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鮑彤的新書《中國的憂思》。鮑彤先生是原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他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助手。一九八九年鮑彤因反對用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而被逮捕入獄。他被中共開除了党籍，并被判刑七年。一九九六年他刑滿出獄后，仍被軟禁了兩年，直到一九九八年才獲得自由。《中國的憂思》一書收入了鮑彤先生出獄后所寫的四十多篇文章和接受采訪的實錄。

鮑彤是因反對“六四”屠殺而坐牢的中共最高級官員。他十七歲加入中國共產党，在擁有四十年党齡的時候，被開除出党。回首人生，看這一入一出几十年人生經歷，現在在北京的鮑彤先生說：“我當年是高高興興地加入(中國共產党)，現在是高高興興地离開。”

主持人：鮑彤先生一九三二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他在上海南洋中學求學的時候加入中國共產党。

鮑彤：我的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是在共產主義的理想中度過的。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我十二、三歲的時候，中學里的兩位老師和好几位同學都是共產党員。

主持人：那個時代的人們都不會忘記當年的一首歌唱共產党的歌曲：“你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著航行的方向。偉大的中國共產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們永遠跟著你走，人類一定解放！我們永遠跟著你走，人類一定解放！”

鮑彤：我當時認為，共產主義是人類的最高理想，共產党是為全体人民爭取民主的党，所以我加入了共產党。后來，我二十多歲的時候赶上了“反右派”，赶上了“大躍進”，赶上了“反右傾”；三十多歲的時候我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給我人生的道路增加了一點閱歷，增加了一點經驗，使我產生了改革的念頭，覺得中國是要改革。

主持人：曾經在鮑彤主持的趙紫陽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的，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室所長，現在在美國的嚴家祺先生回憶鮑彤先生推動中國改革的許多作為。

嚴家祺：一九七八年鮑彤在國家科委工作，為全國科學工作者大會起草了大會報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七八年《光明日報》關于真理標准的文章發表以后，在中國科學院組織了真理標准的討論，那次會議我去了，鮑彤他們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叫《重視知識，尊重知識分子》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文化革命中對待知識分子非常不尊重，所以那篇文章在當時的中國影響非常大。

一九七九年中國共產党召開理論務虛會，鮑彤在會上作了很多很好的講話。趙紫陽在一九八零年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鮑彤就從國家科委調到趙紫陽那邊去工作，他還參加過《光明日報》組織的一些座談會，我印象比較深的是鮑彤發表過一通反對官僚主義的講話，當時我想，他在趙紫陽那里工作，還出來反對官僚主義，這倒是不簡單，所以我對鮑彤有很深的印象。到一九八六年的時候，鄧小平通過趙紫陽成立了中國政治改革研討小組的辦公室，當時鮑彤主持辦公室工作，我當時和他一起工作。鮑彤工作得非常認真。

現在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曾經擔任鮑彤先生重要助手的原《人民日報》評論員，中共中央政改辦研究員吳國光先生回憶說：我是一九八六年認識鮑彤的，我參加了中國當年政治改革方案的研究和設計工作，在鮑彤主持下我們當時非常廣泛地討論了中國政治体制改革的各個方面：通過党政分開制約党的權力，通過強化行政權力來提高行政效率，從中央下放權力到地方，政府制度改革，机构改革，干部制度的改革，民主的發展，特別是提出差額選舉，還有法制的建設等等。鮑彤在其中都傾注了非常大的心血。

但是，中共十三大以后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使得民眾非常不滿，這才導致了一九八九年的事件。鮑彤在一九八九年學生剛剛開始起來要求民主，要求改革的情況下，我看到他召集了座談會，他說中國的改革一定要過民主這一關。他還代趙紫陽起草了在亞行會議上的講話，認為“學生這樣推動民主，熱情是非常可貴的，我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學生所提出的那些問題，比如說腐敗的問題，言論自由的問題等等”。他的這些想法都是非常有利于中國的進步的，但是，當時中國政府內部、中國共產党內部的強硬保守力量很快就壓倒了這樣一些主張改革的聲音。所以，鮑彤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的前几天就被非法逮捕，關進秦城監獄，并在“六四”以后被判了七年徒刑。

原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記者，現在在美國的新聞工作者張偉國先生認為，鮑彤先生在他的著作中的說理方法，与鮑彤在中國改革中的經歷很有關系。張偉國說：由于鮑彤先生原來從事過中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領導工作，他的說理的方法對于那些跟共產党体制和中國大陸社會有密切聯系的人來說比較能夠接受，比較能夠對症下藥。

