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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8日訊】
一年一度的“地球日”即將到來。
應大紀元編輯之請，作一篇關於國運的簡略預測。
關於21世紀中國的預測，應當主要是關於資源總量與生態容量的預測。簡化地說，如果超過了幾個主要的生態指標——森林覆蓋率警戒線20%、人均淡水資源警戒線1 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積警戒線0.8畝等，這個生態系統便可視爲突破了生態環境容量，危機運行，趨於崩潰。
——這正是目前中國所面臨的無法掙脫的噩夢。
最樂觀的預測是：“中國有可能抓住機遇，克服挑戰和困難，在21世界成爲人類歷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興的世界大國。”“21世紀將是中國興起和騰飛的世紀。”（“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曉組”：第四號國情研究報告：《機遇與挑戰》）
——這種“振奮人心”的預測是不必認真對待的。因爲，短短六年前，同一研究小組，同一批核心學者所撰寫的“一號報告”的預測完全相反：中國土地資源“合理的人口承載量爲9.5億人”（這早已大大突破）；“按溫飽標準計算，其理論的最大承載人口能力約爲15～16億人。在嚴格控制人口的條件下，2030年，中國將達到資源承載極限；若按目前人口發展趨勢看，2015年中國人口將提前突破這一極限……”——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到2015年中國人將衣食難保。那麽，這會是怎樣一幅景像呢？作者們繼續寫道——“此後，除非大規模地輸入農副產品，緩解農業資源的壓力，或者大規模向世界各國輸出人口，否則別無他途！”注意，什麽叫“大規模向世界各國輸出人口”？這正是數億饑民流向世界之悲慘圖景的學術性描述。
“一號報告”還十分清醒地指出：“我們不應毫無根據地誇大改革……的作用，更不應形成改革就能改變一切的錯覺，而把唯意志論作爲政策與行動的認識論武器。比較成功的改革只能創造新的經濟、社會運行機制，提高全社會的整體效益，從而緩解人口、資源、環境、糧食諸矛盾，卻不能從根本上克服或消除上述矛盾。”
如果繼續按現狀發展，“且不說實現現代化的趕超，恐怕連中華民族的基本生存條件都難以維持，中國將永無出頭之日。”
——事情並非到此爲止——越來越嚴酷的國情，正在強有力地把中華民族推向毀滅。
直接了當地說，中國的當務之急並非討論如何“趕超”，如何實現“強國夢”，而是如何挽救“球籍”。
請看以下幾組宏觀經濟數位。
經常誇耀的數位有兩個：
A、國民生產總值名列世界第七，比義大利小，比巴西大。
有三點評論：第一、這個數位意義不大，中國本來就是世界最大的國家之一；這無非是說，世界人口第1、國土面積第3、礦產資源第3的國家，總產值不過名列第7；第二、如果扣除超高投入的資源、環境成本，實際居於世界後列；第三、這種所謂“綜合國力”指標，與人民福祉、國家強盛無關，而僅與民族虛榮心、統治者的霸權心態和國與國之間“拼命”型的戰爭有關；但今日之世界，除非我們自己發動戰爭，外敵大規模入侵的可能並不存在。
B、國民生產總值高速增長，名列世界第一。
1950～1979年，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爲13.3%，比美國同期高3倍； 1980～1988年，人均國內生産總值遞增10.3%，約爲同期日本的2.6倍，美國的3.3倍；1990～1994年，經濟年均增長率11.7%，約爲同期發展中國家的2.2倍，世界平均的6.2倍，發達國家的6.9倍。遺憾的是，已有不少經濟學家指出：中國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産出式的高速增長得不償失，除了維持就業，以換取政權合法性之外，實爲中國經濟之痼疾。（官方一面對外誇耀“高速增長”，一面對內要求“控制速度”。）
令人絕望的數位有很多：
○中國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占比例遞減
1800年（兩百年前），中國的生産品占全球總量的33%，歐洲占28%，美國只占0.8%；1900年（一百年前），中國占全球生産總量的6.2%；在經歷了抗戰內戰韓戰連續十幾年戰爭破壞之後，中共建政之初的1955年（五十年前），國民生產總值尚占世界總數4.7%；至“改革開放”近二十年之後的1997年（目前），中國占全球國民生産總量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長速度幹了半世紀社會主義，生産總值占全球比例不升反降，更遠不及八國聯軍入侵時的晚清。這一組數位傳遞的資訊是：中華民族處於持續墜落中；趕超半世紀，同先進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拉越大。
○投入産出效益越來越低
實物投入：單位産值資源消耗率遞增，社會總産品物耗率，建政之初的1952年是42%，1987年升到56%，1990年進一步上升到62.6%。“單位産值的能耗和物耗水平還在進一步上升。”（鄧楠，1996）
資金投入：單位産值資金投入率遞增，以投資係數（或稱資金係數，即每增加1元産值所需要的投資）爲例：建政之初爲1.9元，即每增加1元産值要投入1.9元資金；此後有升有降，以升爲主，1986年上升到4.6元。單位資金利稅率遞減。以資金利稅率爲例：按照1980年價格計算的百元資金利稅率，“改革”之前的1978年爲24.2元，“改革”之初的1981年爲23.8元，1983年降爲23.2元，1986年繼續下降爲20.7元，1987年再降爲20.3元，最後竟一路降到1997年6.92元。
勞動力投入：單位工資產出率遞減，工業部門每百元工資產出率，78年爲566.9元，83年降爲518.1元，86年繼續下降爲495.5元，十年間年均下降1.7%。建築業、商業等部門也有類似趨勢。
——這幾組數位說明，同中共建政之初或“改革”之前自比，中國經濟效益越來越低。
