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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8日訊】電影《庭院里的女人》讓賽珍珠再一次進入了中國人的視線。這部改編自賽珍珠小說《群芳庭》的影片，集結了美國影星威廉德福、香港著名導演嚴浩等中外明星，是好萊塢第一部由中國人任獨立制片人的主流電影。該片將于本月２２日起在中美同時上映。

影片講述近代閉塞的中國某江南小鎮，大戶人家的吳太太沖破藩篱，与在當地辦孤儿院的傳教士安德魯相知相愛，最終演繹出了一個凄婉的情愛故事（上左圖為劇照）。唯美、浪漫的拍攝与人物演繹以及推動情節發展的激情与悲愴兩相交替的音樂，共同烘托出原著和影片表現的隱忍、掙扎及爆發的愛与反叛。

制片已經不好做了，何況女制片人。在好萊塢，屈指可數的几個女制片人如朱迪福斯特、芭芭拉史翠珊身兼導演、制片、演員許多身份，但在此之前她們都獲得過奧斯卡与票房的雙重認可；年輕一代的如索非亞科波拉的父親是因導演《教父》系列而聲名遠播的弗朗西斯科波拉，德魯巴里摩爾則是從几歲的時候就出演斯皮爾伯格的巨片《Ｅ．Ｔ》并在好萊塢摸爬滾打起起浮浮十几年才在２０００年獲得了《霹靂天使》這樣一次成功的。偌大的好萊塢，制片人不計其數，有了一席之地的女制片人也只有這三四個，很難就此說好萊塢的性別歧視，這純粹是好萊塢環環相扣的巨大流水線机制決定的。

而羅燕是好萊塢制片人中的第一位華人。

“紅衣少女”變成女招待

１９８６年，因主演《女大學生宿舍》、《紅衣少女》等影片而在國內觀眾內心留下淡淡痕跡的羅燕赴美留學，此時，她口袋里只有６０美元。剛到美國時，她一天要干１２小時的活，給人吸塵、洗廁所、洗衣服、洗碗。讀研究生的三年內，她繼續當女招待、保姆、鐘點工，最終獲得了波士頓大學藝術碩士學位。

“到美國之初，我曾想做一個好演員，希望能夠有一些机會演出好的角色，這是我當時的全部目標。”一段時間之后羅燕這樣与自己對話：“每個人都是會死掉的，所有有錢人和有名望的人也都是會死掉的。人也是會有夢想的。如果我明天就要死掉了，或者明天我就要６０歲了，就要退休了，我會怎么樣來決定這個事情，我會不會后悔？如果我不會后悔，我知道我該怎樣做。”

在好萊塢待了一陣子，羅燕得出了一些結論：“從宏觀的角度來講，做演員實在是在電影這樣一盤大棋子下的一個小棋子。在電影厂，在一個電影的制作過程中，演員實在很渺小，但是觀眾看到的他們很大。如果你是一個制片公司、制片人，如果你有錢，你就會有好導演、好演員，你會雇來的。當然你如果不能雇好的，也可以雇差的，但是你總是會讓這件事情發生，這不是一件難事。而演員就很難讓這件事情發生，他們的位置太低了。因為這個原因我愿意站在一個主動的位置上，我可以做演員，也可以不做。”

就這樣，羅燕開始了她的制片之路。對于許多試圖進入美國主流電影層面的中國人來說，當制片是一個艱難但前途無量的選擇，很多人都曾經像羅燕一樣熱血沸騰過，很多人都會談到這類的构想，談時，大家都被說得興奮莫名，激動得整晚不睡。但是，過后又都只字不提了。羅燕如是說，溫潤的臉上映出一絲堅毅。

制作《庭院中的女人》

羅燕這次回國，帶著她制片、編劇、主演的電影《庭院里的女人》，她個人作為美國環球電影公司、美國銀夢電影公司及北京電影制片厂有關影片的惟一法人代表。

作為自己影片的制片，羅燕同樣絲毫不能含糊：“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要考慮手里有多少東西，有多少錢、多少材料，像斯皮爾伯格都要考慮的，就別說我們了。藝術是跟錢成正比的，有了錢才能請來大藝術家，才能布更好的景。我們的資本運作也是好萊塢操作，我們的錢是融資來的，不是私人的錢。在好萊塢，傻瓜才用私人的錢。”

好萊塢的游戲規則是：做合同時已經提供了整個制片的細節。電影公司掌握的細節跟保險公司的是一模一樣的。買主跟保險公司是一樣的，一切都是全線透明的。只有這樣，才有人給投資。

