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啟東，28歲，河北省邢台市南宮縣北湖鄉東丁村人。1991年南宮縣代昭高中畢業，物理与數學考取滿分，文科均不及格，連續三年高考落榜，同年開始在天津打工，并在天津某大學旁听。1996年到北京，以賣報為生。在艱苦環境里堅持理論物理的自學，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重大發現。1998年年底以550分的托福成績被美國波士頓大學錄取為博士研究生。

三次高考落榜后，這個數學和物理考取滿分的奇才遠走他鄉

張啟東出生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宮縣一個貧寒的農村家庭。父親是個石匠，收入很微薄，支持他讀到初中就已經感到很吃力了，經常勸他回來幫家里干農活；或者輟學跟自己學學石匠的手藝，將來也能糊口。但張啟東不樂意，父子倆經常為此爭吵不休。

1986年張啟東考上縣城的重點高中。他性格孤僻，家境也不好，穿得有些邋遢，和同學交往很少，把所有的樂趣都集中在學習上了。但他的總成績始終不理想，除了物理和數學特別突出以外，其他學科成績都很差，尤其是語文和政治，常常只考二三十分。

1991年張啟東高中畢業了。他的高考成績是預料之中的：數學和物理滿分，其他課目均不及格，他不幸落榜了。這似乎驗証了父親作為一個石匠的堅定念頭：回來干活吧。但張啟東非常固執，堅決要求复讀。于是父親斷絕了他的經濟來源——實際上，家里的确也沒有這個能力了。張啟東一夜之中騎自行車奔波百里，跑遍所有的親戚，終于借到了复讀所需的300元錢。

1992年高考，盡管他拼命去學那些文科課程，還是因為總分不夠而再次落榜。父親堅決要給他找對象，認為這樣或許可以讓這個不安分的儿子收斂心性。

此時張啟東內心仍只有一個念頭，就是無論如何也要上大學。他向父親提出，如果再讓他复習一年，就俯首听命。但1993年，他第三次高考落榜。在得知這個消息的當天，張啟東就匆匆离開家鄉，來到邢台，到處求人，在肉聯厂找了一份工作。

他的任務是把冷凍的大片豬肉搬來搬去，一個月320元線，不管吃住，每個月給他介紹工作的工頭還要扣60元錢的“管理費”。即便如此，他也覺得挺滿足。每當中午休息的時候，他就赶緊吃完飯，在車間的角落里津津有味地看物理書，在地上列出各种公式，算個不停。有人問他，你干什么呢？張啟東認真地說，這是一個非線性的問題。別人譏笑他，非線性，能當飯吃嗎？

工作的第二個月的一天，他正在借午休時間看書入迷的時候，几個工友跟他開玩笑，把他的書奪過來，嚷嚷著要拿這沒用的玩意去上廁所用。張啟東要了几次，最后被惹惱了，于是雙方打了起來。他只有一個人，當然吃了虧，被打得鼻青臉腫。

工頭赶來，皺著眉頭問張啟東，你到底是來工作還是來上學的！張啟東囁嚅了半天，才說出一句話：多學點知識，對工作也有好處嘛！工頭說，放屁，豬肉跟物理有關系嗎？你去結賬吧，這里不需要科學家。

張啟東真的要走了，工友們又感到不好意思了，都勸他去跟工頭說說，別走了。但張啟東去意已決，他收拾好自己的物理書，決定到天津去。因為在天津的一所大學里，有他最仰慕的一位物理教授。

天津大學里，小花工痴迷物理成怪人

譚程章先生是海內外赫赫有名的物理專家。他在扶攜年輕的科學才俊方面誨人不倦的精神素來被這個領域的青年所熟知。張啟東正是慕名去找他，但像自己這樣一個流浪漢似的小字輩，譚教授是否愿意見呢？張啟東心里一點把握都沒有。

1993年深秋，張啟東來到天津某大學，逢人就問譚教授的家在哪儿，沒有人知道。等了好几天，張啟東已經身無分文了，只好先找份工作。他到大學的后勤科問人家用不用人，后勤科的人對他的遭遇非常同情，就讓他在學校的花房做了一名臨時工。

又過了十几天，他在水房提水的時候，碰上了一個老太太，老太太覺得這是一副新面孔，就多問了兩句，并且告訴他，譚教授就住在她樓上。張啟東惴惴地問，他是大教授，能見我嗎？老太太說，譚教授就喜歡年輕人，他要知道你這么愛好物理，會非常高興的。

