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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9日訊】何以西方的民族主義可以橫行無忌，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卻舉步維艱？

從外部因素看，中國的崛起不同于四小龍的崛起，不符合西方的根本利益。但更重要，也是更容易被忽略的，是內因。孫中山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這三民一個都不能缺，否則一個都保不住。中國民族主義在今日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民生、民權遠遠做得不夠。

中美撞机事件以來，西方媒體充斥著中國形形色色的分析，其中有不少文章提到中國的民族主義。在西方看來，中國的民族主義不過是義和團的再現，必須加以遏制。那么，中國的民族主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要分析中國的民族主義，須從歷史和文化說起。民族主義本非中國所有，乃是源于西方。今天世界上的所有國家，無不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而民族國家的概念，興起于西方，近代以來逐漸傳遍全球。既然中國自古無民族國家，何來民族主義一說？其實中國古人對于民族的概念，是淺薄的。

李唐皇室帶有鮮卑血統，并不妨礙唐朝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盛世。滿清入主中原，史家依然奉之為正朔。古人效忠的，是他們隸屬的朝廷，而非他們隸屬的民族。孔尚任在《桃花扇》中這樣描述史可法沉江之前的悲憤：“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可見在古人眼里，真正值得哀痛的，是皇帝老儿換姓，也就是改朝換代，而不是异族的統治。

一方面，古人的華夷之辨是基于文化，而非血統，只要接受中華文化，便是中華；另一方面，中國歷史上几次种族大融合，更進一步沖淡了种族間的距离。今天的漢族，在血統上和兩千年前已有很大不同。西晉末年五胡亂華，衣冠南渡；北宋末年金兵入寇，二帝北狩；每一次的大動蕩，都伴隨著种族的大融合。今天我們再也找不到匈奴，鮮卑這些民族，因為他們已經和漢族融為一體，而全國能通滿文的人寥寥無几，蓋因滿漢之間的差別，几乎完全消失。

由于我們的祖先重文化，輕血統，几千年來，朝代屢屢更迭，中華卻屹立不倒，即使偶爾有外敵問鼎，也無不被中華文化征服，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古時的中國，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有的是“天下主義”，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中華重于种族的中華，明末大思想家顧炎武認為，改朝換代和老百姓沒關系，而文化的興亡才是和每個人戚戚相關的天下大事。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本來指的是這個意思。

中華民族的概念

然而這一局面到近代就難以為繼了。西方的入侵，其意義不僅僅在于中國面對著比自己強大的敵人，更重要的是，這個敵人有著优秀的、強勢的文化。中國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靠自己的文化來保護自己了。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中國人很自然的像西方一樣，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國家，在民族的基礎上保衛自己。清末革命党人一方面排滿，一方面又提出了包括漢族和所有少數民族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概念。中華民族，自然是針對“非我族類”的一切外國而言。

從此，中國人效忠的國家，不再是一個建立在朝廷之上的概念，而是一個建立在中華民族之上的概念。國家興亡，不再是“肉食者謀之”，而是關系到中華民族每一個成員的大事。此為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起源。辛亥革命將中華民族的概念根深蒂固的根植在中國人心中，有著極重要的意義。正是因為中國人團結在中華民族的旗幟下，而非效忠于哪個朝代，日本的入侵，才不被視為試圖改朝換代的舉動，而視之為亡國滅种的威脅。中國人在民族主義的激勵下，“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國民政府抗戰檄文），經過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終于拖垮日本，成功的保衛了新興的民族國家。

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

然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在近年來似乎屢招非議。中國人的愛國舉動，在使館“誤炸”事件和中美撞机事件中的抗爭，不但西方媒體誣之為極端民族主義，就連部分中國人也隨聲迎合。須知西方在捍衛自身的民族國家上，從不猶豫。八十年代初愛爾蘭共和軍囚犯在獄中為爭取政治犯待遇而絕食，英國政府視人命如草芥，听任十余人活活餓死，手段之殘忍、極端，實屬罕見。何以西方的民族主義可以橫行無忌，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卻舉步維艱？

我認為，原因有二，一為外因，一為內因。從外部因素看，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大國，必將打破現有的世界秩序，直接威脅西方大國的利益。這一地緣政治的基本事實，与中國的政治制度無關，甚至与中國在外交中的一些具體作為也無關。一個民主化的中國，就像現在民主化的俄國一樣，照樣是西方的心腹大患。而中國在外交上的技巧，頂多只能暫時緩解一下這种沖突除非中國俯首稱臣，甘做二流國家，否則必然會動輒得咎。

