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尋找“青天”的改革

表面上看，在大陸中國的社會轉型中，從“四五運動”到小崗村18個農民冒著生命危險發起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從“西單民主牆”、“大學競選”到“八六學潮”、“八九運動”，要求政治民主化的民間動力非常強大，只是在六四血案之后，民間的推動力和自由主義的呼聲才呈日益萎縮的趨勢，甚至已經被逼入無法凝聚民間資源的邊緣的邊緣，處在极少數人自說自話、毫無響應的孤立狀態之中。

然而，實際的狀態是：大陸的改革一直由執政党主導這一事實并不是六四之后才有的，在政治改革呼聲最高的八十年代就是如此。“西單民主牆”和“大學競選”的主要人物被鎮壓之后的一段時間里，社會舞台上已經听不到民間政治反對派的聲音了。大陸中國的社會現實和中共執政精英集團以及全社會的傳統政治意識的根深蒂固，使尋找“明君賢臣”來推動社會轉型，成為直到今天的主流期望。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無論是在野者還是當權者，大多數想推動大陸的政治改革的人，包括海外民運和西方政府，早已對大陸民間出現哈維爾式或瓦文薩式的政治領袖表示失望，越來越寄希望于中共執政高層出現戈爾巴喬夫式或葉利欽式的人物。

大陸的改革一直在中共執政精英的主導之下，政治改革的大喜大悲和大起大落都与党內高層的開明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權力較量直接相關。從76年四五運動到八九運動，這种來自民間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最初的導火線和合法性依据，皆是公眾心目中的“明君賢臣”的蒙冤死亡，也都与党內的權力斗爭密切相關。一個是“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直接關系到鄧小平的复出和毛澤東以及“四人幫”的權力；一個是“人民的好總書記”胡耀邦，与執政党內部的開明派和保守派之間的爭斗直接相連。另一個明君兼賢臣型的總書記趙紫陽，在民間政治反對運動的悲劇命運已經決定之時，用親赴廣場的行動捍衛了現代政治家的道義形象。但是，這最后的悲壯除了長時間段的道義象征意義之外，已經沒有可以直接左右當下政治改革的現實力量了。

同時，從西單民主牆到八九運動中涌現出的民間的主要意見領袖，或被迫或自愿地選擇了流亡，多年積累起來的民間道義資源和象征性人物大量流失，使本來自組織能力极為低下的民間反抗運動，更變成了沒有任何凝聚核心的一盤散沙。六四大屠殺，雖然使大陸中國人第一次擁有了不僅是來自國內民意的、而且是來自世界性（政府和民間）的道義資源，也使鄧小平靠改革開放所積累的中共政權合法性大面積流失。但是，我們并沒有從道義上和實際操作上充分的利用這些丰厚的資源，主要的道義象征人物的被?y亡，使最需要世界性道義支持的大陸中國的政治反對派，与最具有影響力的諾貝爾和平獎擦肩而過。八九年西藏精神領袖達賴獲獎，并不能彌補持續二十多年的民間政治反對運動的道義資源的嚴重不足。

一方面，對于個人來說，在人們被恐怖所嚇倒和被金錢所腐蝕的整体環境下，從事民間政治反對運動的收益在六四后呈迅速遞減之勢，而風險和代价卻越來越高昂，過少的收益和過于高昂的代价，使大多數人望而卻步；另一方面，由于執政党的高壓和民間反對派自身的內耗，致使國內的民間政治反對派運動，既缺少組織資源与道義資源的持續性積累，又缺少兼具道義凝聚力和組織動員力的整合核心，一盤散沙的現狀根本無法构成中共政權的民間政治對手。

