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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5日訊】
1. 十二學者上廣場的背景
《天安門文件》據稱是中共當時的官方記錄，與許多當事人事後的回憶也相當吻合。而官方文件與民間記述吻合這一點，常被用作論證《文件》可靠性的依據。不過，這一流行的邏輯並不嚴密，沒有排除《文件》根據當事人回憶編排加工的可能性。
《文件》抄回憶？有證據嗎？單從「戴晴和十一位知識份子上廣場斡旋」一段來看，就有五大疑點。這些疑點並不能用英文翻譯、用詞等來解釋，因爲都是結構性問題。也就是說，當事人的回憶整段在《文件》中重復，語句一樣、遺漏一樣、刪改一樣、最嚴重的是連錯誤都一樣。
說有刪改和錯誤，因爲有三種當時的錄影和錄音爲憑據。一個見於資料片《天安門》，另一個出自當事人包遵信的《六四的內情 — 未完成的涅磐》 (臺北：風雲時代，1996)，另外我也得到一盤當時的錄音帶，已整理發表在《北京之春》。此處要考察的這一段見《文件》英文版頁165-169；主要對照的當事人回憶見戴晴：「斡旋失敗學生仍然絕食」，香港《百姓》，1992年9月16日號，頁30－33(同文又見戴晴《在秦城坐牢》，香港：明報，1995，頁67－88)。本文限於篇幅，只能略談重點，許多詳情只好從略，有興趣者可以到我們剛籌建的六四網站(64memo.com)資料庫中查詢。更詳細的討論，將另有專文。
下面就這些疑點的大要，按時序一一說明。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十二學者來廣場斡旋。那是絕食第二天，政府與學生相持不下。一方面，政府特別緊張。因爲翌日戈巴契夫就要訪華，重續中蘇中斷三十年的高峰會議，世界各地上千記者早已蜂擁而至。按慣例，戈氏要到天安門廣場獻花，而廣場卻被上千絕食學生佔據，加上支持者少說也有十萬人。另一方面，學生則極度悲憤。學運已經一個月了，政府完全不理睬學生的請願。請願七條打官倒、除腐敗、爭民主的口號深入人心，從下跪到遊行，幾百萬人次日復一日。政府就是不理，先有「四二六社論」的威脅，後用假對話來搪塞。悲憤之下，幾個同學不顧學運組織的決議，毅然發起絕食，要求直播對話，就是要讓李鵬或趙紫陽親口說一句：「學生是愛國的」。
這個要求，根據我得到的錄音，廣場學生都以爲「很快就會有結果」，確實太天真了。不說別的，單看本文主角戴晴的回憶和《文件》的記錄，閻明複和她密商的底盤就是：趙李可以見學生，但不說什麽。戴晴那天下午兩點，受中共政治局常委胡啓立的特允，組織學者在《光明日報》社開研討會，當中草擬了一份《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即所謂「學者三點」，於次日刊出。閻明複呢，外界一直以爲是趙紫陽的嫡系，但《文件》卻把他列入「李鵬的心腹」(這是題外話，值得以後考究)。他當時是中共統戰部長，五一四下午正好代表中共與學生對話。按學生對話團正副團長和王超華、柴玲等人的回憶，對話前他還承諾「現場實況轉播」。學生從要求直播讓步到轉播，底線壓到最低。但中共毀約，從四點到七點一刻，三個小時過去了，統戰部裏的對話場面毫無轉播，於是”對話”在廣場絕食同學的強烈要求下暫停。
2. 戴晴密商和蘇曉康演講 句式和缺漏驚人相似
戴晴和閻明複的密商，就在這個時候。戴晴見閻，據她和《文件》說，是「被推舉」與政府談判的。然而，學者們的共識是呼籲中的「學者三點」，即要求中央領導人親自出面宣佈，承認愛國民主運動，學生自治組織合法，以及不秋後算帳，比絕食學生的要求還高。閻當即說不行，戴就一退千里，沒有任何底線，變成了只要趙李到廣場，不用宣佈學生愛國，即下文「戴晴兩條」的核心。戴晴如何「被推舉」，「被推舉」時有沒有底線，談判將「學者三點」變爲「戴晴兩條」之後有沒有向學者們彙報，她回憶中完全隱晦，只有輕輕鬆松一句話：「還有什麽可討價還價的呢？我不知道，我從來沒談判過。」按當事人蘇煒的回憶，事後李洪林和大家都很反感戴晴「藏著和政府交涉的『底牌』」和自封的代表性。