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記》我中學時讀過，大學時也讀過，今以而立之年再讀，又生出新的感慨。

問朋友“《狂人日記》給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哪句話”，一個說是“救救孩子”，另一個則背出一小段：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几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這兩個回答雖然都印証了我過去讀《狂人日記》時的印象，卻与我這次重讀的印象不合。這次重讀后像一塊巨石一樣壓在我心頭的，是狂人的命運——對它的描述躲在日記前面的序文里：

“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

這結果毫不足怪，只是我先前未曾注意罷了。連始終清醒的魏連殳后來也因為生計所迫做了“杜師長的顧問”，更何況只有借著發狂才能看清現實的受迫害狂！一個草木皆兵時時疑心自己周圍的所有人——無論男女老幼——都張著血盆大口准備吞食自己的人，是不可能保持長久而深刻的清醒的。他如果還想活下去，他就必定設法從純粹被吃的地位中擺脫出來；而在世道人心無大改變的情況下，擺脫被吃命運的唯一途徑，就是去作官，去吃別人。作官雖然仍不免吃人和被吃，但通常是不至于自己被吃的；把吃別人的所獲送一些給上司，大概就可以換得自身的安全。

這其實也不單是狂人的命運，而是一個吃人的社會里一切缺乏自我犧牲精神的人共同的命運，而無論他的天性如何。我們甚至也無法理直气壯地譴責他們，因為每一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

然而狂人之所以會發狂并在狂亂中看清世相，實在由于他有一种追求真相的衝動，有一种要做“真的人”的渴望，有一份不肯吃人的善良。他又曾經看清過世事的真相，現在他要去吃人，如何吃得下呢？如果他不能說服自己相信吃人是正義的；他無論如何必須說服自己，他不是純粹因為貪生怕死而吃人，而是基于某种不得已的理由，也就是對他人的義務或責任而吃人。

這理由并不難找。

“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這么怕，也沒有昨天這么凶。”

“連小孩子，也都惡狠狠地看我。”

真是恭敬不如從命！群眾痛恨“真的人”或想做“真的人”的人竟遠甚于吃人的人，吃人在中國竟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是可以通過全民公決來制定為法律或憲法的，自由平等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我們只有通過吃人，通過大吃特吃，才能吃出效率，才能吃出全民的共同福祉。

也還有种种其他的吃人理由。例如老百姓總是要被吃的，我不吃總是有別人吃，別人可能吃得比我更不吐骨頭。又例如我總是要吃人才能生存的，与其做“吃人的人的兄弟”分几片肉，不如我去吃了分給兄弟几片肉。“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儼然吃得像一個英雄，吃人竟吃出慷慨赴死的气概來了。吃得最笨拙的，也可以邊吃邊說：“我上有八旬老母，下有三歲小儿，不吃奈何！”

于是吃人成了仁義道德的事，于是這歷史照舊“沒有年代”。就如呂緯甫所說的：“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么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很可怜。可不料我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魯迅：《在酒樓上》）

(轉自<<天涯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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