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5日訊】日財團法人交流協會的一位高級官員最近在一項集會中曾經透露，「台灣對日本沒有外交策略」。 日本的「交流協會」与台灣的「亞東關系協會」一樣是一九七二年台日斷交后成立的日本對台關系的窗口，工作人員其實就是日本外務省的官員，由交流協會的官員親口說出台灣沒有對日外交策略，這表示日本看穿了台灣，也是對台灣提供了一個很嚴重的警訊。
　
其實上台灣對日外交并非沒有策略，而是策略不對。 七二年台日斷交以來駐日代表處對日工作几乎只仰賴一個「日華關系議員懇談會」，這個懇談會在日本的自民党与台灣的國民党一党獨大的時代，對促進台日關系雖然不無效果，但也非常有限。

在台灣的政府首次出現政党輪替、美國共和党取代民主党執政，以及日本政權即將更迭的新時代里，台灣決全面調整對日本的外交策略是一個令人注目的改革。
　
駐日代表羅福全指出，「如何在日本找出台灣的利益是今后台灣對日外交的最重點」，而台灣的利益到底又在哪里？羅福全認為是在日美同盟關系里面。 布希當選美國新總統以后，亞洲政策有兩個最明顯的變化，首先是將与中國的關系由「戰略夥伴關系」重新定義為「競爭夥伴關系」；其次是徹底加強美日同盟關系。美國的新亞洲政策對台灣將有何种影響？台灣又如何從中運作尋求最大利益？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日本的專家指出，柯林頓政府与布希政府在中國政策上的最大不同點是，柯林頓是先有中國政策之后才制定亞洲政策，而布希則是先訂好亞洲政策之后才訂中國政策，也即是布希政府不會出現透過中國事務來決定亞洲政策的情形，這种結果將使美國的亞洲政策不會被中國所影響。
　
羅福全的看法是，由美國新政府亞太政策實際負責人如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凱利（James Kelly）、國安會亞太事務資深主管派特森（Torkel Patterson）等都是相當著名的日本通而非中國通看來，美國新政府的亞太政策是以日本為核心，加強与太平洋沿岸國家的關系，然后以區域性的觀點來處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問題。

在布希總統強調美日關系的重要性之后，日美兩國很多智庫學者不斷地往來兩地，最受重視的是今年初日本的岡崎研究所与美國CSIS Pacific Forum等四大智庫在東京共同舉行的「日美戰略對話」研討會，分別做公開与非公開的會議，并且拜會日本首相、外相、防衛廳長官、產經大臣等政府決策人士，這些學者在日本開會后所完成的報告將向美國政府提出做為參考，并且于今年五月初在華府再度舉辦類似研討會。日本方面也組成一個「日美安保賢人會議」做為因應。
　
日本輿論界普遍對美國新政府重視日美同盟關系的政策解讀為「對日本是一种壓力」，最大的理由是日本缺乏在政治上的自信，因此越來越多的日本學者与政治家都認為在時代的變化之下，日本應該早日做為一個「普通的國家」，和德國或其他的國家一樣也能擁有自己的軍隊，而与美國成為真正的同盟國，台灣也應該主動對日本提供一個未來美日同盟方向的具体看法，換句話說也就是在促進美日同盟關系上應該發揮關鍵性的正面角色，台日關系也許會因此出現一個新的境界。 在理論上，美日同盟關系強化的趨勢必然會提高日本國內再武裝的聲音，台灣內部錯綜复雜的日本情結也可能因此再度發酵，但是由于台灣是民主國家，對日本外交沒有一定的社會支持或是付出一定的代价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為戰爭的理由而使日本甚至于在戰后已經過五十五年的今天，在政治上依然抬不起頭來，因此在台灣問題上日本不敢与美國一樣向中國展示強硬的手段，日本岡崎研究所在一月十四日舉行的美日戰略對話研討會上，美國「史汀森」中心研究員賓謝爾夫（BinSelf）有如此發言：「我不認為日本會在有關台灣的安全保障上扮演積极的角色，但是日本至少應該針對中國的軍事管理，例如武器擴散等問題提出抗議，盡管中國宣稱對台灣的飛彈威脅是”國內問題”，日本也應該出面表示反對彈道飛彈的立場。」 賓謝爾夫甚至還說，「盡管日本外務省不敢違背中國所說的”一個中國”原則，但是日本應該要敢于對中國表明”台灣海峽是國際海峽，在這個地區行使武力就是制造國際問題，台灣海峽与日本的國益息息相關”」。
　
可是日本都沒有這樣做，因為日本不是「普通的國家」，需要美國的保護，既然不是「普通的國家」，在政治上就不敢大聲說話，因此從外交戰略的觀點，台灣應協助日本成為「普通的國家」，也必須從旁推動日美同盟的緊密化，這也就是羅福全代表所說的「在日美同盟關系中尋找台灣的利益」。
　
台灣內部有人和中國同步，反對日美同盟，也反對駐衝繩美軍基地，台灣海峽万一有事，最有可能出動幫忙台灣的軍隊應該是由衝繩來的美軍，反對美軍衝繩基地等于反對美軍幫忙台灣，這是不可思議的現象。

目前台灣社會對日本的理解大多偏向于影藝新聞与社會新聞，對于日本政情的報導也常常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而使台灣的對日外交處于非常脆弱的社會基礎上，台灣的對日外交工作不能受到例如「台灣論」之類具有新聞煽動性的事件所左右，必須要有一個長期的戰略指導，明白分辨出台日雙方的共同利益在哪里。
　
對于這個問題，羅福全舉一個例子表示，九八年韓國總統金大中訪問日本時在歷史問題上和日本做了一個了斷，而以大部分的時間對日本強調日韓兩國的共同利益，建立出日韓兩國過去未曾有的互信關系；相反地，江澤民訪問日本時則用大部分的時間教訓日本人應該要對歷史謝罪，也因此使日中關系出現七二年建交以來的最低潮。
　
台灣內部對日本的政治必須要有正确而公平的認識，「支持日本變成普通的國家」并不是「支持日本變成軍國主義國家」，「支持日美安保体制」也不等于「支持日美以武力對抗中國」，日美安保并非只是軍事上的意義，同時也包括經濟、社會安定的意義，台灣對日本的認識不能被若干社會事件誤導或過去的歷史所影響，也不能被所謂的親日派或仇日派的意識形態左右，并將此列為今后台灣對日外交的最优先順位工作項目，這才是台灣的真正利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