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驢技窮”是常見成語，典出柳宗元的《三戒‧黔之驢》，此文收入語文課本，因此大家更為熟悉。我想，中共統治的現狀，不正如黔之驢嗎？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极權主義是專政猛于虎，那么，鄧小平時代就是披著羊皮的狼。六四大開殺戒，乃完全暴露出豺狼本性。經六四一役，江澤民時代的政治穩定是維持住了，但意識形態已元气大傷，基于武力的威權迄立不倒，而基于民心的權威則渙散無余，一般民眾雖“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實則它底气不足，下盤不穩，已是一頭色厲內茬的黔驢了。

大体而言，目前中共面臨著兩种相反力量的左右夾擊，一是思想和信仰的力量，一是金錢的力量。

首先，思想和信仰的力量，一方面表現在知識界（社會上層）的自由主義的無形滲透，一方面更表現在民間（社會下層）的法輪功的有形反抗。

中共的意識形態部門意圖重演清除自由化精神污染的舊戲，結果，對党內老資格的李慎之無可奈何，劉軍宁似乎是開除了，何清漣調离崗位了，余杰在上級干預下也去不成現代中國文學館了，但他們文章仍在發表，著作仍在出版，何清漣還是得到了“長江讀書獎”。官方可以完全控制的只限于主流的大眾傳媒（電視、報紙），要完全封殺自由知識分子的聲音已力不從心，媒体的數量增長和多元化至少有助于自由主義的保存。相比之下，作為行動的法輪功對中共統治的衝擊遠比作為言論的自由主義直接得多，集中得多，也有力得多。在天安門這個中共最敏感的中心部位，法輪功的非暴力抗議招致中共最嚴重的壓迫，同時也最明顯地使中共的虛弱暴露于天下；中共勉強掀起全民性的揭批法輪功運動，實際上流于形式，因為在一個已趨向市場化和消費主義的社會環境中，全民總動員式的批斗運動早已難乎為繼。

過去，共產党統治開始确立之時，他們壓迫其他的思想和信仰，是因為他們自己有一個（排他性的）思想和信仰，所以就不允許別人相信其他的思想和信仰；如今，共產党統治已經動搖，他們仍然壓迫其他的思想和信仰，卻是因為他們自己已沒有一個思想和信仰，所以才害怕別人相信其他的思想和信仰。他們已無法揀起那個共產主義的舊虎皮來對抗自由主義和法輪功的大旗（批判法輪功只能采取將之定性為“邪教”的方式，而不是通過樹立共產主義信念的方式）。馬克思，列宁，毛澤東，鄧小平，都已是思想僵尸，而江澤民的“三講”（講政治、講正气、講學習）──共產党信仰的最后殘余──是無法取消李洪志的“三講”（真、善、忍）的。無論如何，共產党人早就不會為革命犧牲了（只會為腐敗犧牲），而法輪功信徒卻可以為大法犧牲；共產党的力量在于它擁有一切（而它的虛弱也正在于它擁有一切，因為它害怕失去一切），相反，法輪功的力量在于它一無所有，無可失去，無所畏，亦無所求。

在馬克思主義已被共產党遺忘的今天，我們倒應當重溫馬克思的名言：“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种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些話用以形容法輪功是何等貼切啊。法輪功的存在、抗爭乃至自焚，不正是“對這种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嗎？大法信仰不正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不正是“人民的鴉片”嗎？現時的中共不正是一個“沒有精神的制度”，而法輪功不正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嗎？

其次，困繞共產党的還有金錢的力量，一方面表現在党內（社會上層）的官員腐敗的蔓延，一方面表現在民間（社會下層）的非法經濟的泛濫。

中共最高層欲以槍斃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副省長來殺一儆百，但党內腐敗分子仍舊“生命不息，腐敗不止”。腐敗的廣度及高度使中共不可能真正施行反腐重手法，否則無异于政治自戕，“遠華案”的處理是明顯標志。

中共宣傳部門禁止衛慧《上海寶貝》的出版，壓制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和評論，但他們管得住合法出版，管不住非法出版。主流媒体可以消滅或貶低衛慧和高行健，但地下或半地下的非法出版卻大樹特樹，衛慧作品不必說（她畢竟与政治無關），高行健的《靈山》、《一個人的圣經》及短篇小說集《你一定要活著》也迅速推出──三本書都以敦煌文藝出版社名義出版，書的封底居然互相做著廣告；就是說，連非法出版都講品牌了！可見地下出版是何等肆無忌憚，可見中共的意識形態管制又是何等疲弱無力。

同一种力量，金錢的力量，為個人攫取經濟利益的動力，已如水銀瀉地般衝破政治和法律的樊篱，在上層造成了腐敗政治（完全是負面的），在底層造成了非法經濟（對圖書及電影、音樂的盜版或非法出版有其正面价值，客觀上形成對官方壓制出版自由的反抗）。因此，從非道德角度看，腐敗不過是金錢壓倒權力、經濟利益壓倒政治紀律的結果，從局部（個人）看是犯罪，而從總体（社會）看也是中共体制解体（或者說轉型）過程不可避免的現象，是政治權力萎縮而市場价值興起的產物。

在一個社會共同体中，最關鍵、最具決定性作用的力量可以簡單划分為三种：權力（政治），金錢（經濟），思想和信仰（文化）。——作為一种泛政治化的制度，共產党原來的特征是權力与信仰緊密結合而遠离金錢，共產党人就意味著權力崇拜者、信仰狂熱分子和清教徒的集合体，這是中共無所不能的力量所在；到如今，歷史异化已使中共失去信仰，權力轉而与金錢結盟，如此就產生兩個必然結果：一是思想和信仰出現真空，必有新的异端思想或信仰應時而生，形成對中共意識形態的挑戰；一是權力雖因為金錢的支持得以繼續維持，但同時也必然受到金錢的侵蝕。此即中共統治趨于無力的社會根源。

在思想、信仰和金錢這兩股力量的雙重打擊下，中共的反應是消极的而非積极的，是自保而非攻擊，是窮于應付而非各個擊破，它的權力已逐漸淪為一种“無能的力量”。自由知識分子、法輪功、腐敗分子、非法經濟……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威脅著中共統治，它們防不胜防地對中共的政治壟斷“稍近益狎，蕩倚衝冒”，而中共的反應呢？不過是：“驢不胜怒，蹄之！”畢竟，驢鳴雖響，并沒有張牙舞爪食人的能力，中共也不可能再用机槍坦克對付法輪功分子，它已是极權主義的僵尸，“技止此耳”！

當然，人民也不是老虎，也不可能像老虎那樣“跳踉大闞”，大搞暴力革命，立即將中共“斷其喉，盡其肉”……黔本無驢，中國本無共產主義，但愿共產主義的黔驢早一日在中國斷气！(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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