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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7日訊】 從《中國可以說不》到《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代表了中國法西斯主義思潮從准官方意識形態（如何新理論）向民間發展的一種趨勢，也表明這種思潮的日益理論化。這種分化同社會公正問題浮出水面有關，實際也是激進的知識份子中的無套褲漢關於官方對公正問題的曖昧態度和對民族主義的機會態度的不滿和絕望。法西斯主義的民間化，與主流意識形態即政治機會主義的疏離，既是主動的，也是被動的，是相互利用中的相互抛棄，相互厭惡中的相互抱怨。換句話說，９０年代後期，中國法西斯主義更多持民間立場，同樣在“抵抗羞辱”，甚至通過強化自己的民間特徵來獲取群衆。於是，“新左派”成爲法西斯主義的“精神文化”。到目前爲之，法西斯主義的暴力偏好還僅僅停留在語言暴力的層面上，還未轉化爲現實的政治暴力，但是，二者之間的邏輯一致性是一目了然的。
不過，從《中國可以說不》一書中仍能發現機會主義的文字風格。也許，由於依附傳統，中國的文字事業一直是蘊含一種商業精神的，這種商業精神在分別經歷了諂官和媚俗兩個階段，現今步入了既能諂官又能媚俗特別是能夠個人治富的新時代。這種“進步”是低成本的，因爲在“新時代”，經營文字的人是借用“第三隻眼睛”看問題的。但三隻眼畢竟是畸形，也遠非不偏不倚，這是政治改革滯後引起的文化殘疾。以文化殘疾來換錢，這是對災民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幾年來，這些文化殘疾人或精明人在污染“後現代主義”的同時開始了“後文革主義”的舞蹈，裝神弄鬼、語重心長、乃至奴氣凜然、涕泗橫流。
當然，《中國可以說不》（《中國可以說不》一書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宋強、張藏藏、喬邊等著。）如果說成是文字工作者的作品還是過譽了，算是文字愛好者的作品是合適的，在作品裏可以看到很多的“啊呸”式的驚世駭俗—-實際是入世媚俗—-之語，餘者皆不知所云。用理性品味此書我尚無此才，因該書本身不服從理性，只服從愚蠢。朋霍斐爾說：“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頑固，…人們多多少少會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談話時會感到，簡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談話，不可能同他進行肝膽相照的交談。同他談話時，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連串的標語口號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力量控制他。…蠢人不可能靠教育來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贖，此外別無它法。迄今爲止，企圖用理性去說服他，絲毫沒有用處。”（《獄中書簡》〖德〗迪特裏希·朋霍費爾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8月第一版P.7-8。）因此我不會去和他們辯論，何況他們愚蠢的背後還有精明的支援，而精明的背後就是刺刀和汙告了。
當然，“愚蠢”也是有使用價值的，只不過是對當局是有使用價值的。“我們的統治者是希望從人們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人們的獨立判斷和敏銳思想之中，獲得更多的東西。”（同上，P.9。）爲了說明愚蠢的使用價值是我品味此書的唯一理由。