恨鐵不成鋼也好，無可奈何也好，冷酷的大陸現實即是如此，想不想面對都必須面對。這种寄希望執政党內出現“明君賢臣”的政治偏好，最有力的例証就是中共的每一次最高決策層換屆的前后，國內外關心大陸問題的人，都要被中共高層的人事變動所吸引。朱*g基剛出任總理時被普遍看好，但是現在，人們已經不再對他抱什么太高的期望，而把關注的中心提前轉移到中共十六大的人事安排上，特別是江澤民的全退還是半退以及江澤民与其他常委在第四代接班人的人選之爭上了。所以，人們把政治改革的最大賭注押在高層執政精英身上，非常符合中國的寄希望于“明君賢臣”的古老傳統和當下現實。

二、朱熔基的“青天”形象

六四之后，整体的倒退使大陸几乎變成了死水一潭。為了挽救個人聲譽和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鄧小平不得不被迫發動第二次改革。正是“南巡”所開辟的局面，導致了無能無德的總理李鵬失勢和朱*g基在政壇上崛起。朱熔基一從上海進京擔任常務副總理和政治局常委，就被國內外輿論界譽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由此可見國際社會和國內民眾對他寄以的厚望。其實，朱*g基的政績在他擔任地方諸侯時就常有所聞。特別是在六四期間，他接任江澤民主持上海的工作，抵制了對上海的軍事戒嚴，和平地控制了大屠殺之后上海的局面；他在八九運動中和在處理八九運動遺留問題上的明智和溫和，似乎使人們看到了當年處理“清污”、“反自由化”、“八六學潮”時開明的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影子。他在九十年代中期出任常務副總理，代替李鵬全面主持經濟工作，收拾“南巡泡沫”所造成的高投入、高通脹、低效率的經濟爛攤子。他主持制定的金融十六條、親任中央銀行行長和宏觀調控政策，使過熱的經濟實現了“軟著陸”（這种“軟著陸”并不象中共自己及御用經濟學家所吹噓那樣成功和偉大），已經顯露出他“經濟沙皇”的集權本性，但是比起既背負六四大屠殺惡名、德才全無而只會玩弄權術的李鵬來說，朱熔基畢竟給國內外留下了負責、勤政、廉洁、開放、有能力、有气魄的良好印象。

正是這种政績使他成為呼聲最高的總理人選，而且如愿以償。在就任國務院總理之時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他以中共高層少有的坦率果敢、廉洁勤政的個人風格和甘愿赴湯蹈火、万死不辭的充足底气，語惊四座。“堅決遏制腐敗”、“國企三年脫困”和“政府机构改革三年完成”的政治承諾，雖然有理性的人會覺得這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但是大眾听上去卻會覺得這是不畏仕途深淺和風險的“青天”式諾言。他作為大陸中國第一任把“可持續性發展”（即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兼顧）列入國家發展戰略的總理，著眼于未來和后代的負責精神，使他贏得了具有遠見卓識的聲譽。他全力推動大陸加入WTO，顯示了他開放的姿態和把市場化改革進行到底的決心。

在大陸的体制下，朱熔基最值得稱道的執政品質就是心中還有民眾。他是高層決策中最在乎保護弱勢群体利益的人，正是在他的強力督導下，救濟城市弱勢群体（失業者、下崗者、退休者）的社會保障体系才初步建立；也是在他的主持和推進下，旨在調整農村分配体系和減輕農民負擔的“費改稅”的制度改革，才得以正式出台并開始在安徽省試行。從一年試行的實際效果上看，“費改稅”對于緩解農村問題的嚴重性和農民愈演愈烈的不滿（如減輕農民負擔、緩解土地撂荒、轉變基層政權的職能、精簡政府机构、遏制各級權力對農民的嚴重收刮、落實村民自治等方面）的作用，要遠遠超過多如牛毛的各种行政禁令和領導人的指示。