果然，在譚教授的幫助下，他成為全校惟一的免費的旁听生，在進圖書館查閱資料、吃飯、住宿、辦理臨時戶口上，譚教授均不遺余力地解囊相助。張啟東終于找到了自己的知識家園，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如飢似渴地學習。他明白了自己這一輩子就是屬于物理的。

在學校里，張啟東屬于旁听生，准确地說，他連個嚴格的旁听生都算不上，只是個雜工；因此他与正式注冊的學生之間就有了隔閡，彼此交流几乎沒有。在去听學術講座的時候，他往往能感覺到別人的冷漠甚至鄙視的目光。

當時，他每個月的工資只有240元錢，除了吃飯和買書，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剩余的錢去添置衣服。他穿著破舊，頭發又長又亂，經常喃喃自語，被大家稱為怪人。

為了物理和愛情漂泊北京

偏偏這時就有一個姑娘愛上了這個怪人，她是外語系大二的學生廖清秀。這個出生在江蘇鎮江、嬌小玲瓏的江南才女素日很喜歡花草，經常到花房看那些工人如何培植花卉、剪枝。有一天，她看見一個面容消瘦的青年工人正在花房專心致志地看一本外文原版的物理雜志，手邊放著一部厚厚的英語詞典，不禁很惊訝，就問他在干什么。張啟東向她解釋了一下他正在專心搞的“KNOT”理論。

其實，在此之前，張啟東曾經非常痴迷地喜歡物理系的一個女孩，但那個女孩根本瞧不起他，她的名言是：“你就是愛因斯坦，我也不會喜歡你，何況你還不是。”曾有一次他在那個女孩的宿舍樓下喊她，聲音可能大了一點。這個女孩就讓人叫來了輔導員和保衛科的人，眾目睽睽之下，張啟東被當做一個小流氓赶走了。輔導員鄙視地說，你是個旁听生，記住你的身份，別胡思亂想。張啟東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傷害，從此埋頭學習，愛情的火焰漸成灰燼。

廖清秀經常到花房去看望這位潦倒的才子，給他帶些好吃的，為他翻譯英文論著，幫他打印論文，兩個人一起培植花草，愛情悄然萌發了。但他們的愛情卻遭到了廖清秀父母的极力反對。她母親是鎮江一個科研机构的高級工程師，對女儿的舉動感到很是困惑和惱怒，堅持認為張啟東是個大騙子，利用了女儿的幼稚。

1996年年初，廖清秀的母親赶到天津，威脅說如果張啟東不以最快的速度离開學校，她將向學校提出強烈抗議，一定會把張啟東驅逐出校。

張啟東內心明白，如果不拿出點成果，廖清秀的母親永遠也不可能接受自己。1996年春末，張啟東辭別了慈父般的譚教授，到北京發展。

張啟東從事的研究方向是交通線路物理模型的构建，需要大量的信息處理設備。他還要訂購許多國外的物理學術雜志，价錢都很昂貴，面臨如此高的日常開支，張啟東基本上沒有任何可以謀生的路子。

為了生存，張啟東不得不做了一個賣報郎。于是，在中關村，不論刮風下雨，還是寒冬酷暑，人們總看見一個頭發亂蓬蓬，穿著一雙舊黃球鞋，從來不穿襪子，沿街叫賣《北京青年報》的賣報人。与其他賣報人不同的是，他戴了一副700度的近視眼鏡。

張啟東每天5時左右到人民大學門口取報，然后在中關村沿街叫賣，開始還騎著一輛別人不要的破自行車，后來自行車也丟了，他只能徒步賣報紙。為什么要選擇在中關村賣報呢？因為在中關村短短的電子一條街就有6000多家電腦公司，他在那里可以免費獲得很多有關半導体的信息。他雖然每天起早摸黑，但一般也只能賣五六十份報紙，每份報紙賺二角六分錢，也就是說他一天可以賺十几塊錢。每月三四百塊錢的收入，他大部分用來買國外有關物理方面的雜志，剩下的錢只夠餐餐以饅頭榨菜充飢，更談不上添置任何一件衣物了。生活上的勞頓清苦他并不害怕，他害怕的是，由于經常要到中科院听一些學術報告，向一些資深學者請教，而他那身糟糕的衣著，常常成了門衛攔截的對象，于是他每次不得不像小偷似的鬼鬼祟祟往里溜。