無病呻吟和拙劣的模仿
稍有歷史感的人都知道，對西方文化，“中國”大多時間是說不的，尤其在“偉大光榮正確”的時代；這種傳統從乾隆開始而綿延迄今。“中國可以說不”的邏輯前提是中國一直在說是，這個前提是虛構的。中國的歷史的真實狀況是中國人對“中國”或中國政府一直是說“是”的，賦有真正道德熱情和勇氣的人應該呼籲“中國人可以說不！”，這才是現代中國人的根本命運和第一任務。
因此，此書的名字應該是“中國還要說不”，這才符合實際。因爲毫無疑問，作者所說的“中國”，應該是指“中國的政府”。鄧小平先生改革開放是要“部分地”說是的，但作者應該是主張全部說不的，他們提示人們應該看那杯子滿的半部分。
此書是對《日本可以說不》的拙劣摹仿。這種模仿既缺乏歷史感也缺乏現實感，中國的情況與日本的情況有根本的不同，我們並不是被美軍佔領的戰敗國。“日本說不”也不完全符合日本的歷史，也不符合日本工業化現實。更重要的是，《日本可以說不》是對近代以來日本所鼓吹的“亞洲主義”的思想傳統的繼承，而“不先生”們對這樣思想淵源事實上並不清楚。日本的亞洲主義最早是後工業化國家的一種民族自信心的體現，是在白人中心主義長期壓抑下而發出來的情緒性呼喊。因此，辛亥革命的一些精英曾贊同過這一思想。但是，很快，日本的亞洲主義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夥伴，成爲日本在亞洲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的政治理論。而中國恰恰是“亞洲主義”或“日本可以說不”這一思潮最大的受害者，而日本人所要對之說不的西方反而和中國站在一起，在抗日戰爭中制止了日本在亞洲說不的霸權野心。
“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這是這類新法西斯主義作品唯一的貢獻，儘管他討論的方式和結果，與“政治問題是不可以討論的”邏輯所要實現的目的是一樣的。此外，我同意他們在中日關係問題上的一些看法。
包裝憤怒的推銷商
作者把憤怒變成了商品，如小販的叫賣。所以對書中一些廣告用語別太當真。對憤怒需要安慰而不是說理。仔細研讀他們的作品你會發現，與其說脆弱的民族主義情結表達了一個大國寡民“特別發達的自卑感”（《開放世界及其敵人》第二卷P115。）不如說幾個“波斯尼亞人”經過令人喪氣的失業後找到了一份工作。靈魂脆弱和生活的脆弱交織在一起，是“可以”反對語言秩序的，反對“羅格斯中心主義”的，反對歷史事實的，也就是說，“可以”胡說八道的。
作者發誓不坐波音777，但737是要坐的。作者斥責《讀者》充滿了“小小資產階級”意識—-我建議《讀者》雜誌捍衛自己的名譽—-並對赴美學人—-當然不包括出訪或公款旅遊的官員—-沾染上“美國瘟疫”而深惡痛絕。但作者自己看《讀者》，也積極把夫人送到美國去。說美國好的人是洋奴，但作者認爲俄羅斯和法國還不錯，原因僅僅是因爲“他們同樣歷史悠久”。作者們氣憤已極的時候要糾集法國去燒好萊塢，原因是中國人不看國產片愛看“十大影片”，並認爲是“好萊塢”在“鉗制中國人的思想”，所以中國人搞不出好片子。是的，作者說出了部分真理，中國的確沒有搞出幾部好片子，人們不愛看國產片，就象魯迅說的“不喜歡看中國書”一樣；但原因不在好萊塢，這要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制度規定性裏去找。好萊塢爲世界電影藝術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儘管他的強烈的商業主義總是破壞他的這一貢獻。