朱熔基關注弱勢群体利益的執政品質，特別表現在他對群体事件的處理上。1999年4月25万名法輪功學員在中南海請愿，朱*g基親自接見了請愿者，他下令釋放了在天津被關押的學員，宣布了“三不”政策，法輪功學員也回報以熱烈的掌聲，和平地解決了4‧25事件。這也是他在處理群体的和平請愿和抗議時的一貫風格，在人大會議上他就發出 “不要用專政工具對待人民”的告誡，在數次涉及到處理此類事件的講話中，他一直強調不能對老百姓使用暴力。直到最近，在2000年11月15日國務院召開的全國省市党政負責人緊急電話會議上，朱熔基做了《必須牢牢把社會穩定、政治穩定工作放在首位》的講話，他把造成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官僚主義”，對于各級官員來說，任何引發和造成社會的政治的不穩定的情況，“都是极為嚴重的失職和瀆職。”他宣布的“六不”皆是對各級官員的約束，其中的“第三不”和“第六不”，分別是：“不准濫用權力、行政命令，把合法的事變成非法、違法”和“不准在處理非政治性游行示威請愿事件中，動用武力手段。”他宁愿用對話和中央財政撥款的方式平息民眾的不滿，也不愿用粗暴的強制手段保持穩定。同時，他在反腐敗上的態度更是异常堅決，懲治特別凶狠，沒有他的強力推動，不可能有執政党2000年的反腐敗高潮。僅就此點來說，就凸現了他与江澤民之間的差异，特別是二人的政治品質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在國際上，從朱熔基出任上海市長到就任國務院總理，他的几乎每一次出訪都贏得了外國輿論的不同程度的贊美。特別是他繼江澤民之后出訪美國所受到的熱烈歡迎和破格接待，會令任何中共高官嫉恨。在与中共其他高層人物、特別是与在他之前訪美的江澤民的對比中，朱熔基的演講技巧、從容應對和個人魅力對西方人更具吸引力，頗有大國領袖的風采。一時間，國內外輿論都把朱熔基視為大陸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征和實際領袖–中共党內開明派的代表，中共高層推動体制轉型的主要政治動力。

三、 無可奈何的朱熔基

然而，僅僅時隔兩年多，朱熔基便在又一次人大的記者招待會上，只把自己任期內的政績標准定位在一個干了几件實事的“清官”上。語气和表情之中充滿了無力回天的無奈。

朱*g基在大陸政壇崛起之時，表面上的個性之強硬和气魄之宏大似乎遠遠胜過胡、趙，而正是這种表面的個人魅力，既掩飾了他本身的經濟、政治的理念之陳舊，也遮蓋了他在權力爭斗中不得不委曲求全的窘境。

在經濟上，他堅持集權式改革，強行把稅收的70％集中在中央手中；堅持几乎所有內行人都反對的而且注定要失敗的糧食流通体制的“新統購統銷”，堅持對國有企業實行財政、信貸、上市的多重优惠，而對剛剛發展起來的民間金融業進行全面圍剿；堅持在不改變產權關系這一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只通過加強管理和調整結构的改革就能使國有企業起死回生。他的集權改革方式窒息了私營經濟和地方經濟的活力，在投資減少、外資減少、消費減少的經濟窘境中，只能依靠加大中央投資即積极的財政政策來支撐經濟發展的速度。朱*g基在“國企三年脫困”的政績承諾壓力下，做的最無道義的決策，就是在不根本改變產權關系和社會保障体系极不完善的情況下，大舉剝离國企的不良資產，以保証其運行安全和保值增值，卻從來不強調保証私營經濟和私人財產的運營安全及保值增值。結果是，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使私營經濟遭受嚴厲的打擊，以產權不清為由強制剝奪大量事實上的私營財產，國企得到了虛假的扭虧增盈，而作為大陸經濟高速增長支柱的非國有經濟卻出現大面積滑坡，虧損、倒閉、破產的不再只是國有企業，市場經濟的寵儿–民營和私營的企業也處在虧損、破產的困境之中。剝离國企不良資產（兼并、轉制、重組和破產）就是政府向社會轉嫁危机，災難的承擔者肯定是處于社會最下層的弱勢群体，而良性國有資產的占有者則主要是大小權貴。那些為國有經濟奉獻了一輩子而只有溫飽回報的職工，現在卻在沒有多少國家補償的窘境中被剝离出去。

