歷史記憶中重新取得靈感而建成的﹐即使不倫不類﹑滑稽可笑﹐都自有其意義。關於此一方面﹐以後可能著書詳論﹐此處不贅。

對於一個沒有或極少歷史感的城市﹐又當何論﹖當然只有創新。關鍵在於創新背後是否有文化的視野﹐否則只不過是急功近利(多賺錢﹑多開發市場)而已。且讓我舉一個必會引起爭議的例子。
我有一位久居德國學指揮的朋友—翁唯志先生(來自大陸)﹐去年突發奇想﹐有感於台灣民主選舉的史無前例﹐特別上書新上任的陳水扁總統﹐建議在台北興建一座新的歌劇院﹐並藉此作為全球華人的音樂中心﹐齊集各地音樂好手在此演出﹐事實上﹐近年來在世界樂壇﹐華人在歌劇演唱界也人才輩出﹐理應濟濟一堂。翁先生的建議﹐當然是基於他在德國各地和捷克的布拉格指揮歌劇的經驗﹐他也曾到過台灣指揮高雄的市立交響樂團﹐認為水準極高。我不願掃他的興﹐所以勸他把這封書的副本寄給台北市文化局局長龍應台﹐至今還沒有回音。

我也是個樂迷﹐當然樂觀其成﹐但是又想到上海歌劇院的例子﹕新蓋的「硬件」十分壯觀﹐但是沒有充分的「軟件」(本地的歌劇團和交響樂團)支撐也不能成事﹐所以才會在運動場演出好大喜功的《阿依達》﹐除了招攬有錢的遊客外﹐至多也不過想要以規摸和壯觀同北京抗衡而已﹐別無意義。上海何不也參考一下翁先生的建議—把新建的歌劇院作為全球華人音樂家的集中地﹖而且台北和上海的文化關係愈見頻繁﹐是否在歌劇院方面也可以密切合作﹖

──原載《亞洲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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