“不知道，沒有中國的印刷術，西方人印一首詩大約需要多少時間。”（本節引文除特別注明的均出自《中國可以說不》）這種“自信”是缺乏自信令人可憐的；但這說的好象還是實話，儘管有專家指出，西方的印刷技術雖然可能受到了畢生的啓發，但是二者之間存在質的不同。“世界上的一切解放運動，無一不沐浴著中國思想的陽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進步，無一不得惠于中國的功德。”這完全是大言不慚。這一“偉大歷史”是他們的期望，但這無論如何都不是事實。民族主義不能通過吹牛來體現，這同把清朝的辮子拿到歐洲去展覽一樣污辱我們的民族。我們驚奇地發現，這種民族自大狂和希特勒先生在《我的奮鬥》中的觀點完全一致：“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類文化、一切藝術、科學和技術的果實，幾乎完全是亞利安人的創造性産物。”（《第三帝國的興亡》〖美〗威廉·夏伊勒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6年4月第一版P.87。）希特勒可以含笑九泉了，中國的“不先生”們用腐爛的邏輯安慰了他腐爛的靈魂。“中國將是世界的希望；時間就在我等老去之前。”我想整個世界都充滿著希望，實現希望要努力工作，要減少壓制和暴力，而不是僅僅通過算命。
作者用一種奇妙的邏輯反復論證了這樣一個奇妙的命題：由於我們的民族在歷史上不斷流血，充滿痛苦，所以我們民族具有未來先進的民族特徵。用作者的口吻講，就是：我們牛逼，因爲我們痛苦。“中國便是野蠻的好。”（《魯迅全集》第一卷P.278。）這可真是天下奇論。“沒有國家歷史觀念，沒有思想深度，沒有痛苦感受，會是未來先進的民族的特徵？……需要滌清彌漫在我們周圍的普遍的怨恨情緒，以面向未來的心情歌頌工地一般的中國。需要駐止流水之上抗逆的腳步—-這話究竟是什麽意思？—-以痛楚後的清醒來審視中國社會中的不公正、愚昧、瘋狂和欺詐，因爲上述一切黑暗和即將照耀我們前程的光明一樣豐富著我們大中國民族的感情。”
我們的“思想深度”體現在什麽地方呢？是孔孟之道中的道德短語，還是唐詩送詞中的文學抒情？是《資治通鑒》中那些令人噁心的權術故事，還是古典小說中那些殺人者演義？是《金瓶梅》中發達的意淫，還是我們唯一超越世界水平的關於吃和酷刑的想象力？作者要歌頌“工地一般的中國”，因爲這“工地”上充滿著“不公正、愚昧、瘋狂和欺詐”；作者不僅自己“歌頌”，還要滌清“普遍的怨恨情緒”，讓這“普遍的怨恨情緒”變成普遍的對怨恨的歌頌，作者更主要是要歌頌“上述”“黑暗”，因爲“黑暗”能夠“豐富”我們大中國民族的感情。希特勒先生如此這般的豐富著猶太人的感情，日本侵略者如此這般地豐富著南京人民的感情，毛澤東如此這般地豐富著55萬右派的感情，五千年的封建專制如此這般地豐富著中華民族的感情！這廝究竟想幹什麽？這個民族主義者爲什麽鼓吹中華民族必須象狗一樣生活他才覺得中華民族感情豐富了？才體現了“未來先進的民族特徵”？
作者嘲笑美國人膚淺、無知，因爲美國歷史短，“美國人太年輕”，可是隨即又自豪地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才40年，年輕而充滿活力。那麽，究竟是歷史長一些好呢，還是短一些好呢？只有作者自己才明白了。然而，一個民族的歷史長短與其優秀與否有必然聯繫嗎？綿延就是優秀嗎？那老鼠比人的生命力強得多，也綿延幾萬年了。也許實在沒有誇耀於人的了，就只剩下了“我們能活著”這一“生物優勢”了？
嬌滴滴的美國人，心靈如此脆弱，如此缺乏底蘊：新加坡人拿鞭子抽美國佬的屁股，“整個美國民族的心都抽緊了”。因此，作者認爲，阿Ｑ看殺人表演喊彩曰“嚓嚓，痛快”才好，那體現了民族的堅強；鎮壓無辜無動於衷才表明民族有底蘊。爲了讓作者不斷堅強，感情日益豐富，有必要不斷打他的屁股，讓他居住在欺詐、愚昧、瘋狂和黑暗之中。
