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災与人禍之間有著某种邏輯的關系，特別是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這种邏輯性愈來愈鮮明地呈現在人們面前。

2000年的春天，對于飽受風沙之苦的中國北方地區的人們來說，接連几次的一次比一次強烈的沙塵暴天气不禁使人徒增世紀末的感覺。北方几大城市，甚至首都北京高牆深院內的富貴人家也不能幸免，任何驕傲的人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都顯得如此渺小可怜。

大自然忍無可忍

沙塵暴是一种天气，卻与人為的環境破坏有著直接的關系。這次沙塵暴天气中大量的沙塵來源于西北地區。內蒙古的額濟納河、甘肅的黑河、新疆的塔里木河，由于管理失控，上中游截留水源，使下游千百年水草丰美的湖泊、綠洲，在短短一、二十年內便變成沙漠。為了一种叫作發菜的原始的蕨類植物，僅宁夏就有170万大軍涌入內蒙古草原揮鏟奮戰，將草皮几乎翻了個遍，使本已稀少的植被遭到毀滅性的破坏等等，喪失理性的人們為了眼前的蠅頭小利不顧后代的死活，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不顧他人的生存危机，不顧生態空前的惡化。大自然終于忍無可忍了，在這個春天對著這可怜而可悲的人們狠狠地咆哮了几聲，可是，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清醒。

1998年的夏天，長江、松花江，一南一北，發生特大洪水，上百万的軍人、民工和干部群眾在江堤上以血肉之軀与洪魔做殊死搏斗，堵來堵去，險情還是接連不斷，洪水還是衝決了大堤，人在大自然面前并不是永遠不可戰胜的。這次洪水的流量并非歷史最大，但險情和破坏卻如此嚴重，實乃事出有因，一則上中游濫砍濫伐、毀林開荒，植被破坏嚴重，水土流失嚴重；二則下游圍湖墾江嚴重，蓄洪?x能力大減，三則腐敗蛀虫吃掉了防洪工程中的鋼筋，代之以竹篾，留下豆腐渣工程抵抗洪水……人類的愚蠢行為終于招致大自然的懲誡，并為之付出代价。

1960至1962年，中國三年困難時期，人民困苦不可言狀，餓斃者成千上万，非正常死亡人數5000多万，人口出現歷史上少有的也是新中國成立至今唯一的一次負增長。這次“困難”，當時的官方宣傳歸咎于“蘇修卡我們脖子”，以及“嚴重的自然災害”，可事實上，卻是人禍大于天災，正如鄧小平所說的，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三年困難時期之前，先是大煉鋼鐵，后是人民公社化，都對生產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据過來人回憶，58年、59年，庄稼長得都很好，但大鍋飯、人民食堂，加上大煉鋼鐵，庄稼沒人管，許多都爛在田里了。

浮夸風、官僚主義更是三年困難時期的瘟疫和群眾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罪魁禍首。据說甘肅省當時每年實際最多只能生產20億斤糧食，但省委往中央虛報成120億斤，結果，只調出了10億斤，人已餓死了一大批。河南省信陽地區由于多報產量，農民所產糧食几乎全部入庫，人民群眾卻守著糧庫吃樹皮、草根，結果餓死者達20万之眾！連毛澤東也聞之震怒。

困難了几年，毛澤東等人發熱的頭腦也總算清醒了一點，毛澤東本人做了自我檢討，只可惜這种清醒并沒有保持多久。据研究資料顯示，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的自然災害損失水平并不比平常年份高，處于平均水平附近，而之所以出現那么嚴重的災難，主要是因為人禍。如果把“蘇修”這個人禍算進去，恐怕人禍的因素還要大于七分，而与“蘇修”交惡，我們自身也不無原因。

如此看來，天災的背后多有人禍在作崇，所以，要減少天災，首先要從治理人禍著手。治理沙塵暴，也必須從治理人下手，而關鍵之關鍵，是治理人們頭腦中的愚蠢和短視，不光是對那些破坏環境的揮斧舞鋸者，也包括那些缺乏環境保護意識的歌舞升平的權貴富豪們。教育是必要的，強硬的法律手段、行政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對于那些缺乏理性的人，在大自然懲罰他們之前，社會和國家應首先對他們進行懲罰，惟有如此，才能保護生我們養我們的大自然母親，才能維護我們大多數人的利益，才能張揚人類文明中的理性旗幟，保証子孫后代的福祉。

（本文傳自天津，原載《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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