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爲何會避免衝突擴大?

Llewellyn H. Rockwell, Jr. ,秋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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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中美撞機事件初步得到解決,而沒有釀成更嚴重的事態,無論如何是一件值得慶倖的事情,原因誠如本文作者所言,戰爭甚至只是一種持續的緊張狀態,對於中國尋求個人之發展的民衆來說,也是災難性的,而能從中得到收益的唯有一些特殊利益集團。讓我們假設:衝突加劇,美中貿易中斷,則沿海數千萬小企業家、民工將失去就業機會,而那些好戰分子能夠提供這麽多就業崗位嗎?我不懷疑他們的愛國真誠,但是治理如此一個大國,僅靠真誠、僅靠愛國激情是遠遠不夠的。

本文作者是所謂的自由至上主義者,也即古典自由主義之當代傳人,文中所述乃是自由至上主義的常識。自由主義向來就是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和世界大同主義者,而作者也指出了某種激進思想與民族主義、好戰思想的聯繫。自由主義者之所以選擇和平,因爲和平狀態的自由商業交換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普通民衆之個人權利和利益。在這一點上,自由主義與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倒確實是同盟軍,自由主義並不需諱言這一點。作者說,私人企業能夠從政府可能導致的破壞中拯救這個世界,誠哉斯言,一個自身利益與商業交換網路僅僅聯繫在一起的人,大概不會動不動就嚷嚷著要跟誰大戰一場,要解放誰,殲滅誰。事實上,一個置身於商業交換網路的人,是可以從中學會如何與他人協調行動,以使雙方都從中獲益,而不是一味地玩零和遊戲。我希望,中國私人企業的發展,將使中國人的面對不管什麽問題時,激情少一些,理智多一些。如果我們的民情多一些商業色彩,則我們的民意恐怕就會有更多理性和寬容。
 
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是法國經濟學家,生活在1801年1850年間,熱情地信奉自由企業制度並爲之雄辯濤濤。然而他的著作似乎就是專門對著我們說的,有助於我們理解爲什麽最近的中美撞機事件之解決是通過外交與和平手段而非好戰與戰爭。

答案可以概括爲一個詞:商業,輝煌的、和平的、促進繁榮、維繫和平的商業。正是要維持我們的經濟健康發展這一壓倒性的事實考慮促使中國和美國政府認識到,雙方從維持良好關係中所獲得的收益遠大於敵意和戰爭。

正是巴斯夏觀察到了貿易與戰爭之間的這種互相抑制的關係(trade-off)。他說,如果不是商品跨越邊界,那就必然是軍隊跨越邊界。如果沒有貿易,我們就很難避免戰爭所帶來的巨大的破壞。貿易將約束各國之間維持一種開放、友好的關係。自由的商業活動會促進和平、而保護主義和貿易制裁將導致戰爭緊張:這是美中避免衝突擴大的原因之一。

歷史表明,戰爭對政府有好處。在戰爭狀態下,政府將獲得對於社會的巨大權力。在戰爭期間政府被授予了某種程度上使用緊急狀態權力之靈活性,而在和平時期它並無此種權力。戰爭能使迷戀權力的政治家和官僚透過稅收、通貨膨脹、管制等手段,盡情地揮灑權力。戰爭摧毀了一切從而使政府可以從重建中獲益。戰爭將使私有部門的資本和企業家活力枯竭,而使國家的寄生機構自肥。戰爭爆發後自由社會也無法再保有自由。

神秘的並不是爲何會出現戰爭,而毋寧在於爲何政府本性喜歡戰爭,但戰爭卻並非是歷史常態?巴斯夏解釋說,自由貿易有助於壓制政府的戰爭激情。自由貿易在各國都創造了強大的院外活動集團,他們要求維持和平,要求通過外交而不是對抗來取勝。國際貿易網路創造出了商業關係之中間結構,在炸彈與好戰性之間設置了一道屏障。

米塞斯在對馬列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必然導致戰爭的理論作出回應時更進一步闡發了這一觀點。列寧把戰爭看作是資本與勞動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國際化的産物,米塞斯則指出,恰恰相反,資本主義的基礎是貿易和互相合作從而使所有人都受益。資本主義創造出了商業網絡——包括資本市場、勞動和企業家專業化的廣泛迴圈——從而使得人們彼此依賴。

當今的社會主義者瞭解這一點,因此冷戰結束之後,他們中才會有那麽多人加入到好戰派中。他們也都意識到了,自由、貿易和和平正在走到一起,於是他們決心這三個一起反。比如就在去年,世界社會主義者的網站就抱怨說,“美國公司的院外活動分子施加壓力,警告說將損失數以十億美元計貿易和投資機會,政府被迫答應重新開始[與中國]的對話……”。

確實,商業聯繫是國際友好關係的基礎,美中兩國貿易尤其興旺發達。每年中國要向世界出口2000億美元的商品,進口1700億美元,每年進出中國的貿易總值接近5000億美元。

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是日本,第二大貿易夥伴就是美國。每年中國向美國出口810億美元的電器、電子設備、服裝、鞋、玩具、遊戲程式、鋼鐵,家具、皮革製品等等,進口130億美元的機器、燃料、醫療設備、紙製品、飛機等等。

我們的生活——我指的是中國和美國普通人的生活——由於自由貿易而獲得數不盡數的改善。我們的交換網路實現了兩國私人部門的繁榮。“公司院外活動分子”是否施加了影響以阻止美國間諜飛機事件導致的緊張不至於演變爲直接的衝突?極有可能——而對此,我們應該慶賀,而不是橫加指責。

美中之間的商業聯繫是如此緊密,以至於我們中間的好戰分子不得不開動腦筋想出新點子來爲實行保護主義和進行對抗找理由。最近,他們就大談什麽貿易中的人權問題、說什麽強制使用童工,聲稱中國正在對美國進行間諜活動,以及貿易赤字問題。他們說所有這一切都要求美國作出反應:限制或切斷兩國關係的商業關係。

對於所有這些說詞,我們要問的關鍵問題是:限制貿易會使情況更好還是更糟糕?中國一般的持不同政見者都要求加強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繫,要求貿易帶來的更多的經濟機會。商業使社會更加開放,從而給無權無勢者更多可以掌握自己命運的機會。此外,如果貿易禁運和制裁能夠改變外國的話,那麽古巴和被朝鮮應該早就成爲人權的天堂了。
巴斯夏心中有一個激進的目標,除了保護私人財産權之外,他還要求“廢止戰爭而(實際上是同一件事)在決定戰爭或和平問題的公共輿論中鼓勵和平精神。戰爭向來是最劇烈的變化,在戰爭中,個人的事業、商業活動、資本投資甚至趣味都會承受痛苦。”

在最近與中國的衝突中,有些美國人(恕我直言甚至包括很多保守主義者)喪失了理智(taste blood),所幸他們沒有得逞。由於美中之間存在著自由貿易關係,我們的政府走向戰爭的機會才被大大地縮減了。

正是因爲和平和自由是互相適應的,也是彼此強化的,因此我們永遠需要與世界所有國家加強貿易和商業關係,不排除任何國家,永遠如此。也許,私人企業能夠從政府可能導致的破壞中拯救這個世界。
原題Bastiat Was Right[Posted April 12, 2001],秋風2001年4月14日譯自//www.mises.org。
作者Llewellyn H. Rockwell, Jr.是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主席,www.LewRockwell.com網站的編輯,關於他的文章可以參見他在Mises.org中的文集 或致信給他rockwell@mises.org。關於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可參見Mises.org上的文章及參考文集

──原載《思想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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