“美國國防部長佩裏居然以這樣的口吻威脅中國：‘誰也不要忘記了，美國的海軍是世界第一。’我以這樣的口吻來奉勸美國：‘誰也不要忘了，中國的人口是世界第一。’”顯然，一切炫耀武力的戰爭都是令人鄙棄的，但炫耀人口並非光彩。“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麽？……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魯迅全集》第一卷P.179。）現代牛二們更“牛”了，因爲中國已經有13億人口和人肉供他們進行理論的批判和武器的批判了！一個民族的偉大與否不是因爲她的戰爭能力，更不是體現在在戰爭中擁有衆多的人口炮灰，而是因爲它擁有自由和正義。人口帝國主義與軍事帝國主義同樣是一種罪惡。作者無非想說：我們不怕死人，因爲我們人多，我們死得起。人口種多有如此妙用爲何又爲“計劃生育政策”辯護呢？作者視中國人的生命如草介，視百姓爲芻狗，“死幾萬人算不了什麽”（毛）。
所以他們繼續說：“對我國人民來說，戰爭意謂著勞動，也意吵著道德上的整肅，即使舉國上下深深陷入戰爭狂熱時，明眼人一看便知，這裏絲毫沒有攫取的成份”，“殊不知，流血也是一種威懾”(134)。
根據他的邏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簡直不是人。這傢夥經歷過戰爭嗎？他知道什麽叫戰爭？他就不怕在歷次戰爭中死難的烈士和千百萬無辜死亡的平民的靈魂半夜來敲他的門？！有人說，戰爭只有對沒有經歷過的人來說，才是美好的。這真是真知灼見。在這些戰爭愛好者看來，戰爭是勞動，中華民族熱愛勞動，所以中華民族熱愛戰爭，所以作者把中國比喻爲工地，並對這工地的如山白骨，如河流血高興得手舞足蹈，對和平生活氣極敗壞。什麽是戰爭？就是證明人類是自相殘殺的動物這一特徵的一種以生命爲工具的生物實驗；就是千萬人爲少數人而相互吞噬的一種愚蠢，就是在互相撕咬、破壞一切文明成果後國界恢復原狀然後重新建設、昔日的仇敵又稱兄道弟的一種人類疾病，就是老百姓永遠遭殃殺人英雄永遠輩出的一種絕對不公正。只有從未經歷過戰爭有遊手好閒無所事事企圖趁火打劫的市井無賴或僅僅慫恿他人投入戰爭惡棍才會讚美戰爭；而一切經歷國戰爭的人無不談虎色變，殺人者在噩夢中懺悔，幸存者在悲傷中詛咒。東史郎就是著名的戰爭懺悔者之一，他說：“我在戰場上目睹了老百姓的一切悲慘的情境、戰爭的罪惡。……戰爭是什麽？‘戰爭’二字就是殘忍、悲慘、暴虐、放火、屠殺等等慘無人道的罪惡之極的代名詞，所謂戰爭，就是包括了一切非人道的罪惡無比的巨大的惡魔口袋，它荼毒生靈、破壞良田，摧毀房屋、恣意暴虐、毀滅文化，使人間變成地獄，導致無數的生靈成了孤魂野鬼……戰場斷不是什麽美好場景的泛濫。戰爭本身就是醜惡，憑什麽把它描寫成一連串的美好事物呢？”（《東史郎日記》P3－4。）應該建立一個戰爭特區，讓世界上所有喜歡戰爭和鼓吹戰爭幸福的瘋子們攜帶一家老小—–請原諒我這個罪惡的比喻—-在那裏彼此開戰，是的，沒有理由阻止他們追求戰爭“幸福”。
這些愛國賊反駁說：如果不通過戰爭如何統一呢？首先，不通過戰爭就不能統一，這個命題本身就值得懷疑，其次，更重要的是，統一真的那麽重要，足以不顧及個人的生命和幸福嗎？如果說統一是爲了個人福祉，而統一卻毀滅了這個目標，那麽，這樣的統一還有什麽價值呢？是的，中國人應該永遠銘記，統一永遠僅僅是一種次價值（並非完全無價值）。
這些民族主義者，也許對民族懷有刻骨的仇恨，因爲他們是對中華民族飽經痛創和死亡唯一高唱讚歌的“民族主義者”。
爲誰說不
《中國可以說不》究竟在爲誰說不？說其中包涵著恭維權力的目的並不過分，“民間化”是伴隨著憂怨和勾引的。
“我等老去之前”，多“面向現實”啊！“中國頂尖人物群體的素質已具備了肩負偉大責任的能力。”說得多明確！不過我提醒“中國頂尖人物群體”注意：這傢夥如果沒有“林彪高舉式”的惡意和陰謀，那就是在罵您呢！
“中國可以說不”含有四個命題：
誰說不?
對誰說不?
就什麽事情說不?
爲誰說不？即“說不”是爲了捍衛誰的利益（我們排除“版權”利益）?