一方面，對國企改造的制度支持是以行政權力為支撐的黑箱操作的債轉股，包裝空殼企業上市，套取社會閑散資金。企業能否成功上市，不取決于企業本身的當下效益和未來潛力在市場上的平等競爭，而是取決于行政權力的審批。2001年初，証券專家許小年在接受中央電視台的采訪時証實：70％上市國企的經濟效益和給投資者的回報，非但沒有因套取大量資金而好轉，反而持續下滑。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同一節目中指出：大陸股市的畸形高贏利，無疑進了幕后操縱者的腰包。大陸的股市根本達不到有效配置資金的作用，反而成了權貴們投机爆富的最佳試驗場，而且學費（成本）低廉，有時甚至都不是一本万利，而是“空手套白狼”式的無本万利。

另一方面，對國企脫困的資金支持主要來自國家財政和壟斷金融的貸款。國家財政靠的是稅收，1999年，非國有企業在整個稅收中所占比重已超過70%以上，用于支持國企的政府財政主要來自非國有企業的利稅。而銀行貸款主要靠老百姓近七万億的儲蓄，為了挽救國有企業，政府連續降低信貸利率和存款利率，老百姓在存款利率上的巨大損失，恰好是通過信貸政策的全面傾斜使國企獲得的大量低息貸款。結果，傳統國企向現代股份制的轉型，既是在資本市場上進行的又一次不公平的掠奪性再分配，也是用全民的公共資產去添一党私產（國企）的無底洞。受損最大的是無權無勢的人數眾多的弱勢群体，而受益最大的是中共政權及其權貴家族。
在政治上，他的主要政績是反腐敗的堅決和凶狠，甚至對自己的親信（如朱小華）也不給予庇護。這既是他完成自己的“朱青天”形象的必須，又是他借以制衡高層反朱派的王牌。但是集權式的政治思維之陳舊，使他只知道強權支撐下的嚴刑峻法的殺戮，卻提不出從制度上遏制腐敗的政治改革舉措。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他反問西方記者“你們就沒有腐敗嗎？你們在反腐敗時殺過這么多人嗎？”在談到民主和人權等問題時，他居然說自己為民主而奮斗的資歷胜過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所以美國人無權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指手畫腳；他還恩威并重地想影響台灣的大選；在出訪德國接受采訪時他又說陳水扁的當選是政治笑話等等。

雖然這几年，從對中共政權和社會秩序的穩定的貢獻上講，朱*g基是執政党內的第一功臣，僅僅稅收和中央財政連年的大幅度增加，就能加強中央和地方談判的分量，加強政權應對大規模突發群眾事件的能力。在此意義上，只有朱*g基有效地落實了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的遺訓，成功地實施了“花錢買穩定”的策略。但是，在党內高層的權力角逐中，他的一些開明做法屢屢給他的地位制造麻煩。他對法輪功的寬容被江澤民的嚴厲所壓倒，他在美國的風光無限被北約的導彈和國內的民族主義狂熱所詆毀，要不是克林頓在最后一刻敲定了中美關于WTO的談判協議，那么他的總理任期實際上在1999年底就結束了。他的反腐敗決心盡管取得了一些表面的成果，卻遇到了權貴們和整個体制的有效抵抗，江澤民保護了賈慶林并且使他的儿子江綿恒權錢雙收，李鵬保護了他的家族并使其子女至今逍遙法外。高層兩巨頭的左右鉗制，就等于瓦解了朱*g基發誓把反腐敗進行到底的決心。

對比他上任時擲地有聲的承諾，僅僅是糧食流通改革、國企脫困和反腐敗的失敗，就足以使朱*g基的個人威信大打折扣。顯而易見，朱*g基上任伊始想推動現行体制更深入改革的雄心，已經被他個人理念的陳舊帶向了与擴大市場化和私營經濟相反的加強中央集權的方向，也被這一体制的惰性和党內的爭權奪利消耗殆盡。

