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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7日訊】在北京青年報參与主辦的“相約北京———527大型演唱會”中，羅大佑將完成他對北京歌迷的承諾。
1981年，內地歌迷最早開始听到一個叫“羅大佑”的人的歌，那一年他大約27歲；2001年，歌迷久盼20年之后，羅大佑終于可以直接面對熱愛他的北京歌迷了，今年他將滿47歲。在“相約北京”聯歡活動的重頭項目之一———由本報文化部參与主辦的“527大型演唱會”中，羅大佑是最受矚目的歌手。20年間，整個華語流行歌壇風流云散，而羅大佑在歌迷心中卻仍然有至高的地位，對大多數25歲至35歲的歌迷而言，羅大佑代表著他們青春時代的掙扎、反思和對民族与社會的終極關怀，那樣深深刻入生命的印記，不是歲月可以消磨的。
或許与北京的文化氛圍有著某种天然的契合，羅大佑似乎与北京歌迷之間格外親近。對于此次將到北京進行的演出，羅大佑稱這是他對北京的一個承諾，因此為了赶到北京參加“527大型演唱會”的新聞發布會，前晚因誤机而深夜抵達北京的羅大佑，不惜剛下飛机便赶到發布會現場，于凌晨之前与等待已久的媒體見面。昨天，記者終于与一大早就起來見媒體的他進行了一次愉快的訪談，智慧、幽默、冷靜而圓熟的羅大佑展示出他与從前我們心目中那個羅大佑不太一樣的一面，使得這次難得的獨家專訪名至實歸。
以下是記者對羅大佑的采訪:
在很多歌迷記憶中你的固定形象是一襲黑衣、一副墨鏡、一頭亂發的“憤怒青年”，但后來我們逐漸看到你的變化，剪短了頭發，摘掉了墨鏡，尤其到今天，你看起來笑嘻嘻的，短發染成黃色，墨鏡變透明了，一副很儒雅的樣子，我覺得你的變化就是一個“光陰的故事”。
這中間經歷了太長的時間，如果從1982年算到今年就19個年頭了，那時候出生的人現在也19歲了，是成人了，這段時間不可謂不長。這十几年可以說是人類几千年變化最大的几個年頭，整個人類社會改變這么大，我不能沒有改變。現在我老了、成熟了，也能更多接受別人好的東西，然后融入到我的音樂里去。
其實生命中這种歷程的改變，也反映到你的音樂創作路線的變化。
對，早期我在台灣寫音樂，后來在香港住了10年左右，這個地方有好有坏，好的方面就是音樂制度化，很規范，不好的就是抄襲別人的音樂和翻唱國外的歌太多。我在紐約也住了很長的時間，主要是跟家人在一起。在紐約，父親的去世對我影響很大，一個你以為會一輩子陪伴在你身邊的人就這樣過去了，后來家里也發生了一些事，這些都使我對人、對世界的看法產生了很大的改變。那一年對我來說是一個分水岭，而前兩年一直到新千年、21世紀的變化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分水岭。我一直在思考，自己在社會中可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跟《之乎者也》的那時候肯定不一樣了。我覺得對身邊的人來說，他們能因為我而感到開心，這也是很重要的貢獻。
不過對于很多歌迷來說，你最早的專輯《之乎者也》、《未來的主人翁》那种帶有較強批判性和憤怒的感覺更讓他們留戀，因而你后來，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作品總覺得你妥協了，變得溫情与嘲諷，你怎么看待他們的反應呢？
其實在《戀曲2000》專輯中，批判色彩的東西還是有的。以前在台灣就只考慮台灣的因素，而當我地域觀念開闊后，必須面對更多層的東西。但是我音樂里原有的那些東西還是在的。不一樣的時代就要換一种新的時代脈動，我寫歌的時候就老在想，是成為當紅羅大佑，寫跟當初一模一樣的東西，還是把握住自己的那种感覺。不過我還沒有晚節不保，晚節是創作人最大的問題。如果我不寫毀自己的東西，以前的東西還能留下來，如果為將就市場寫，我不是把自己給毀了嗎？請放心，我一定不會做晚節不保的事。
我曾經也和那些歌迷的想法一樣，但隔了几年再听你后來的作品，事實上發現你以后的創作變得寬廣了，也許內斂了一點，但內涵和音樂變得更丰富，有更多的包容性和人文色彩。
這是不太容易听得出來的。特定的年代有特定年代的气氛，你很難在當時特定的時期里去講是或非。我自己也有在特定時期里不能正确判定是非的時候。我不能擔心人家對我作品的一時誤解，我要走的路很長，大家會知道的，我不會沒有自己的力量。
偶像和青年代言人，這不是我寫音樂想要扮演的角色，歌迷這么多要求，我何德何能領導那么多人走向什么方向
前些天小虫在接受我們采訪的時候說，台灣有三大音樂制作人的說法，即
“大佑中（宗）盛小虫”，他說你的作品主題很大、很嚴肅，李宗盛的作品都很有企圖，而他則是從小處著手，寫小感覺，他甘當“老三”，這其實是對你們三人所代表的不同音樂風潮的總結，你怎么看呢？