主持人：現在在北京的鮑彤先生談到中國的民主化過程，以及他被開除出共產党一事時說，現在作為一個為民主而呼號的公民，他于心無愧，晚上還睡得著覺。

鮑彤：通常，人們都把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的中國叫作“新中國”，不過我看在民主問題上，無論舊中國，無論新中國都不及格。如果是及格的，就應該是“公仆”向“主人”靠攏，跟“主人”保持一致，難道會反過來要“主人”跟“公仆”保持一致嗎？民主尚未及格，不去努力建設民主，反而把民主看成洪水猛獸，如果這就叫作共產主義覺悟的話，那么我自愧覺悟不夠，理應被開除出党。所以，我覺得現在作一個為民主而呼號的公民，于心無愧晚上還睡得著覺。

當年，我加入共產党的目的就是要跟人民在一起，跟老百姓在一起。現在共產党把我開除了，那我就高高興興地离開，但是我仍然跟老百姓在一起，跟真理在一起，這個初衷在我是不可能改變的，我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追求。求仁得仁，實現了我的理想。

主持人：回首人生，鮑彤先生心中有很多喜歡的詩句，其中明代于謙的《石灰吟》為鮑彤先生所最愛。

鮑彤：我很喜歡這首詩：“千錘万擊出深山，烈火焚燒只等閑。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于謙還有一首詩，叫作《除夜：太原寒甚》，“除夜”就是除夕夜，“寒甚”就是“冷得不得了”，這時他作了這首詩：“寄語天涯客，輕寒底用愁？春風來不遠，只在屋東頭。”意思是，我有一句話送給遠方的人，這么一點點冷有什么了不起，不要發愁，馬上春風就要到了，它就在屋子的東邊，很快就要吹過來了！于謙曾經在太原一帶作過戰，挽救了明朝，最后明朝的皇帝又把他殺了腦袋。這首詩跟英國詩人雪萊的詩句：“冬天已經到了，春天還會遠嗎？”意境是完全一樣的，當然，于謙比雪萊要早三百年到四百年的樣子。

主持人：在很多人的經歷中，對某些歌曲和樂曲的愛好也常常与自己的人生經歷有特別的聯系，在鮑彤先生心里，有三首讓他最難忘怀的歌曲。

鮑彤：我不會唱歌，但是我喜歡听歌。四十年代的時候，有三首歌我很喜歡。今天我就講講這三首歌。

一首是古代的歌，明代的民歌，題目叫《老天爺》：“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殺人放火的享盡榮華，吃素看經的活活餓殺。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你不會作天，你不會作天，你塌了吧，你塌了吧！”

這首歌表現的是憤怒，天公不公啊，對這個腐敗的統治者表示憤怒。這不是現代的持不同政見者的歌。我听到這首歌是在五十多年以前，我有一個同學，他悄悄地把它寫在一張紙條上遞給我，還悄聲地唱給我听。他悄悄地告訴我，這是三百年以前，明朝末年的民歌。不過我當時隱隱約約覺得，也許不一定是古歌，也許是共產党領導下的左翼文化人譜寫的歌，很可能是影射國民党的。但是，不管是誰作詞譜曲，也不管影射的是誰，我喜歡這种憤怒，因為這是一种正義的憤怒。

解放以前我喜歡這种憤怒，解放以后，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喜歡這种正義的憤怒。我這個人不分敵我，只問是非。毛澤東說，“敵我”高于“是非”，我不敢苟同。如果是非都還沒有問清楚，怎么分得清敵我呢？硬要區分，一定是胡說八道：凡是敵人，就是錯誤，凡是我，就是正确。所以我覺得，首先應該是分清是非，“是”就代表正确，代表正義，即使是所謂的敵人，如果他講的對，那也代表正義。“非”就是非正義，即使是我，即使是我的老師，即使是我的領導，即使是我自己，如果“非”了，那也是非正義。所以我覺得，聲討非正義總是正确的。為非正義而憤怒就值得我滿腔熱血，為之共鳴，所以對這首歌我是很感動的。

第二首歌就是一首老歌了，是一首送葬的歌。“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別再為我擔憂。你流的血，照亮道路，我們會繼續向前走。你們真值得驕傲，更使人惋惜、悲傷。冬天有凄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別再為祖國擔憂。現在是我們的責任，去爭取民主、自由。”