作為本行，羅燕在劇本方面具備相當的自信，劇本完了就拿出來了，向四個買主都散發，等待愿者上鉤。

“當時具體的商業操作方面的全部都有了，策划是很早就出籠的，你不出籠他怎么買呀。他拿到你的策划報告全世界咨詢，因為你也有預算，他拿到你的詳細預算就測定你，然后要問你一些問題，完了以后再開始跟你談判。談完了你拿著合同就可以進銀行拿錢了。從散發資料到談成到從銀行拿出錢花的時間不是很長，談完以后拿出錢就很快了，就只是一個操作問題了，貸款合同、貸款文件，那都是律師樓就可以干的事情，兩個月就完成了。談判的過程比較長，他做市場調研花了兩個月，我們談判談了６個月。因為律師做合同也要花時間。我們１９９７年完成劇本，１９９８年６月把合同全簽完了，實際上在我看來，這時候電影已經完成了，剩下的只是操作了。生產了１年多以后，去年我們交了貨。”

羅燕說：“這部影片實際的投資是８０００万人民幣，但是我不希望在報紙上披露這個。電影實際上沒有价的，有的只是市价。”她已經很好萊塢了。真正主管好萊塢的人

“這一屆金球獎頒布剛完畢，環球公司的一位負責宣發的副總裁，我們在辦公室里看見他那里有一束很漂亮的花，他說這是朱麗婭羅伯茨送的，昨晚她得了獎，要謝謝他。大明星們也要拍制片人們的馬屁。”

相對于世界其他地區，好萊塢這樣一個純商業的地方是不能像法國一樣追求藝術性或者像中國一樣作坊式生產的。今天《黑客帝國》的中國功夫掙個盆滿缽滿，緊跟著《碟中諜?》、《霹靂天使》都會請袁和平教演員几招；美國夏季電影檔期永遠是動畫片、恐怖片、科幻片這几种電影的天下，根本沒有什么改變的余地。每年大量形形色色但又類似的電影是怎么生產出來的？這其中，制片起了重要的作用。

羅燕這樣形容自己的同行：“他就是個商人，至于藝術，這不是他的事，而是導演、其他人的事。對他來說，電影長什么樣他根本不在乎，明星是他們的產品，是他們賣的，其實他們才是真正主管好萊塢的人。”雖然這种形容多少有點“血淋淋的剝削”的味道，但作為好萊塢流水線上的關鍵一環，誰也沒有太多的選擇余地。

“好萊塢的管理人員有四層，有總制片、執行制片————他們有一群，相當于一群副總裁，負責財務、法律、生產等等，這三個是主要的，因為電影的主創人員全都有個人合同，全都有細節的規定，一個演員的合同都至少達到上百頁，而且每個演員的合同都不一樣，執行制片都得看。第三層管理是現場制片，相當于生產厂長，負責把‘部門負責人’找來：道具組長、服裝組長、照明組長等等，与他們談判合同，組長再去談他的組員，之后再合并合同，按周付錢。第四層管理按中國叫法叫制片主任。他們實際上就是工頭，車間主任，監督大家生產。”

對于一個中國制片人來說，要操心的地方還要多：“簡單說，所有的人都可以把工作撂下而你不能，人家干不到的事情你要去干，這就是感想。”

無論如何，相對于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個生產流程的電影業，羅燕雖然做得累，還是覺得好萊塢的電影生產體系要合理：“美國做電影有一套流水線，中國連這個流水線上的工种都是缺乏的。”

“中國的電影業則是遠遠落后于國內其他所有的行業，因為電影的門檻很高，必須懂電影又懂操作，中國的制片主任由于不懂藝術不懂電影，只能听導演的，成了導演的跟班或者財務員什么的，沒有自己的腦子。我們這次的制片是張藝謀的制片，他就說沒有想到原來制片有這么大的權力。這种導演中心制的缺點在于，導演應該集中做藝術，如果他不集中精力做藝術的話是做不好的。”

一個生產模式，只要形成規模，上升為產業，就必定要接受“資本為王”這一現實，通俗而酸溜溜地說，就是“屁股決定腦袋”。這不是一道是非題，而是一道代數題，預算、票房、明星、貸款，一個環節算錯了，這個制片人也就沒法翻身了，即便大牌到詹姆斯卡梅隆這樣的導演，他做《泰坦尼克號》也必須謹小慎微，雖然他投入的是天文數字，但如果他不給影片加入足夠的商業片要素，不能煽情煽到火候，他也不敢這樣投入。當年弗朗西斯科波拉拍完《教父》后一片喝彩之聲，任由自己性子拍了一部大排場的探討越戰以及戰爭之下人性扭曲的電影《現代啟示錄》，雖然在歐洲得到了好評，但在好萊塢則是票房慘敗，連奧斯卡也沒有得到，科波拉為此拍了很多電影才把債還上。

羅燕認為：“目前的世界已經不是十几年以前了，目前是商業性很強的電影也是藝術性很強的電影。就像梵高与今天的畫家比，梵高的結局只會是那個年代的產物，今天只要是個好畫家，他出爐就會被大家認知。因為現在信息的傳播很迅速廣泛，不能得到傳播的是因為它不流行，共鳴的人很少，要想指望過十几二十年再來傳播，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摘自：南方周末)(//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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