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新聞自由 無怨無悔
●自1949年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以來,「新聞自由」一直是個禁區。五十多年間,也曾有不少新聞界人士試圖從中有所突破。中共對新聞的管束,也曾有過鬆動。如1956年的百家爭鳴和人民日報改版,但是剛剛出籠,就被掐死。五十年代的「大鳴大放」,不過是一個「陽謀」,緊接著被一場「反右」打翻在地。文革中也曾有過民間紅衛兵小報的風行一時,卻也只是毛澤東導演的「文攻武衛」的一部分,對手打倒以後,很快被收拾乾淨。這些都談不上開放新聞自由。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確曾出現過一陣言論相對自由的局面,但緊接著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又有一批高級知識分子被整肅。「六?四」則幾乎將一批主張新聞及言論自由的新聞界頭面人物一網打盡。
因此,在中國大陸,主張「新聞自由」無疑等於與虎謀皮。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敢於在這方面堅持己見者,已經寥若星辰。但孫旭培是個例外。
從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研究所開始,孫旭培就對「新聞自由」情有獨鍾。三年研究生,他以一篇七萬字的「社會主義新聞自由芻議」論文獲碩士學位。雖然他在新聞自由前冠以「社會主義」四個字,但這新聞自由仍然是一個敏感問題。
從選題開始,他就知道他將走上一條不歸路。他的一位同學曾警告他:「你將來可能垮就垮在這個問題上。」但他義無反顧地全力投身於這一研究。從那時起至今,許多老同學、老同事因為對中國大陸新聞研究前途不抱希望而另尋他途,出國的出國,改行的改行。但孫旭培硬是在新聞研究這一行堅持了廿多年。在此期間,他曾到人民日報當過記者,但兩年後又回到新聞研究所,繼續做他的「新聞自由」研究。從那樣一個炙手可熱的崗位,主動要求回新聞研究所去坐冷板凳,當時同事們頗為不解。
體制內改革 夾縫中求生
●孫旭培有「與虎謀皮」的勇氣,也有在中國大陸這一特定政治環境下生存的「猴」氣。他深知,要推動中國大陸向前進,必須有人堅持在體制內運作。而在體制內運作,如同走鋼絲,一不小心便會翻身下馬。他只能發揚韌性,在夾縫中求生存。
1989年一月,當時的政治氣候開始「自由化」。四十六歲的孫旭培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成為中國大陸新聞領域最高研究機構的帶頭人。他還擔任中國新聞學會聯合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法起草小組成員、新聞學教授及研究生導師等。在這個位子上,孫旭培可以發揮常人不能發揮的作用。
「六?四」風波雖然沒有將他吹下馬,但他正待一展鴻圖的理想,卻被這場風波吹散了。不過,孫旭培並沒有完全趴下。他在等待著時機,繼續鼓吹他的「新聞自由」、「新聞立法」與「新聞改革」。
孫旭培的研究目的,「是為改革中國的新聞制度提供理論根據和具體建議」。他從探索作為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在新聞領域中的表現的新聞自由開始,繼而研究界定新聞自由的規範的新聞法,然後在新聞自由與法制的總構思下研究新聞改革,並力圖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
孫旭培出書不多,但每出一本,就在中國大陸新聞界引起震動。看一下題目便可知其原因:「新聞學新論」、「新聞自由論集」、「新聞侵權與訴訟」等。他喜歡寫論文,論文容易伺機而出。他的數十篇論文,都直接或間接同新聞自由有關,如「社會主義新聞法是新聞自由保護法」、「需要新思路、新政策的中國新聞業」、「呼喚股份制傳媒」,等等。他的這些見解,深受大陸有見地的新聞界人士的贊同,但同「上面」的精神卻大相逕庭。特別是他那本「新聞學新論」,深深刺到一些人的敏感神經。
堅持真理比發現真理還難
●1994年,「上面」終於對他忍無可忍,免去他新聞研究所所長職務,僅保留教授及研究生導師資格。對此,孫旭培似乎早有思想準備。他深知他所從事的研究是「言前人之所未言」,難免出現爭議和風險。他曾感慨地對他的一位學生表示:做我這項研究,發現真理比發現表達真理的方式更難;而堅持真理比發現和表達真理都要難。