中國民衆可以對“頂尖人物”說不嗎？臺灣中國人可以對“中央政府”說不嗎？作者認爲不行。只有“國家”可以說不。“國家是幹什麽吃的？就是幹這個吃的。國家的神聖威望不能單靠皇天後土的慈悲來推行。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國家給你捎了個話：‘這事就這麽定了。’“國家”“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絕無所謂調解、限制、和解、條件、等值、商談、諫諍這些東西……人就是一個生物服從另一個發出意志的生物罷了……在那裏，人的命運和畜生一樣，就是本能的服從與懲罰。……沒有當暴君而同時不當奴隸的。絕對的服從，就意味著服從者是愚蠢的，甚至連發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爲他無需思想、懷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願就夠了。”（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P.27P.33。）
“不先生”表達了這種“意願”，他表達了渴望從潛在的暴君變成現實的暴君的強烈“意願”。 根據作者的描述，似乎美國華人可以說不，作者舉了一個例子：CBS事件因華人說不直至CBS道歉。這時，作者就“不管”“國家是幹什麽吃的”了。
“說不”很容易，也不需要負責任。就象黑格爾所說的，否定比肯定更容易。“不！”，否定人格的最好表達，“說不”是暴君的唯一語言。對外國人“說不”更容易，罵得痛快淋漓也沒人管，也無所畏懼，此謂“大智大勇”。作者還敢向誰說不嗎？他敢向主人說不嗎？一面點頭稱是，對權力;一面說不，卻對天空。所謂“該說是的時候說是，該說不的時候說不”；這是一種乖巧，一種智慧，一種太監的機靈和成熟。
《中國可以說不》主要是爲“人權”說不，而且是爲了外國人批評“中國”踐踏中國人的人權而同外國人說不。它實際上是爲踐踏人權的“中國”說不，而不是爲被“中國”踐踏人權的普通中國人說不。由於保衛中國人人權首先是中國人最熱衷的自己的事業，因此對批評“中國”人權問題的國際社會“說不”實際是對中國人說不。
“記得1991年9月，英國首相梅傑爲簽署香港興建國際機場的協定訪華，當他與李鵬總理交談時，咄咄逼人地說：‘訪華前我收到在野黨政治家與中國總理會談時一定要將人權問題提出來討論的信。’李鵬的回答也是很精妙和有力的：事實上我也收到了中國的一些歷史學家的來信，信上寫道：千萬成不能忘記中國受外國強烈的欺淩達一百多年，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清算這一段時間你們侵犯中國人民的人權問題。”
作者引用這個例子不僅表明他是中國人的異類，而且“用心險惡”，他把“頂尖人物”等同於列強：我們侵犯了中國人的人權，但你們也侵犯了中國人的人權。同惡相諒，“子爲父隱”、“國爲國隱”。“有一個學派用以昨天的卑鄙行爲爲今天的卑鄙行爲是合法的……這個夏洛克…他發誓要憑他所持的借據，即歷史的借據…來索取從人民胸口割下的每一磅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P.3。）這“每一磅肉”就是現在每一個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
對梅傑而言，他的“祖先”侵犯了外國人的人權，對作者而言，他的‘中國’侵犯了他“深愛的大中國”人的人權。這些“夏洛克們”是以荒誕的邏輯，以別人的“祖先”昨天卑鄙的行爲說明今天自己的卑鄙行爲的合法性，他們要比“夏洛克”無恥得多。他們的“借據”是歷史上的外國人幫助他們寫就的，他們簡直應該感謝外國人的“歷史功績”了，如果歷史上外國人不“侵犯中國人的人權”，那麽，今天“中國”侵犯中國人的人權豈不是沒有“正當”理由了麽！這裏我們看不見作者對中國人的愛，只有對“國”對“尊”的一廂情願的一往情深。他們爲什麽不對今天中國的人權問題對‘中國’或“頂尖人物”說不呢？“莫非因爲動手的是‘國貨’，所以連殘殺也得歡迎；還是我們是真野蠻，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人就不足奇怪呢？”（《魯迅全集》第一卷P.594。）這些潺頭們！