整個「談判」過程，戴晴回憶同《文件》紀錄驚人相似，順序、句式都一樣，篇幅限制，這裏不能細談，大家可以對照戴晴的文章。 如果說這一驚人相似可能是巧合，各自準確復述了同一真實故事，那 ，接下來第二個驚人相似就需要斟酌了。出問題的地方是蘇曉康的演講，與民衆本來是三問三答，充分展現其演講天才，影片《天安門》中有清楚的表現，這裏也不能細談。包遵信書中將第三個問句改爲陳述句，衆人的回答以及蘇曉康最後一句則被刪除，語氣於是大變，上下文也不通。這裏的問題是，包書怎 改動和遺漏，《文件》也怎 改動和遺漏，同樣變問句爲陳述，同樣沒有衆人回答，同樣刪去蘇曉康的最後一句，上下文也不通。本來，從影片可以看出，蘇的演講最能凸顯學生的「非理性」，這 一改，程度就輕了。包書用的是別人給的錄音稿，不排除整理者同情學運而稍作刪改的可能。但中共文件爲何也要去刪改凸顯「學生非理性」的地方？難道也同情學運不成？更重要的是，爲什麽《文件》的缺漏，同包書中的一模一樣呢？這是《文件》五一四這段的第二大疑點。
3. 戴晴兩條的時序 錯誤驚人相似
第三大疑點，是「戴晴兩條」提出的時間。這兩條，一是將她組織的「十二名學者今天在光明日報發表的對時事的看法全文見報」，二是「李鵬或趙紫陽來看望大家，同學們就撤出廣場」，實際上是偷換了呼籲書中的「學者三點」。根據現有各種文字和音像材料可以確定，學者們發言順序的大框架是：戴晴念呼籲－－－－溫元凱演講－－－－蘇曉康演講－－－－戴晴最後發言。再根據包遵信書中的錄音稿，戴晴兩條是在蘇曉康演說之後提出的，緊接蘇的演說，錄音稿清楚地寫道：
最後是戴晴講話。她向學生們提出了撤離廣場的具體條件，實際是跟學生談判。(下面三段戴晴原話很長，從略)
然而，戴晴回憶和《文件》則異口同聲地說，第二條非蘇曉康之後，而是在溫元凱之前，且是念完呼籲就提出了的。戴晴回憶說：
讀畢，由我宣佈撤出條件：「總理和總書記來看望大家，同學們就撤出廣場，哪怕是暫時撤到中山公園，爲明天的國事訪問騰出地方。」
《文件》則是：
讀畢，戴晴就宣佈學者們建議學生撤出廣場的條件：「趙紫陽和李鵬來看望大家，同學們就撤出廣場，哪怕是暫時撤到中山公園，爲明天的國事訪問騰出地方。」
這裏，語句的相似還不是重點，關鍵是二者都將戴晴第二條的時間前移，把發言順序記錯(二者都在這之後才描述溫、蘇的演講)。二者和包書錄音稿，兩較只能一真。會不會是包書錄音稿誤記了呢？可能性極低。王超華在《百姓》緊跟著戴晴回憶的專文中，還曾針對性地說：「我不記得在戴晴之後還有學者發言。」印證了包書錄音稿說「最後是戴晴講話」的可靠性。雖然我們前面看到包書錄音稿有細微刪改，但發言順序總不至於顛倒，尤其是考慮到包先生本人是歷史學家。總之，可以判定錯在戴晴回憶，她將第二條挪到前面了。那《文件》呢？《文件》自稱當時的紀錄，又爲何弄錯了順序？錯又爲何錯得跟幾年後的戴晴回憶一模一樣？實在令人費解。
4. 弄錯時序的連帶問題
費解之下的一個解讀是：《文件》中學者上廣場這一段，很有可能主要是根據戴晴回憶和包書錄音稿等綜合整理而成。採用這一解讀，我們才比較容易理解爲什麽《文件》與戴晴回憶那 多的雷同，也才較易解釋爲何它與包書錄音稿的刪改如出一轍，又爲何跟二者錯得都一模一樣。不僅於此，下面還有兩點也都得依靠這一解讀才會釋然。
第四大疑點，是弄錯時序連帶出來的問題。《文件》先跟著戴晴回憶弄錯時序，將趙李來廣場那條提前。戴晴回憶中沒有錄音材料，於是《文件》採用了跟包書一模一樣的錄音稿，當中戴晴最後演講兩次提過兩條。《文件》一綜合，就會成三次，破綻也就太明顯，於是《文件》乾脆刪掉戴晴最後演講的頭一段，減少一次，又將第一條用省略號代替。問題是編撰者在省略號之前，爲了保持上下文的連貫性，保留了「我現在再重復剛才的兩條」這句話，誤以爲可以指到來自戴晴回憶的那次，卻沒留意那裏只有一條。結果，讀者無論如何也找不到兩條。也就是說，因爲先已跟著戴晴回憶弄錯時序，現在爲了整合兩個材料，《文件》只好去削包書錄音稿之「足」去適戴晴回憶之「履」，卻又忽略了二材料的內在不一致性，結果自相矛盾而不自知。從這一細節來看，我們除了將學者上廣場這段《文件》看作是戴、包回憶之拼湊，還能有別的解釋嗎？
