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8日訊】2月26日，《中國青年報》的一則記者調查顯示，在湖南的一些貧困鄉村，新的“讀書無用論”正在抬頭：繁重學費帶來了輟學潮，分配困難加劇了“打工潮”。

心酸的事實引起了檢察日報記者的強烈共鳴。以往，每次我回老家安徽農村探親，鄉鄰們在我面前最津津樂道引以自豪的話題就是孩子們的學習成績和學習名次。村里的大學生、研究生一直是家長教育孩子上進的鮮活教材。在今天一些人看來需要批判的“讀書做官”的理念驅動下，村子里那高漲的讀書熱情和田間地頭彌漫著的淡淡書香，感動著、鞭策著一個又一個窮苦的孩子。

然而，兩個學生的分配命運逐漸改變了鄉親們的眼光。含辛茹苦的父母背負几万元債務將孩子供到大專畢業后，得到的回報是孩子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到河南打工，還差點上了“傳銷”的賊船。

讀書能有什么用？面對鄉親們迷茫的雙眼，我陷入了困惑。任何高深的道理，在無形的經濟壓力、畢業出路和生活重負下，都顯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擊。除了上個（將來單位好找一點）重點大學外，農民們別無選擇———如果上學只能徒添自

己的負擔，上學不能改變家庭生活的命運，上學不能見到效益甚至收到負效益的話，那么，任何試圖說服生活困頓的農民具有遠大目標和理想的努力，都無异于天方夜譚。

新的“讀書無用論”的泛起，不是農民認識在退化，而是無情的現實下，新一代家長為自己逃避義務、逃避將來孩子責難而尋找的一种借口，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城鄉差別進一步加劇帶來的觀念衝擊，是新一代農民對現行教育制度的某些缺陷的無聲的抗爭。農民非但懂得讀書的用處，而且有著“再苦不能苦孩子”的优良傳統。但是當他們的所有希冀和努力，在現實面前屢屢碰壁的時候，他們容易作出這种違心的、無

奈的選擇。只是這种選擇，對于我們的民族來說，代价太過沉重了。所以需要反思的是教育制度的設計者和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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