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上，據說已經有一位精明人幫忙發明了一種新的邏輯：中國有人權問題，美國也有。傳統外交智慧叫退一步海闊天空或“外國也有臭蟲”。中國人的外交智慧在歷史上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裏，面對洋人的優點時，主張你有我也有，中國古已有之，新儒學是這一智慧的集大成者。第二階段，面對自己的缺點時，主張我有你也有，並且肯定或可能是你傳染給我的。這種智慧或消極反抗在開放以後開始流行，到“不先生”這裏光大到無恥。“我有你也有”這種實用理性在“就是好”時代結束後是“中國”進行國際對話唯一的說法方式。
這種病態人格在一位“中國人權專家”從美國回來後興高彩烈的表情上表達到極至：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美國要完蛋了！別人倒楣，我們就高興了，我們的優越感是建立在“西夷”倒楣的基礎上的。美國不行了，所以我們更有信心。因此我們應該鼓勵別人完蛋，鼓勵別人走下陂路。中華民族卑鄙虛弱到這種地步，真讓人汗顔。這個“人權研究會”的副會長在美答記者的話，似乎表明他發現無家可歸的美國人時絲毫沒有激起他的人類的憐憫心，而仿佛發現新大陸一樣驚喜過望；他終於發現美國也有缺點了！有“懺悔理性”的人批評別國的人權問題是出於對那裏的人的命運的同情；而“災民理性”（任不寐）對它國人權問題的批評是爲了顯示我正確。正因爲他持這種邏輯，他沒有絲毫的人類同情心，而且他自然把對本國人權的批評察己知人地看作是出於批評者的自我表揚。因此他不可能期望他國的人權改善，因爲那樣就無法證明自己優越了；毋寧說他期望所有的別國人最好都過得比本國人更悲慘。
“經濟這麽發達的美國，到處都是無家可歸、露宿街頭的人。這麽冷的天氣，就睡在街頭公園旁邊—-我們有各種方法禁止有人睡在這些地方或從這裏把他們清除回原籍或收容所—-這就是人權問題哪！你在中國能看到這種情況嗎？在中國的北京街頭，你會看到睡在露天地上，長年在那兒過夜的人嗎？沒有這種情況嘛？”也許太興奮了，“人權先生”繼續說：“我們中國每年無家可歸、淪落街頭的有15萬人。”“人權先生”喝多了，他自相矛盾有可能泄漏了國家機密。或者不如讓發明“人權就是豬權”的那個大學者去，但據傳他很忙，正在指導古巴人民如何享受“豬權”的幸福。“說不”的作者是不屑去的，那就暫時便宜美國人罷。
作者在爲誰說不？作者實際上是爲捍衛幾個中國人—-不好意思直接捍衛自己的幾個頂尖人物—-的利益—-自己也借此沾光—-通過對外國人說不的形式對中國人的利益和理性說不。由於時代不同了，擔心被罵作奴才，所以採取了這種“二醜藝術”的幫忙方式：“因爲他沒有義仆的愚笨，也沒有惡仆的簡單，他是智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著豢養，分著餘炎的時候，也得裝著和這貴公子並非一夥。”（參見《魯迅全集》第二卷P.389。）
令我們遺憾的是，“不先生”不僅贏得了一些真正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和一些想混水摸魚的“精明人”的稀疏的掌聲；而且由於它貌似正義凜然，也多少貽害一些忙忙碌碌，不明不白的人們。“他們所以成功，不是因爲他們受過更好的教育，而是因爲他們懂得自發地迎合群衆的情緒，因爲他們懂得向這些群衆講話。…他們有一種變態心理，首先是一種自卑情緒，這種自卑情緒通常通過一種過分的虛榮心來得到補償，這種虛榮心又導致一種優越感…貶低自己所嫉妒的人…特別喜歡暴行…這些傢夥一定要殺人，因爲他們有病。”（《未來社會主義》P.315-317。）
這幾個熱血沸騰唾沫橫飛的民族主義英雄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愛國主義者，不是愛國主義者，而是愛權主義者，不是愛權主義者，是愛錢主義者。他們用混亂的邏輯和膚淺的激情向權威主義進行了一次嘩衆取寵半掩朱面的獻禮，“我曾經肆無忌憚地否認官方的價值……我悄悄地爲自己一呸！”這一呸可謂用心良苦：“我們願爲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參見《辜鴻銘文集》。）。我呼籲中國的“頂尖人物群體”百忙中有時間用一官半職“體察”一下他們的孝心。
1997年12月初稿
2000年12月定稿
──轉自//bmzy.122.com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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