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媒体似乎在通過對亓培玉事件的關注來挽回自己的榮譽。對中國媒体來說，“挽回榮譽”這种說法可能還是奢侈了，因為這种榮譽30年間從來沒有存在過，而接下來的20年里，它僅僅是一种外部性的原則，遠遠沒有成為一种實踐。但是當這一原則已經被提到“精神文化”的層面上來而“社會文化”又無法与之統一的時候，作為身在其中的媒体來說，一直在蒙受恥辱，這种恥辱感比以前缺乏對原則的基本意識的時候更加強烈，這种恥辱感因只能表達對政治運動或更高權力傷害的人以外的被傷害者的關注而更加絕望。

1990年以來，1999年以來，記者內心的原則一直在進行捍衛尊嚴的努力，這种努力表現在南方一些報刊對“半吊子自由”的堅守，表現為知識分子90年代特有的對忏悔精神的張揚。盡管中國一些先鋒媒体對腐敗個案的關注仍然是在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框架內進行的，特別是還可能客觀上參与了机會主義時代的權力之爭，但是，它們對底層社會的關怀，對個体生命价值和個人尊嚴的尊重，仍然應該感動著世界的良心。

亓培玉事件可以看作是上述記者捍衛尊嚴的行動之一。通過媒体的介入，它向這個“化外民族”宣示了兩條人權原則：第一，每個人都有責任關怀另一個人的命運，他人的命運与我自己息息相關。第二、個人价值至上這一倫理只有通過“不放過每一件罪惡”這种努力才能得到保衛。第二點非常重要，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論總是提出這樣一种譴責：為什么不敢去關注身邊“更悲慘”的事件？事實是，每一件悲劇都是最悲慘的事件，而只有不放過每一件罪惡，“更悲慘”的事件才能不斷減少。至于對另外一些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悲劇，是的，所有人都有責任去關注，這的确是一种絕對的恥辱，但問題是，這种恥辱感不應該視為是同樣無視亓培玉之死的理由。這兩者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我呼吁批評家們記住這一點。而對于媒体來說，滿怀恥辱地關注更多個体悲劇，也許是這個時代給定的一种正确的職業姿態。我們的良心應該警惕兩种傾向：一、以只關怀“更”字號事件為名忽視個体悲劇，甚至出于一种病態的心理嘲弄對個体悲劇的個別關怀。這种傾向發生在一些看客和批評家身上。二、因關注了某些生命個案就被一种道德优越感所誘惑，忘記了結构性的恥辱。這种傾向往往是一些自由派的“無冕之王”在“亓培玉事件以后”的心態。通往自由的道路是這兩者之間的道路。而這條道路正是基督的道路。
人們有理由在向死難者致哀的同時，向亓培玉事件中的一些媒体和記者致敬，也許，這是一個時代開始之間出現的又一個重要事件。人們已經厭倦了，但人們沒有完全在等待一個“新的時代”。“新時代”并不在歷史主義的時間鏈條上，而在我們的精神生活中，在“此刻”。或者“我們在場”，或者我們根本不存在。如何确認我們活著，如何說明我們在場？我們要說話。這一次，新聞自由的价值更清晰地呈現在整個民族面前，人們發現，真相不可能通過行政命令產生，正義尤其如此。

此外，我們發現，自由和人道主義的敵人不僅僅是“大哥”（奧威爾，《1984》），它在每個人的內心。亓培玉事件中的凶手是普普通通的百姓，他們從普通個人成長為一名法西斯主義暴徒是如此的輕而易舉，他們的心靈里的罪惡意志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乃至“正常化”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了。我常常怀疑，是否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個潛在的法西斯匪徒，是否每一個人都是把有朝一日能當“大哥”作為唯一人生理想的奴隸？中國走向自由的道路之所以艱難無比，不是因為“大哥”專制的殘暴性，而在于千千万万個“大哥”在茁壯成長，大哥的殘暴在一國家規模進行的同時，各种微型的但完全具有相同特質和形式的殘暴正在千千万万個地方反复上演。

自由，我們必須不放過每一件罪惡。

自由，每一個我必須警惕每一個自己的心中之賊。

(轉自<<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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