○人均財富居於世界後列
中國人均所得爲世界第81名，即使以購買力計算，也只占到第65名，比拉脫維亞少，牙買加多。用聯合國“人發展指標”綜合比較，中國落後到107名，在阿爾巴尼亞之後。世界銀行的排名：在全球參加評估的120個國家中，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位於第96位；教育經費和第三産業産值占GNP比例分別爲102位和113位。
按照世界銀行1995年推出一種衡量國家財富的新演算法（即把自然資源貨幣化並列入財富總量），中國的人均財富僅名列世界第162，爲世界人均水平的1/13。
——前兩組數位數位說明，我們中國人是當今世界的窮人；後一組數位是說，由於資源奇缺，中國人未來可能更窮。
——把以上所有數位綜合起來，大致可歸結爲如下三句話：
中國是一個處於世界後列的貧窮的大國，是一個資源極度匱乏因而後勁嚴重不足的貧窮大國；經過長達半世紀的高速“趕超”，我們和自己所曾達到過的水平，和世界先進國家的距離越拉越遠；如果再考慮到人口、資源、科技、教育等等因素，中國將永無出頭之日。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自由主義先知海耶克曾談到，他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是：不可忽視“時間因素”。他認爲，學術界對於“時間”領會遲鈍，遠不像政客、運動員和演員那樣深知“適當的時機就是一切”。他在很多經濟學著作中都試圖引入時間的因素，但在一般經濟學著作中，時間的關鍵作用——事情將在何時發生？在因果之間可能有多長的時間？——卻完全被忽略了。
這同樣是我們中國人將深感痛切的教訓。
我們都知道許多事情必然會發生，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必將出現，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時代必將到來……等等。但是忽視了時間：事情將在何時發生？我們還有多長時間？當夢想成爲現實之際，我們還剩下什麽？仍以沈船爲例：到全體乘客可以投票表決並決議立即搶修之際，我們還剩下多少船板？
回到本文主題，挽救生態崩潰之關鍵同樣是時間：在國土承載力耗盡之前，我們能否扭轉資源與環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趨勢？
從資源超載角度，前述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小組“一號報告”認爲，中國國土承載力極限大約爲15～16億人。距離這一生態總崩潰點，人口是2～3億，按目前人口增長趨勢，時間大約是十五年。就限制人口增長而言，除了制度轉型，政府當局已採取了世界上最嚴厲的政策，無能爲力了。
從污染超載角度，美國派駐北京的環保官員估算，如果中國從1996年開始投注鉅資，在2004年前必須投注3萬億美元，才能徹底解決環保問題。也就是說，必須緊急投入大約25萬億人民幣，約等於中共建政之後前四十年財政收入之總和（3.3萬億）的將近8倍。如果分十年投入，每年需投入將近2.5萬億，約等於1997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0.8642萬億的2.5倍。中國專家似未進行這方面估算，但有個案可參照：據河南省漯河市環保局官員估算，僅治理工業污水做到達標排放一項，年均投入就需要6億元之巨，相當於該市每年財政收入的2倍。以上兩個數位大致相當（如果漯河市的數位再加上治理廢氣、垃圾、水土流失等各項），可互爲印證。這種規模的投入顯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再考慮到每年國有資産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絕望。這也是在說時間：可能來不及了。
——我們恐怕是在劫難逃了。
就算我們中國人愚昧如豬狗，天塌地陷前也會有點預感吧？不用海耶克提醒，民衆也感覺到國勢之險惡及時間之重要。一位大陸網友化名上網，憤慨列舉種種“末世現象”：中共高層讓子女在海外特別在美加拿綠卡入國籍“留後路”……加緊破壞環境，哪管拍屁股一走之後洪水滔天……加緊斂聚，積累逃亡資本……加強鎮壓，草木皆兵……在基本建設、金融政策、環境保護、資源利用等個方面大行“短期行爲”之道……等等，最後，他在結尾處寫道：“現在我們都清楚了，共產黨正在準備逃跑，人民應該做些什麽？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慢慢等待共產黨良心發現，等待它把民脂民膏榨乾，等待再次犧牲掉寶貴的發展機遇，還是給它一棍子，讓它早日滾蛋，早日結束國人的痛苦呢？我選擇後者，好了，我現在要到廚房做炸貪官污吏的土炸彈，明日我們再聊。”
“做土炸彈”誠然是激憤之辭。我們仍然要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這不應當理解爲一種可供選擇的策略，而是基本的人性。我們不要玉石俱焚，不要“不怕打破曇曇罐罐”。我們的百姓就剩下那麽幾個“曇曇罐罐”了。那麽，你不是說“時間”嗎？是的，要抓緊時間，誰有本事在一片資源耗盡、環境崩潰的棄地上重建家園呢？尤其令人絕望的是，我的經半世紀思想封鎖與奴化教育的同胞，從感情上根本不接受任何警訊！而相當數量的經濟學家——則如國內著名學者揚帆所言——“……與權力資本和外國資本結合，獲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國“繁榮”（不管是真繁榮還是假繁榮）時可以分享大份額，在危機發生時卻不必分擔成本。他們樂觀得很，並且爲中國人民描繪了這樣一幅玫瑰色的圖案：增長速度就是一切，經濟發展可以自動解決一切社會矛盾……”
對於我們的國運，對於這個世界史上唯一的不曾中斷的輝煌文明，我沒有信心而唯有向上蒼的祈求！
200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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