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3日訊】

　　記者：說起來咱們還是北大校友呢，我是中文系的。

　　王志東：我是無線電系的。1984年入學，1988年畢業，1989年又回到王選那儿干了兩年。

　　記者：据說你是因為軟件方面的才能受王選賞識的，由此進入北大方正的。

　　王志東：是。方正是按一种特例把我招進去的。首先，北大方正主要看重的是數學系的，然后是計算机系的，無線電系的直接進入方正開發部的不多。第二是因為我畢業后先在中關村街上干了一段，王選老師對在街上干的人是有些看法的。后來是我在軟件上的一點小聰明，讓他知道了，加上我的一些同學和老師的推荐，王選老師才把我招進了方正，這也算是一個特例。同時我一進去就被委以重任。第三是在工作上給我一個特例，比如我不用坐班，只要把活儿干了就行了。第四，王老師說你愿意來就來，不愿意來呢，可以做客座研究人員，你干几個國家級項目以后，我可以破格推荐你直接讀我的博士生。這開了一個特例。到北大方正沒過兩個月，王選就把我調到他的那個研究所里去了，一干干了兩年多，到1991年底，辭職离開。

　　記者：應該說北大方正對你還是可以的。

　　王志東：在方正，我是第一次在一個高層次的研究机构做軟件開發，學到很多東西。但當時經過兩年的了解，對方正差不多已經熟悉了。方正有自己的定位，而我感興趣的跟方正的主流不一樣。

　　記者：你的興趣是中文平台。

　　王志東：對，我當時就是看中了中文平台這一塊。一個好的中文平台可以讓很多的人在上面做開發，當時年輕，覺得這事儿能夠帶動一個行業。而且這是屬于技術前沿，做這個事可以不斷地吸收新的東西。但這個產品方向跟方正不一樣，方正做排版，而且是做一個相對受保護，或者說相對封閉的系統。但我要做一個開放的系統，要大家都可以用的。我一看在方正自己的發展余地不大，就想反正還年輕，何不出去再闖一闖。

　　記者：當時你有明确的目標嗎？

　　王志東：沒有。先是想出國。當時新加坡有一家公司請我去，在等著辦出國手續的期間，我又有點儿猶豫，當時是1992年初，中國經濟發展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候，房地產呀，股市呀，都很熱，正是小平同志南巡前后，中關村的經濟發展已經很有苗頭了，我感到國內應該是非常有机會的，有很好的創業机會。

　　記者：這時候你寫了一個軟件——“中文之星”。

　　王志東：從北大方正离職后，我在等出國簽証時在家里做了這個“中文之星”，恰巧被我的一個同學看見了，他覺得很好，鼓動我把它拿出來，兩人一起合伙辦一個公司。記得那個公司是1992年4月成立的，“中文之星”是1991年底完成的。

　　記者：寫軟件是怎么回事？

　　王志東：以我現在的經驗看，寫軟件其實和搞管理是很像的。第一，你知道你手底下有多少個人和設備，并且要知道每個人的特長是什么、每個設備是怎么樣。也就是說知道你手中有多少資源和這些資源的能力；第二，你要有一個目標，你需要做什么樣的東西；第三，你就要布局，看怎么樣安排這些人和設備，先做哪個，后做哪個，這都要在他們的能力范圍之內；第四，設計好一個流程，讓人和設備按照你說的步驟一步步走，你就可以完成你要做的任務。而寫軟件跟這個過程几乎是完全一樣的。你知道電腦能做的基本動作，你知道你想做個什么樣的東西。然后你就去安排、去告訴計算机。你要列出個清單來，先做這個再做那個，到這時候如果出現什么問題你再采取什么行動等等。你列的這個清單就叫程序，而這清單里寫的這些東西就叫指令。這些寫完以后你把它們交給計算机，計算机根据你的清單一步步去走，如果程序設計得好，在它走完后你就可以拿到你要的結果了。