關於「剛才的兩條」這句話，還有一個細節也很有意思，那就是「編撰者」張良大約也感到有問題，於是加了一個注。但他也只注了趙李來廣場那一條，似乎自己都不清楚「兩條」是指什麽。這是不是說明，張良並非原初的編撰者？換言之，或許在張良之前，《文件》還有不知幾手的加工？
5. 念三遍「絕食宣言」 又一個驚人相似
最後，第五大疑點，是所謂「念三遍《絕食宣言》」。如果廣場上有人帶領學生念三遍《絕食宣言》，領一遍，跟一遍，總共六遍就得一個小時(柴玲錄音一人就念了十分鐘)，十幾萬人齊聲吼，那將是何等的壯觀！這樣的壯觀場面，我不記得，王超華、柴玲也不記得，而我得到的錄音帶中也沒有，尤其是至今我們也沒看到任何電臺、電視臺的音像材料。
但戴晴說有，《文件》也說有。戴晴說得還活靈活現：
果然，沒過多久、一個瘦瘦的、帶副眼鏡、學生模樣的人從人群中擠過來 對誰都沒有打招呼，直接從我手裏一把奪過話筒，以無比的激情喊道：「同學們，同學們，現在，跟我念三遍《絕食宣言》！……鮮血……生命……民主……」
下面齊聲喊起來，聲勢起碼比剛才大十倍。
《文件》也跟著說：
一個戴眼鏡的學生沖過人群，喊道：「同學們！同學們！誰來跟我念三遍《絕食宣言》！」
戴晴後來還考證出，那個「戴眼鏡的學生」名叫封從德。她說是九二年到美國「讀民運人士的文章」讀來的。所謂「民運人士的文章」，源於蘇曉康。上面的故事，蔡崇國說「到巴黎後，蘇曉康給我講過」，也就是八九年七八月。到九○年六月，蘇曉康主持的《民主中國》第二期上就有「舒明」的文章指名道姓講同樣的故事，而且更傳神，說是柴玲「寫了一個條子傳遞上講臺，遞到了學生領袖封從德手中」，且是蘇曉康「斜眼看到此紙條上寫到：『請在廣播裏重讀《絕食宣言》。』」
這個編造的故事不值一駁，因爲當時廣播站根本沒有什麽「講臺」，「紙條」一說更系子虛烏有。我自己就在廣播站，也不可能「從人群中擠過來」。上述王超華緊跟著戴晴回憶的專文中，又在這裏明確反駁過戴晴：「雖然好幾個人都證實過，我也不記得封從德領著念《絕食宣言》的事。」從我得到的現場錄音分析，可能蘇曉康、戴晴等人把當時播放的柴玲絕食書錄音帶誤記成有人領著念《絕食宣言》，男聲女聲沒分清，獨唱合唱也沒分清。而「舒明」們再添油加醋馳騁想像，於是這個故事越編越圓，我至少讀到過七個版本，而今又有了《文件》的版本第八，這又當如何解釋？
小結：請教美國專家
解釋還得請專家。《文件》英文版早於中文版，真僞驗證的責任於是落到幾位英譯者身上。他們不是普通的翻譯，而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也都是美國一流大學的教授，因此他們對該書的真實性認證可謂舉足輕重。黎安友教授在序言中說，「經過好幾年，通過不同的管道和方法，我個人在本書材料的真實性上感到滿意。」夏偉(Orville Schell)教授在書尾更有長達十五頁的「真實性考量」。林培瑞教授最近還到港臺宣傳這本書，進一步確認他們關於真實性的認證。
本文上述的幾個疑點，主要採用的都是早已出版過的回憶和錄影，想必三位教授已有過目。因此，作者特別感興趣的是，三位教授經過好幾年認證，是否對此早有研究，並排除了《文件》抄回憶的可能性？具體而言，對五一四學者上廣場這一段文件，是否已經排除過綜合戴晴回憶和包遵信書中錄音稿的可能？若已排除，上述五大疑點有無解釋？
我們注意到，《文件》在這段前注明：根據五月十四日當晚或次日三家機構的情報整理的「綜合彙報」(五一五信訪局「接待要情」、五一四統戰部「情況通報」和五一五國安部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電傳)。這樣一來，只要我們相信《文件》沒有做僞，就勢必非解釋上述五大疑點不可。
(作者是柴玲的前夫，北大研，六四親歷者，後逃往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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