看來，相對于專制体制之中的個別位高權重的“青天”來說，体制本身的力量是無窮的，怀著“補天”的宏愿与体制進行抗爭的“青天”，其結果只能被他維護的体制所吞沒。一個好的体制可以使坏人做好事起碼作不了太大的坏事，但是一個坏的体制就可以使好人做坏事或一事無成。

雄心沒有了，魄力消失了，智慧耗盡了，能夠保持個人的清廉勤政的形象就是朱*g基最大的自我期許了。作為一個必須對十三億人口的大國負責的行政首腦，居然只以七品芝麻官的“清官”定位來博得從政聲譽；作為一個處在社會轉型期的國家總理，居然只能以中世紀的為官標准來為自己的政績打分！真不知道出此下策是由于朱熔基本身的意識陳腐所致，還是出于對現實的無奈？抑或是兩种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

改革了二十年的大陸和天翻地覆的國際形勢，絲毫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傳統和体制慣性，“明君”和“清官”就是社會對執政者的最高政績評价，也是執政者自身的個人政治成就感和榮譽感的最高自我期許。同時，朱*g基的這种自我期許暗示了現存制度和吏治的雙重腐敗的嚴峻程度，即大家都在貪，你想保持廉洁是什么意思？這個制度的現行本質是：必須表面上高喊為官廉洁和實質上卻不准廉洁。想在官場上混下去且不斷高升，只能隨波逐流；想做一個清官就要有排除万難、不怕犧牲的決心和勇气。這种現實，中共的主旋律反腐影片《生死抉擇》表現的再清楚不過了。

四、 中共執政精英的犬儒化

現在，世界已經進入了社會制度的自由化民主化的普及時代，“人權高于主權”的歷史潮流已經不可阻擋，大陸中國的改革也已經進行了二十年，中共第三代執政者更有成為大國領袖和國際政治家的野心，他們也深知六四屠殺造成了政權合法性的急遽流失，痛感經濟改革的停滯和腐敗泛濫与根本制度的不合理之間的因果關系，但是，無論是世界潮流的道義示范還是實力對比的現實壓力，無論是公眾福祉的正義召喚還是流芳百世的個人成就感的誘惑，無論是危机四伏的現實還是前途難料的未來，都無法變成推動中共當權者進行政治改革的綜合動力。

如果說，20世紀前五十年以及二戰后兩大陣營的冷戰時期，中國在紛亂的國際形勢下被迫迎接現代化的挑戰，其政治領袖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都先后選擇了列宁的政党模式，都信奉“一個國家、一個政党、一种主義、一個領袖”的政治獨裁，還是情勢可原的話，那么當今世界，大勢已經如此明朗，世紀之交，那些領導國家走上自由之路或完成“變天”的政治領袖所贏得的世界性的尊重、聲望和榮譽，已經作出了充分的成功示范。而那些狼狽下台的舊制度的維護者，在世人面前的聲名狼籍以及被追究執政責任，也已經提供了眾多的反面教材。即便是仍處于轉型期的大陸中國，以六四為分水岭的鄧小平的世界聲譽的起落，也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示范效應。現在，對這一切的領悟，并不需要太高的政治智慧；順應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的歷史潮流，也不需要太大的政治勇气。為什么中共當局仍然不思進取、反而頑固堅守舊体制呢？是意識形態的羈絆還是傳統与國情的限制，阻礙了執政者推動政治改革的決心？