這首歌表達的是一种悲傷，“你們真值得驕傲，更使人惋惜、悲傷”，這也表現了一种希望。“冬天有凄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更表達了一种沉重的、不允許推諉的責任。“現在是我們的責任，去爭取民主、自由”。不了解歷史的年輕人听了這首歌很可能以為是寫給“六四”的，不是。這里面有一句話，“冬天有凄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這首歌是寫在初冬的十二月，而不是在初夏的六月。這首歌是獻給一九四五年昆明“一二.一”烈士的，“一二.一”事件的死難者一共有四位。為了抗議，當時中國共產党組織了昆明聯大、全昆明以至全中國的學生示威，要民主，要自由。當時共產党號召全中國人民為這四位死難者同聲痛哭。我認為，共產党當時的號召是非常正确的，同樣正确的是，我們應該把這首歌也獻給一九八九年“六四”的英靈。“六四”的死難者當然遠遠不只四位。到底有多少在”六四“期間死難？也許鄧小平知道，因為他是當時唯一有權下令開火的軍委主席。也許李鵬知道，因為大家在電視上都看到了當時他是趾高气揚宣布戒嚴的國務院總理。

到底有多少人死難？咱們老百姓不知道，因為要保密，當時不許調查、不許訪問、不許登記、不許統計、不許估計、不許議論！這是十一年以前的事了，而十一年以后的今天准不准呢？同樣是這些“不准”！有人安慰大家說，中國今天的民主和人權是歷史上最好的，中國人應該知足，應該歌功頌德，應該飄飄然。誰能飄飄然就讓他去飄吧，誰要愿意歌功頌德就讓他縱情歌唱吧！我唱不出來，也飄不起來。

一九四五年有几個特務殺了四個學生，那時候是反人民的獨裁政府當政，就是那時的獨裁政府尚且容忍全國學生發動示威表達悲痛，表達憤怒。可是，一九八九年呢？那就不是反動政府，而是革命政府、人民政府當政了，這時候不是几個特務殺人，而是出動了几十万軍隊，用坦克、用衝鋒槍來對付几万在天安門前和平靜坐的學生！事隔十一年了，現在我們享受“最好”的人權了，可是我們的人民還沒有權利知道，到底十一年以前多少人被殺害。老百姓沒有知道的權利，有沒有悼念的權利。這就叫做“歷史上最好的人權”？

所以我想，這一首本來是一九四五年給“一二`一”烈士送葬的歌，應該用來給一九八九年“六四”的烈士送葬。我們有責任告訴“一二`一”的四位死難者，也有責任告訴“六四”的成百上千的死難者，告訴他們：現在不是死者安息之時，更不是生者休息之日。為民主、自由繼續努力仍然是我們這些后死者的不可旁貸的責任。歷史是辛辣的、殘酷的、曲折的，但是我們必須面對這個歷史，面對這份殘酷。既然共產党在一九四五年的“一二‧一”在我們心里播下了為中國的民主、自由而斗爭的种子，那么我們今天就不應該被任何花言巧語所麻醉，我們理所當然要擔負起我們的責任去爭取民主、自由。匹夫有責，我們自然要當仁不讓。繼承“一二‧一”死難者的遺志是光榮、偉大的、正确的，繼承“六四”死難者的遺志同樣是光榮的、偉大的、正确的。

第三首歌是一首蘇聯歌曲，旋律是非常歡快的，歌名大概叫《我們祖國多么遼闊廣大》。
“我們祖國多么遼闊廣大，她有無數田野和森林。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我們沒有見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四十年代的時候，許多人，包括我，都是這樣講的：“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那么蘇聯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呢？這首歌里面講她“遼闊廣大”，講她有“無數田野和森林”。我覺得，什么遼闊、廣大，什么田野森林，國家大一點小一點，田野多一點少一點，那是祖宗傳下來的客觀存在，沒有討論的余地，小也可愛，大也可愛，多也可愛，少也可愛，重要的是能不能自由呼吸。能夠自由呼吸的國家，那才是可愛的國家。不能自由呼吸的國家不可愛，可怕！只要存在著不能自由呼吸的現實，那就無法剝奪這种扎根在人民心中的追求。

后來才知道，所謂”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的俄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閉幕以后，赫魯曉夫作了一個報告，講了真相，勇敢地揭穿了這個笑話。在斯大林的統治下，非但反革命不能自由呼吸，老百姓不能自由呼吸，連和列宁一起革命的老布爾什維克也不能自由呼吸。在蘇聯，自由呼吸是一种特權，那是斯大林一個人的特權。

我們有毛主席，他是真理的化身。我們這些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的中國人是幸福的，可惜在五十年當中，這种中國人幸福的美夢經常被惡夢打斷！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更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惡夢，徹底葬送了毛主席的神話，產生史無前例的醒悟。