對於他的被免職,他認為捍衛真理從來就是要付出代價的。他對他的一位朋友說,他欣賞古希臘一位哲人說過的話:「我寧可找到一個因果性解釋,也不要一個波斯王位」。因此,他也應該「寧要真理,不要桂冠」。
不當所長,還是教授與研究員,還可能繼續做研究。十多年來,孫旭培在中國大陸新聞界似乎是一個晴雨表。政治大氣候鬆一點,孫旭培的日子也好一點,他的論文也就大膽一點。大氣候緊一點,他也就收一點。有一段,算是最困難的時候,他就幹點別的,主編一本「華夏傳播論」,大陸、香港、台灣的學者都有人參加。他對他的一位學生調侃地說:「綠燈行,紅燈停,我注意遵守交通規則。」就這麼收收放放,孫旭培仍然在體制內發揮著他的作用。
1998年六月,他在香港浸會大學「亞洲新聞與社會變遷」研討會上發表論文,提出將股份制引進新聞傳播業,辦跨行政區域傳媒的想法。強調運用輿論監督,讓社會走向良性運行。他認為,1989年以後輿論監督的全面退卻,實際上給腐敗以姑息與鼓舞,給腐敗的快速蔓延和升級提供了機會。1989年後,那些減少監督腐敗的報導的主張,給反腐敗這個偉大鬥爭帶來難以挽回的損失。
孫旭培同意新聞監督是人類文明的產物,既不姓「資」,也不姓「社」的說法,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他認為,腐敗本身才是社會不安定的根源。傳媒不斷地與腐敗作鬥爭,像啄木鳥不斷地啄去樹上的害蟲一樣,乃是消除妨礙社會健康正常運行的破壞性因素。
新聞立法 廿年前就提出
●他認為,新聞法是中國大陸最需要的法律,也是最困難的立法。新聞要立法的呼聲,廿年前就提出,但至今仍呼之難出。他批評中共分管新聞宣傳的一位前部長所謂「西方國家也沒有新聞法」及「蘇聯東歐搞新聞法,搞得國家一片混亂」的說法不符合事實。他認為,實行新聞法後,由於法律具有確定性、穩定性,不像黨政機關指示的隨機性,所以新聞的自由度會有所提高。但這是在法律範圍內的自由,只要嚴格依法、執法,就不會達到破壞性的程度,而使這種自由控制在建設性範圍之內。
針對最近中國大陸對電腦網際網路的圍堵政策,孫旭培在一篇論文中指出,社會主義國家長期禁看外國報紙、禁聽外國廣播、禁看外國電視,對外部世界的信息立足於「堵」,其後果是:與外界缺少信息交流,造成真正意義上的閉關鎖國,導致經濟落後,人民生活貧困。封閉的信息環境可以使愚民的政治宣傳大行其道,容易使領袖思想長期處於正反饋狀態,使權力機構長期在錯誤路線上運行而難以得到糾正。而人民一旦了解外部世界的情況,就會產生受騙感,就會對本國的政治產生不信任。這種受騙感和不信任,會變成國家和社會不穩定的根源,在特定的條件下,會演變成對政治的巨大衝擊力。
他說,中國大陸政府已經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的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
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這方面的要求將更強烈。因此,應該從現在開始,便逐步提高信息量,逐步提高自由度。從現在開始的五年多時間內,應逐步減少宣傳紀律和宣傳口徑的約束,使新聞能漸漸擴大自由活動的空間。探索讓一部分人先增強對敏感信息及負面信息的承受能力,在廣東、進而在華南等地先試驗,讓一部分境外的新聞信息和娛樂信息落地。並做到中國大陸發生的事,除了國家秘密外,國外網站報導的,國內網站也有報導。
孫旭培對新聞自由的追求,使兩位到中國大陸訪問的美國新聞傳播學教授麥可(Elizabeth Michel)和易斯頓(Eric Easton)大感興趣。經過四年的努力,孫旭培對新聞學方面的主要論文被編輯成英文書,並於去年十一月在美國由從屬於 GREenwood 出版社的 Paeger出版社出版。Amazon在網上出售。書名為「多種聲音交響樂──為中國言論新聞自由論爭」(An Orchestra of Voices:Making the Argument for Greater Speech and Press Freedo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一種聲音構不成交響樂
●之所以稱為「多種聲音交響樂」,是因為孫旭培認為,中國大陸不應該只有黨報發出的一種聲音,而應該在以黨報和政府機關報為主的情況下,允許民間辦報及公營辦報,以發出不同聲音。只有一種聲音,構不成交響樂。只有多種聲音互相配合,才能奏出動聽的音樂。
