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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8日訊】 在大陸，象《真理的追求》這類極左刊物讀者群已經很小了，因爲誰都知道它是以鄧力群爲核心的傳統毛派的主要喉舌。但是，這本只有48頁、全年定價只有24元人民幣的月刊，卻能透露出大量耐人尋味的資訊。

這本刊物的包裝很簡樸，封面是白底，五個紅色的大字“真理的追求”，配有幾行黑體的要目、月份、主辦單位和拼音；內頁除了比一般刊物的字型大小大之外，只有黑體的文字，再無任何圖片和色彩，完全是毛時代的黨刊《紅旗》雜誌風格。

再看內容，更是尖銳、激烈、直截了當。2001年的1、2、3期連續突出三個主題：一是闡述和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二是堅決反對私有化，三是堅持中共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反對私營業主入黨。每一個主題的矛頭都直指現行的中央決策。其中有一篇文章的題目是：“講政治就要講階級和階級鬥爭”。而在新一輪聲勢浩大的批判法輪功運動中，這本以強調階級鬥爭爲特色的刊物中，卻沒有一篇聲討法輪功的文章。顯然，在毛派們看來，與法輪功的鬥爭是對工農群衆的迫害，真正的階級鬥爭是反“三個代表”、反私有化、反資本家入黨。

在我們這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制度下，對現行當權者進行如此尖銳的批評，對江核心提倡的運動如此有意回避，只有這類極左刊物才敢、才能爲之，因爲中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賦予了它以充分的合法性。實際上，自從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以來，《真理的追求》幾乎每期都有或直接或間接的批評聲音。鄧力群主持的幾個沒有公開發表“萬言書”中對江核心的所有抨擊，在《真理的追求》中幾乎都有更加理論化的表述。這種來自極左毛派的聲音，也能讓人從反面悟出了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真義。

被《真理的追求》批判得最尖銳的“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實質上就是：在江澤民時代，作爲執政黨的中共不能只代表窮人，更要代表富人；甚至中共已經不想代表窮人，而只想代表富人了。特別是在失業職工遽增、農民的相對生活水平急速下降的情況下，如果不改變中共的代表性，那麽執政黨就只能是窮人党了。

中共高層認爲，現在最能代表先進生産力的群體和最能創造社會財富的階層，不是中共正統理論所突出的工人階級，更不是作爲同盟軍的廣大農民，而是各類老闆（企業家、金融家、房地産業主、股票大王、新經濟寵兒等），其中私營業主佔有很大的比重。按照中共的正統意識形態，這些人是名副其實的資本家，是剝削者，是革命的物件。而現在，儘管他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卻代表著先進的生産力和巨大的社會財富。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下，中共不能只代表花錢的人，而不代表創造財富的人。從目前對經濟增長和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上看，非國有企業的産值已經占了總產值的60％和國家稅收的76％，已經事實上成爲大陸經濟的主體，非國有經濟的老闆自然成爲社會精英。從財富分配上看，僅銀行存款一項，20％的富人占了總存款額的80％，屬於最廣大的平民只有20％的存款。換言之，中共政權的經濟基礎已經由國有經濟轉化爲非國有經濟，中共官員的個人主要收入，已經由體制內的國家工資轉變體制外的灰色收入，能夠讓官員們暴富和過上奢侈生活的人只有資本家。因此，無論從政權穩定的角度還是從各級官員的個人既得利益的角度講，作爲獨裁的執政黨，中共怎麽能放棄對先進的生産力和經濟精英群體的代表？怎麽可以放棄對最大社會財富的創造階層的代表呢？

其實，中共政權與資本家的結盟早已成爲事實，正如大陸的經濟改革就是事實上的私有化進程。高層的每個權貴家族無不與境外的大資本精誠合作，共同瓜分大陸的那些高贏利市場。看看每天的電視新聞中，那些中共高官會見大資本家的繁忙，李嘉成、梅鐸等大資本家，“賓士”、“微軟”、“松下”、“現代”、“波音”、“空中客車”等大公司的擁有者，無不成爲中共決策者的座上賓；再私下去豪華酒店或其他高級娛樂場所看看，那些美酒佳肴和特殊服務，大都是爲資本家和官員之間的交易準備的。出入“遠華走私案”的主角賴昌星的“紅樓”的人，沒有一個是平民；深圳的“三九”集團的會所中，上海的錦江飯店中、北京的長安俱樂部和長城飯店的夜總會“天上人間”中，每天光臨的人，除了資本家就是官員……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就是一個權力操控市場和權力轉化爲資本的過程。不要說那些沒有黨票的私營業主是資本家，就是黨員中的資本家也遍地開花。而且，真正發了大財的資本家，決不是那些黨外的人，而是中共黨員而且是中共高幹及其家族。當中共黨魁江澤民的公子與臺灣巨富王永慶的公子相互稱兄道弟、聯手開發大陸的高科技市場時，中共的無產階級性質就變得極爲可疑了。

如果說，曾經幫助中共取得政權的工人和農民，在毛澤東時代還有名義上的主人翁地位的話，那麽，在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事實上他們已經被中共政權逐漸抛棄了，僅留下越來越空洞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而從“三個代表”開始，這些平民在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上也被中共抛棄了。中共不再把工農視爲政權的基礎，反而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沈重的包袱和麻煩製造者。因爲改革的最大受益群體是官員和富人，他們達成默契的穩定共識，最希望維持現狀；而改革的最大受損群體是廣大的工農，他們最希望改變現狀，再來一次劫富濟貧的革命。現在，愈演愈烈的群體性事件，主角都是下層的弱勢群體，正是他們成爲現存秩序的最大挑戰者。

在黨章中，中共還是名義上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在憲法裏，中國還是以工人階級爲領導階級的工農聯盟。但是，如果“三個代表”真的在2002年寫進十六大修改後的《黨章》，私有財産的神聖不可侵犯在2003年的十屆人大的修憲中真的變成《憲法》權利，那麽，中共的性質和中國國體的改變，就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法理上，完成由窮人党向富人黨、由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轉變。

──原載《信報》(//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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