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3日訊】中國只有通過政治改革才能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才能緩解當前日趨嚴重的社會矛盾，避免社會動蕩。這几乎成為有識之士的共識。在中國，盡管呼吁政改者不斷受到打擊，但是這种聲音不絕如縷。

一九九八年春，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曾經寫文章、作報告、開討論會，呼吁政治改革。一時間，海外媒体稱之為“北京之春”。但是“北京之春”剛露曙光，即被中共官方壓制而告夭折，一擱三年，動靜全無。

今年二月下旬，海外媒体又傳來中共將搞政治改革的消息，不過這次与三年前不同，政治改革的方案都是來自中共上層，与老百姓無關。

這些消息是：

中共組織部長曾慶紅日前提出以“擴大党內民主”作為改革方向。

中國國家体改辦副主任潘岳日前提出數十万言的政改方案。

同時，海外更盛傳江澤民有關於政治改革的“四項基本原則”之說，這四項原則就是不搞多党制、不搞權力分立、不搞新聞自由、不搞結社自由。江澤民的這些原則，實質上就是中共目前實行一党專政的獨裁体制的原則，也是禁止政治改革的原則。所以，在江澤民政權統治下，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革。

那麼，曾慶紅、潘岳提出政治改革之說，是否空穴來風呢？倒也不是，曾慶紅是江澤民的心腹，在中共中央接班人問題上是鄧小平指定的胡錦濤的有力競爭對手。潘岳在中國政壇上是新一代中的一個有政治野心的人物。他們在中共十六大之前提出政治改革，其目的又是抓群眾所期望的政治改革中的旗幟，抬高自己以爭奪群眾，絕無真正推進政治改革的誠意。

何以見得呢？

先說曾慶紅所謂的民主，乃是中共所謂的民主，并非人民大眾所說的民主，中共所謂的民主是什麼？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李鐵映在《中國社會科學》二零零一年第一期發表《關於民主理論的几個問題》的長文，提出衡量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成就得失的四條標准。其中第一條就是“要看它是否有利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真正實現人民當家做主。”此話前半句是要義，後半句是陪襯。而且有了前半句，就是堅持一党專政，就沒有真正的人民當家做主，後半句等於廢話。李鐵映講的話比曾慶紅坦率一些，真實一些，實際上，曾慶紅所說的民主顯然不能突破李鐵映所說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樊篱，講民主也是假的。

再說香港的政治改革是什麼東西呢？其政改方案全文固然迄今未見，但据傳媒透露出來的基調是：潘岳提出來中國的政治体制是共產主義的理想、民主社會主義的宗旨、權威主義的政策、民族主義的精神。這四种主義之間的關系，有的是南轅北轍，有的在中共的字典里卻有千絲万縷的聯系。潘岳把他們捏在一起，是既打馬虎眼，又心怀叵測，而且傳媒說：潘岳并不主張走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他反對搞多党制和三權分立，也反對搞軍隊現代化和西方的普選制度。這顯然和江澤民的政改四項基本原則是同樣的貨色。在江澤民的政改四項基本原則下，不可能有政改；在潘岳的四种主義下，也是沒有政改餘地的。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潘岳曾經是一九九二年發表的被認為是“太子党綱領”的《蘇聯劇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与戰略選擇》的組織者。該綱領提出“以國家机器的強制力為後盾，具有威懾力量的禁忌体系”，“發揮壓抑政治參与爆炸的功能。”這句話不太好懂，實際上就是提出新的強硬戰略，以攫取中國最高權力，重建新的极權統治。這回潘岳倒把他的宗旨說得比較明白了：“讓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前頭”，那不是顯然擺明他要搞政改的目的，就是要消弭、瓦解目前因社會矛盾激化而動蕩起伏的人民大眾的抗爭嗎？所以，潘岳的四种主義的雜拌實質上与“太子党綱領”是一脈相承的。他的這种“政改”將為重返极權主義開路。

在一党專政制度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改革。堅持一党專政，卻要談政治改革，顯然是賣野人頭，欺騙人民，欺騙輿論。善良的中國人民要警惕啊！

－－轉自《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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