中國的外交政策、手段，确有值得改進的地方，可外交是國際政治的一部分，國際政治又服務于各國的基本利益，難道羊更溫順一些，叫得更好听一些，狼就不吃羊了嗎？簡言之，中國的崛起不同于四小龍的崛起，不符合西方的根本利益，中國的民族主義，不過是個現成的靶子罷了。

但是，更重要，也更容易被忽略的，是內因。孫中山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這三民一個都不能缺，否則一個都保不住。中國民族主義在今日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他的兩個“民”沒有做好。

從民生的角度看，中國今天遠遠不能說富裕。我們依然有龐大的貧困人口，國有企業的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仰人鼻息。

鄧小平一代強人，卻不得不將釣魚島問題擱置，留給后代解決，何也？鄧小平自己解釋：“今天是中國求日本多一些，但總有一天，是日本求中國多一些。”（大意如此）。离鄧小平說這些話二十年了，雖然中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可中國求日本，求西方多一些的局面，并未得到很大改變。既然有求于人。又如何能挺直腰板，大張旗鼓的推行民族主義？

我們說落后就要挨打，這個落后包括政治制度的落后。北洋水師船堅炮利，亞洲第一，卻依然全軍覆沒。可見一個落后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效利用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在民權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無法捍衛民族主義。

殷鑒不遠，豈能掉以輕心！蘇聯不可謂不強，但民權問題始終沒處理好，等到病入膏肓，改也晚了，偌大的帝國一夜之間分崩离析，為天下笑中國的國力离當年的蘇聯差了一大截，如果中國不下大力气保障民權，那么蘇聯無法避免的，有什么理由認為中國可以避免。

一個昌明的政治制度，同樣有利于民生。我的家鄉浙江，自古為魚米之鄉，可從父輩口中听來的關于大躍進的一鱗半爪，足以讓人惻然。像大躍進這樣的事，絕不可能在一個民主法制健全的國家發生！試想當年若有完善的制度，能使領導人知道民意，能約束領導人的行為，能容納彭德怀的正确意見，又怎會有河南信陽那樣十室九空的悲劇？由此可見，生存權固然是最重要的人權，但如果人的政治權利得不到保障，生存權也無從談起。

在這樣的情況下，又拿什么來保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人的民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是，正如鄧小平所言，不進行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的成果照樣保不住。既然經濟保不住，難道國家的主權，領土的完整，甚至民族的存亡，就保得住嗎？

中華文化是天下主義

正是由于中國在民生和民權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中國人捍衛自己民族的努力才受到挑戰、攻擊，甚至辱罵、嘲笑。民族主義想要解決的問題，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能只靠民族主義本身。如果我們拿出公務員加薪的熱情給教師加薪，如果我們把給北京申奧、粉刷胡同的錢用在希望工程，如果我們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來杜絕貪官污吏，如果每一個官員都在新聞輿論和立法机构的有效監督下行事，何愁民族不強盛！而一個強盛的民族，才能很好的保衛自己。

我堅信，雖然中國人在當代經歷了這么多的磨難，中國正在朝民族、民權、民生全面進步的方面前進。什么時候這三者都做好了，中國也就能在世界上取得真正匹配中國偉大文明的地位，一百多年來為這一目標奮斗的無數仁人志士，才能在地下安息。這不僅是中國的大事，也是全人類的大事。我們的雄心，不應當局限于做世界強國。

歷史學家湯因比曾言，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更能領導世界。我認為，這不是大師一時興起的溢美之詞。前面說過，中華文化是天下主義，是超越种族的。如果人類要實現天下大同，中華文化責無旁貸。中國的崛起，絕不能只看几個有限的指標，如國民生產總值。一個全球超強的中國，在我看來，不過是成就了霸業，而霸主的地位，是不穩定的。

歷史上各個大帝國，無非是各領風騷數百年，不能千秋万代。而強大的文化，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才是王道的根基。我相信，雖然中國暫時告別天下主義，屈就西方舶來的民族主義，終有一天，我們會回到天下主義的傳統，以中華文化征服世界。一個天下主義的中國，將和盛唐一樣，四夷賓服，遠人來歸。天下即中華，中華即天下，這樣的中華，根本不需要民族主義來保衛。如果中華文化能像在歷史上打破中國境內的种族區別一樣，打破世界上的种族區別，那才是中國的全面复興。

摘自4月20日聯合早報/作者是在英國牛津大學研修財經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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