張志新死了，我們這些僥幸沒有死的人總應該作點什么，千万不能給后人留下一個不能自由呼吸的國家，千万不要把后人复制成為不能自由呼吸的奴隸，或者不會自由呼吸的木偶。于是，我們大家興高采烈地參加改革，确實有了希望。但是，一九八九年坦克軋過了長安街，衝到了天安門，站在天安門上面的不再是毛澤東，而是“一貫正确”的鄧小平。接著是九十年代，五十年就這樣過去了。

主持人：鮑彤先生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談到他自己走過的漫漫心路歷程。

鮑彤：對于我來說，四十年代是向往的年代，五十年代是困惑的年代，六十年代是恐懼的年代，七十年代是大徹大悟的年代，八十年代是改革的年代，但是到了九十年代，那是夭折的年代，政治改革夭折了，我在監獄中和軟禁中度過了九十年代的全過程。九十年代又是憂思的年代，也可以說我的書《中國的憂思》就是我心中的三首歌，對昏聵的、腐敗的老天爺表示憤怒的歌；在爭取民主自由的征途當中，体會到自己責任的歌；對自由呼吸表示向往的歌，經常使我共鳴，使我激動不已。

我的遭遇遠遠不能与和許多我所尊重的人的遭遇相比。在反右派運動中，許多我所尊重的人被打成右派，我沒有，只批了我半年多。反右傾，許多我尊敬的人成為右傾机會主義分子，我沒有，只批了我一個星期。文化大革命，許多我尊敬的人被折磨死了，我沒有，我只當了十二年的走資派。“六四”，許多我不認識的年輕人被殺死了，我沒有，我還活著，只坐了几年牢。在所有經歷了這些事件的人當中，在比較膚淺而不太健忘的、始終無法忘情于自由呼吸的人當中，我算是其中的一個。

主持人：鮑彤先生，能不能談談您現在的日常生活？

鮑彤：我現在每天早上送外孫女，每天晚上再接她回來，此外就是幫助家里作點家務，買買東西。我出去時都有很多人跟著我走。

主持人：一般有几個人跟蹤您呢？

鮑彤：六個。

主持人：他們与您保持多大的距离？

鮑彤：有的時候，他們离開我兩三米，有的時候就是緊挨著，肩并肩。

主持人：你們是不是都相互認識了？

鮑彤：那當然，我們非常熟悉。而且我知道，今天是這班人，明天是哪一班人，后天又是哪一班人，他們三班倒監視我，他們的汽車、摩托車的號碼我也很清楚。

主持人：那么，你們之間有沒有說話的机會呢？

鮑彤：那沒有，跟我說話，大概他們就沒飯碗了。

主持人：在這個過程中，您還有思考的机會嗎？

鮑彤：因為不需要考慮別的問題了，所以那時候是思考問題的很好的机會。有節奏地步行，不需要左顧右盼，我也很少停下來，因為我一停下來，那么多人就得停下來。

主持人：有沒有机會碰到朋友，停下來聊聊天？

鮑彤：沒有。

主持人：您是不是有机會了解社會情況呢？

鮑彤：這种机會當然還是有的，比如理發的時候，站在攤子前面買東西的時候，有些觀察，也可以問些問題。

主持人：是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時您任何時候出門都會有人跟蹤？

鮑彤：對。不管是白天黑夜。

主持人：回憶您的人生經歷，什么時刻是您覺得特別快樂的時刻？

鮑彤：改革的時候。

主持人：您覺得什么時候是您最痛苦的時候？

鮑彤：過去曾經有過很痛苦的時候，后來慢慢地就無所謂了。我最痛心的時候就是當我不能自由說話的時候。

主持人：鮑彤先生的夫人蔣宗曹是從事翻譯工作的。談到他的夫人鮑彤說：我只覺得她跟著我受了很多委曲。她年紀很小的時候就參加社會活動，十二、三歲的時候就想著要革命。后來，她跟著我沒有什么物質上的樂趣，她本來是一個很活潑的人，但是她卻沒有得到什么愉快的生活。我們全家都是在一种比較低沉的生活調子里面生活的，大概我每過几年總要挨一次斗，因此，弄得大家都提心吊膽。但是，我夫人對我很体貼，她知道，我不能不說出我必須說出的話。

這次我正而八經地坐牢，實際上我的儿子、女儿、外孫，他們的生活也不可能很愉快，但是，他們對我總是給我支持，給我溫暖，有這樣的妻子，有這樣的孩子，我很高興。

－－轉自《中國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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