有一天，他去听一個瑞典來的學者的重要報告，正當他又像往常一樣往里溜時，被警衛逮住了，他解釋了半天也沒用。警衛還善意地告訴他，院里沒有廢品，我不會騙你的，你說什么也沒用。當他說自己要找著名物理學家郝柏林時，警衛不禁笑起來，說你還想找江澤民呢。最后還是郝柏林先生親自出來才把他帶了進去。

就在張啟東生活壓力日漸沉重的時候，他的戀人廖清秀也來到了北京。廖清秀是以优异的成績考入北京一所大學讀研究生的。盡管她不太明白戀人正在從事的工作的具体內容，但她深深知道科學的价值，并對張啟東的事業充滿信心。為了支持張啟東，讓他有更多的時間從事鑽研，嬌弱的廖清秀扛起了生活這副擔子。她白天上午上課，下午就到一家報社做兼職校對員，每校對10000字能掙20元錢，眼睛看得又酸又疼。晚上她跑到一個民辦中學代英文課程，每節課15元，每天都像陀螺似的轉個不停。

廖清秀曾在日記中抄過一段美國女作家艾米麗‧漢恩的名言：“每一個成功某种事業的人，我的意思是說，他們都是某個婦女發現的，為什么你就不能成為那個婦女呢？”

天道酬勤：來之不易的博士錄取通知書

1998年10月，馬上要研究生考試報名了。考研報名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一張大學文憑，而張啟東缺少的就是這個。他當時已經完成了自己嘔心瀝血几年寫就的學術論文《Knot理論淺探》，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憑自己論文表現的學術功底，取得一些學者的賞識，能破格允許他報名參加考試。

然而事与愿違，他先后找過許多很有聲望的物理學家，請他們對自己的論文水平進行評定，如果可能，請他們將自己推荐到一所大學，給自己一個考試的机會。大多數研究生招生點都對他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愛莫能助，因為專門為他破例，就有喪失公允的嫌疑。

已經到考試前夕了，他又想起自己的恩師譚程章教授，這是他惟一的机會了，不能再錯過。

譚程章教授提筆給美國波士頓大學的同事寫了一封口气平淡的信，只是希望他們看一下這個痴迷于物理的小伙子的東西，“里面有很多樂趣，這种樂趣我已經体驗過了，非常樂意推荐給你們。”

張啟東的論文講的是“KNOT”問題，簡單地說，就是研究如何讓再大的城市也不會出現交通堵塞的問題。而一种科學高效的線路理論可以帶來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不可估量的，僅就減少交通事故一項，每年可為社會節省開支上百億元。張啟東的理論引起了波士頓大學的极大關注。

回到北京后，張啟東陷入了焦急的等待中。1999年元旦前夕，一封來自美國波士頓的國際函件輾轉万里，送到北京。當郵遞員按地址找到海淀區龍背村時，張啟東已因交不起房租而搬到了附近的另一個更狹窄的住所。后來在人們的指點下，郵遞員在海淀大街的街頭找到了張啟東，當時他正在寒風中哆哆嗦嗦地叫賣報紙。直到最后一份報紙脫手，張啟東才拆開那封信函，他一連看了三遍，當他确認自己真的被波士頓大學錄取為博士研究生時，眼淚頓時從他的臉上流淌下來……

現在，張啟東正在波士頓大學求學。按規定，他要一直讀到2004年，并將在那里取得博士學位。當然，他的經濟狀況也大有好轉，有了自己的先進的計算机設備，沒有沉重的經濟壓力。

張啟東來到波士頓之后，他的研究成果很快得到市政廳的重視。波士頓大學的技術小組已經向市政廳提出了一項耗資110億美元的宏偉計划，可以徹底解決日益惡化的交通狀況，這項計划的主要內容就是將全市的交通轉入38米以下的地下。作為技術小組的成員之一，張啟東負責該計划的物理模型的設計。

張啟東在中關村大街上賣報紙的時候，本文作者就經常看到他的身影，并与他相識。當他知道本刊想刊發這篇文章，以他的事跡來激勵那些還在艱難困苦中堅持奮斗的青年們，便很快發來了傳真，他說：

“我應當感激的人很多，沒有他們的無私扶掖，我可能早就已經流落街頭了。我想現在我是很幸福的，因為我想得到的都有了：第一是物理，第二是愛我的姑娘。

“如果問我在艱苦奮斗的几年里的体會，只有四個字：天道酬勤。”

(原標題：物理博士曾是農村落榜青年， 轉自凱迪网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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