Amozon在簡單書評中,稱孫旭培為中國大陸新聞與言論自由「最勇敢的倡導者」。「孫旭培的目的並不是對抗。他既運用邏輯推理,又滿懷激情,從國家的立國前提原則,無產階級的中心地位,以及早期市場經濟的成功等方面,來論述中國必須擺脫中央集權與封建主義。」紐約時報前主編羅伯茨(Gene Roberts)稱孫旭培的書是一本「重要的書」,「對那些希望了解中國的表達自由(確切地說是中國所缺乏的表達自由)有興趣的人來說,是大有裨益的」。
在美國出的書裡,孫旭培仍主張「中國新聞業應該漸進地發展新聞自由,走上自由和法治的道路。中國的以大眾傳播推行政治,靠人際傳播監督政治的傳播結構必須逐步改變。大眾傳播監督政治實現之日,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將出現一個質的飛躍。要建立包括黨報、機關報和民辦報紙在內的報業結構。報業是信息產業,應該把報紙推向市場,參與競爭,自負盈虧,優勝劣汰。」
他說,他的文章「幾乎都是有關新聞自由、新聞立法、新聞改革三大塊。而這些領域的敏感性是人所共知的,因而其探索的難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在海外的一些人看來,孫旭培的這些觀點可能還不過癮,何不乾脆提出開放黨禁報禁。但孫旭培和一些同孫旭培持同樣觀點的人認為,中國大陸的改革,起碼從目前情況看,還要從體制內推動,由共產黨自己去做,走漸進發展的路子。外部影響不是說沒有,但內部推動更為現實。而要在體制內推動,就必須要以共產黨所能接受的方式。這也是為什麼孫旭培的不少文章讓外人看起來在某些時候要「掛羊頭」,如「社會主義」的新聞自由、「社會主義」的新聞法制等。但如不這樣做,他的論文就永無發表的機會,也就談不上影響中國大陸新聞自由的發展了。
孫旭培一直反對有人寫他、報導他,因為他不想因為自己的經歷而引起一些人的不快。實際上,孫旭培經歷過的曲折,非常人所能忍受。例如1994年因他的一本書而被免職,出版他的書的總編受批判。曾當過多年所長、近廿年帶研究生的他,去年又被取消博士研究生導師的資格。他曾多次在接到參加學術會議的邀請之後,因為有關方面有「說法」,最終都沒有參加成。其間發生過很多令人寒心的故事,以至於很多人佩服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但他表示,是為了祖國的進步這個信念,有力地支撐著他,所以並沒有覺得受了多少受不了的委屈。他認為他的處境還沒有達到很糟的地步,他還能發表一些文章,仍能發揮一些影響,做出一點貢獻。這就很可以了。
孫旭培在夾縫裡,艱難地生存、奮鬥。他廿年沒有放棄,是因為他相信總有一天中國大陸人民會享有真正的新聞與言論自由。
多種聲音交響樂 孫旭培新聞研究結晶
●「多種聲音交響樂」 — 為中國言論新聞自由論爭(An Orchestra of Voices: Making the Argument for Greater Speech and Press Freedo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是被譽為中國大陸「最為敢言的新聞研究學者」孫旭培在美國出版的第一部學術著作。這本書幾乎沒有什麼外包裝,同作者孫旭培本人一樣樸實無華。書的扉頁上寫著一行字:「獻給中國年輕的新聞工作者」。這似乎表達出作者對中國大陸今後新聞改革的希望所在。
全書共分11章,143頁。薄薄的一本書,看上去平平常常。但這是作者近廿年從事新聞研究的結晶。書中收集的11篇文章,大部分是作者在近廿年時間內在中國大陸及海外發表過的論文。幾乎所有論文都圍繞著三個主題:新聞自由、新聞立法、新聞改革。而這三個領域,也是中國大陸最為敏感的區域。
讀這些論文,可以看到作者對新聞自由孜孜不倦的追求。他講出了許多人想講而不敢講的話,而這些話又大多在中國大陸正式出版物上刊登過,因此在中國大陸也就有相當的影響力。孫旭培曾擔任中國大陸新聞方面的最高研究機構–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但他的言論之所以有影響力,並不是他的地位,而在於他敢講真話,同時也善於在中國大陸目前的政治氣候上「講話」。否則,他的言論便無人知曉。
該書能夠在美國出版,得益於美國凱羅斯傳播戰略公司總裁、新聞傳播學教授麥可(Elizabeth Michel)。她曾應邀到孫旭培所在的新聞研究所任訪問學者,深深被孫旭培對新聞自由的追求所感動。回美國後,她做了大量工作,將孫旭培的主要論文譯成英文並編輯成書。沒有麥可多年的努力,孫旭培的「多種聲音」不可能傳到美國。
原载世界周刊,作者为世界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