我同意，我是思考得太多、太嚴肅，至于主題有多大我不知道，這和我是客家人有關，客家人到處流离遷徙，經歷的苦難比較多，但很團結，有點像猶太人，大概因為這個原因，他們天生比較注重對人的本質、民族、國家的關注。
總是在思考這樣的大問題，在今天的普通人看來，這是件很累的事情。
很累，但沒辦法，這是我根深蒂固的東西。這可能和我做醫生的訓練有關，醫生就是關注事物的本質，比如病是如何發生的、什么病菌等等，看到本質的一面很重要，因為它影響后來發生的事情，毛澤東說過一句話：“歷史有其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做醫生是看事物的必然性，結成什么果，要求防止出現惡果的原因。
不知你有沒有感覺，現在這個時代的人們似乎更自我一些，注重小情小調，音樂的娛樂功能越來越被強調，這對你的音樂創作有沒有影響？
會有一些影響，造成這种原因跟電腦的發展有關系，它使人變得很個人化，网絡啊、手机啊，似乎到處都能聯系到人。但這是虛擬的，不代表人跟人之間的直接接触。
你似乎總是在思考，并被稱做“代言人”和“先知”的人
我老是有很多稱呼、“帽子”，比如“什么代言人”、“黑色旋風”、“抗議歌手”等等，我覺得一個創作人，不在乎別人用什么樣的牌子來稱呼你。一張唱片出了要面對下一張唱片的出版，歌詞如何表達音樂的內容等等。如果享受過去的光榮，就說明你不行了，無能為力了。到我這個年紀，47歲，要享受那些榮譽的話，我就完了。
我的意思是說，做這樣的人是不是會很孤獨？
對，我一向很孤獨，這是命，沒有辦法的矛盾。但我的孤獨是工作，很多工作要靠很大的孤獨和寂寞來完成，因為沒有別人可以幫得了我。
我記得你說過開始做音樂是在上大學以后開始思考很多東西，你覺得青年人的責任感、面對社會變化的困惑和思索需要表達出來。表達這种思考情緒的手段很多，你為何單單選擇音樂呢？
這跟我小時候接受音樂教育有關，就有興趣。另外我覺得音樂是一种抽象的藝術，看不見、摸不著，但听得到，它的擴散能力很強，可以擴散到很遠很廣泛的地方，只要旋律夠清楚，線條夠清晰，人家听10分鐘就學會，擴散到很大的范圍。我比較注重感情，好的感情需要擴散來完成，另外，音樂本身有一种善念，如果它是一种讓人類和諧的因素的話，我愿意終生用音樂來做這件事。
音樂本身是一种自我的表達，但在你的音樂為大眾接受后，被奉為偶像和青年代言人，這個歌迷的群體會理所當然地認為你有責任說出他們想說的話，指點他們的方向，這是不是給你很大的壓力和束縛？
太對了，我1985年9月离開台灣就是這個因素，這不是我寫音樂想要扮演的角色，歌迷這么多要求，我何德何能領導那么多人走向什么方向。
不過盡管你那些批判性的作品被很多人奉為經典，但似乎你較柔情的一些作品流傳得更廣一些。
對，像《戀曲1990》、《野百合也有春天》等等的情歌，我是受了魯迅的一些影響的，魯迅寫作的方式絕對是獨樹一幟的，他第一次把人的尊嚴清清楚楚地寫了出來，但是魯迅是很有感情的，就像他寫的《傷逝》，那樣關注一個女孩子的命運。我覺得有柔情才會偉大，才是一個人。如果你總是硬邦邦的，總是在批評，那不像一個真實的人。情歌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總是在批判、憤怒，就變成一個革命者，這個社會只有革命者的話是很可怕的，人性有脆弱的一面，人承認自己的脆弱，人就像人了。
我個人覺得你的歌詞讀起來會是很好的詩句，但放在歌里其實是不太好記的，句子又長，甚至有些地方拗口，這對于一般的流行歌曲來說是大忌。但在你唱來就十分自在，而且旋律好听易記，別人唱你的歌怎么都感覺不對，這是為什么呢？
我的有些歌曲也很簡單，像《童年》，很上口，但也有些所謂艱澀的歌。我在音樂性結构上比較嚴謹一點，這是我給自己的挑戰。如果只是寫簡單好記的東西，我就沒有成長了，我覺得那种所謂艱澀的歌我比較喜歡，這說明我把自己從自己的框框中脫出來了，這很滿足音樂家完成一個階段性成長的感覺。
你已成為影響不只是一代人的標志性人物，不知你青春的時候有沒有過影響你很深的人和音樂？
有，要說音樂其實很多，我听過的音樂非常多和雜，什么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布魯斯、搖滾、爵士，還有很多古典音樂，這些都是養料，我不是天才，一定要從別人的養料中滋養自己。對我影響比較深的人是鮑勃迪倫，還有日本的吉田拓郎，對我影響都很大。在做一個創作者的時候，感覺他們那么多年那种對自己的堅持非常好，如果放棄堅持的時候表示真的不能再做下去了，那种堅持燃燒光了。 (中華網)(//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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