答案只能是：全面腐敗的政治体制和蜘蛛网式的權貴家族的既得利益。即便高官本人有心改革，他的家族及其小集團的既得利益也決不允許。因此，朱*g基的“清官”式自我期許，反襯出的恰恰是一個极為犬儒化的執政精英群体，那就是中共的執政精英階層中的絕大多數，在政治成就感和榮譽感的自我期許上，已經墮入委瑣的毫無成就追求的平庸之中，無論是出于無奈還是心甘情愿，就連“廉洁勤政”都無法成為他們為官一任的政績標准和內在驅動。這既是對丰厚政治資源和大好歷史机遇的揮霍，也是對政治作為一种職業的責任感和榮譽感的褻瀆；既是對社會的不負責任，也是對作為政治精英的個人成就感的玷污。而大陸中國的未來，恰恰就掌握在這樣一個沒有歷史責任感、社會責任感和職業責任感的執政精英集團的手中！

按照政治常識來說，對一個進入決策高層的執政精英來說，最具有誘惑力的利益驅動應該是名垂青史的政治榮譽感和政治成就感。特別處在一個大變革時代的權力精英，比起執政于一個秩序井然的時代的權力精英來說，在相同的智力和道德水准上，前者更有歷史机會和道義資源來為自己贏得開創一個嶄新時代并為后人留下取之不盡的制度遺產的千古英名。在此意義上，“亂世出英雄”的古訓，正是對職業政治精英成就一番偉業的最佳時机的簡洁概括。即便執政精英本身并沒有深厚而強烈的道義使命感和政治責任心，個人的政治抱負也能在大動蕩時刻動員出足夠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魄力，使之順應民心所向大勢所趨的時代潮流，成就一番歷史偉業。何況，在大陸中國，對于執政精英們來說，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并沒有什么個人的身家性命上的風險，他們不必象曼德拉、哈維爾、金大中那樣去坐牢，更不必付出當年匈牙利的納吉那樣的慘重代价，至多象戈爾巴喬夫那樣在競選中接受光榮的失敗，或象趙紫陽那樣失去權勢和被軟禁。但是這种代价也會使他贏得道義英名而名垂千古。

同時，只要執政精英肯于順應歷史潮流和民意，就大可不必為曾經效力過极權制度和獨裁者而心存恐懼，擔心變天后會受到清算。台灣的蔣經國、俄羅斯的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甚以及獨聯体諸國元首，都曾為极權制度服務過，而他們在大變革時代基于道義呼喚和歷史大勢的明智選擇，則使他們成為創造歷史的杰出政治家。特別是蔣經國的晚年作為，對大陸的執政精英更具有示范效應。蔣經國的大半生為其父的獨裁權力服務，卻在晚年因開創台灣的憲政民主而名垂千古。民眾是講理的寬容的，他們非但不追究蔣經國過去的种种惡行，反而把他奉為華人世界的民主之父。如果大陸中國的執政精英能夠學習蔣經國，我想大陸民眾也會學習台灣的民眾，決不會追究他們個人及其家族的歷史欠帳，也會記住他們開創新世紀的歷史功績。

在一個偉大的轉型時期，當一個執政精英集團從政的內在利益驅動，由事業上的成就感、榮譽感和道義上的正義感、責任感變成既得利益至上之后，這個集團便喪失了真正的道義使命、政治動力和社會責任感，甚至平庸得連政治野心都沒有了，而淪為利益至上的豬哲學的奴隸。他們把百年不遇的歷史時机和個人寶貴的政治生命，把民眾巨大的期望和可以左右社會進程的公共權力，統統化為一己私利的犬儒式算計，不僅是當官者本人的物質利益，更是以家族為核心的壟斷小集團的經濟利益，已經成為大陸現行政治激勵机制的癌症。“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句古訓所概括的官本位社會造就了平庸的執政精英集團，可能再一次使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喪失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大好机遇，而一次錯過就又是浪費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光陰；它還將窒息中華民族造就政治偉人和創造歷史偉業的潛力，使之在漫長的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所造就的執政精英，除了昏聵的暴君就是奸詐的小人，除了政治狂妄症患者就是政治犬儒症患者，除了患有老年戀權綜合症就是權力恐懼偏癱症的深度中毒，就連“青天”式的政治人格都難以有所成就。

2001年2月2日于北京家中
（《爭鳴》2001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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