　　記者：我說的不是軟件的具体的寫法。我想知道它和藝術創作是不是有相同之處，也要有靈感和衝動？

　　王志東：有靈感有衝動，并且不同人寫同樣一個程序，你可以感覺到其風格是完全不同的，雖然出來的結果可能很相似。比如說有人蓋房子可能根本不用釘子，有些人必須用釘子、水泥等才能合起來。這就是看你的靈感，靈感有了后你能找到一個捷徑。別人要寫一万條的指令才能做成的程序，我只用200個語句就出來了。別人都覺得非常复雜的事，只要找著技巧，有了靈感后，就會越做越簡單。繪畫大師可能一潑墨就是一幅好畫，一般人怎么畫也畫不出個好樣子來。

　　記者：你做了“中文之星”后，開始從一個技術專家向管理者轉變，可后來為什么又离開了那個公司？

　　王志東：當時的決定也許就是相當于成和敗、生和死的問題了。有人說，一個人一輩子不可能重复那么好的運气，同時成功兩樣東西或得到兩個成就。當時“中文之星”起來了，這對于一個年輕人來說已經是不得了的事了，有人說如果我從頭再來，第二次白手起家是否還會有那么好的運气？如果起不來了，對我來說是一個失敗的結果，而且因為這一失敗以前的成就也會被人推翻。當時中國公司和國外公司不一樣，國外公司是人可以走，而股份還在，所以你的投入、你應該得的利益還能繼續保持。但當時我們的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你走了就沒什么關系了。從經濟、名譽等等各個方面都有可能變得一無所有。

　　記者：你當時走的時候也并沒有明确你將來要怎么著。

　　王志東：當時第一我覺得干得不開心；第二，整個公司已脫离了我原想的軌道了；第三，我曾嘗試過扭轉這個局面但是發現根本不可能。在這种情況下我覺得再耗下去的話是在浪費自己的青春。當時還是技術人員，比較理想化一點，一看不痛快，一拍屁股就走了。

　　當時也年輕气盛，我覺得“中文之星”就好像是我做的一個實習題，我還沒認真出招呢。我當時很自信，整個感覺就是我還沒開始干呢，以后的好日子多的是，哪能讓第一個圈子就把自己給套住了？

　　其實后來有一段時間還是挺痛苦的。后來四通找我，要給我投資，段永基對我說了一句話，一下子把我的干勁又鼓起來了。他說你講誰是誰非，必須是在你自己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下。

　　在中關村成長

　　記者：你應當說是在中關村學習、在中關村成長，是中關村培養了你。中關村里有很多很好的有成就的人對你有過很大的幫助，剛才說了王選，現在又說了一個段永基。你跟段永基是怎樣的交情？

　　王志東：其實我和他結交也是比較偶然的。一個是他在我最落魄的時候愿意支持我。1993年的時候四通股票剛上市，有了錢，想做點概念、搞點投資。而我在中文之星干得很火時退了出來，他就感覺到這是一個机會；第二，當時我對在國內創業有點灰心，所以我想冷冷再說，但是他卻很著急地找我，我就給他提了一些當時國內的一般公司無法接受的條件。

　　一是這個公司的投資力度一定要大，當時提出來至少500万元；二是這個公司的所有權与管理權要分開，我只對公司負責、對董事會負責，四通在理論上只允許通過董事會對我進行操控；第三是公司一定要給整個管理層股份，而且股份要有法律上的保証；第四是我要保持這個公司的專業方向，它只做軟件或只做高科技。這四條中尤其是第二和第三條對四通來說是史無前例的，哪有接了500万投資卻根本不讓投資者管的。甚至公司的財務總監我都不讓四通派而是我自己招的，我就說絕對不允許干涉我公司的內政。第三個給管理層股份這點也是從來就沒有過的。后來我為了能夠保証這四個條件的順利實施，也是做了相當大的努力。然而從段永基的角度來看呢，他很為難，因為這在四通是個特例。后來我才知道關于我們四通利方公司這個案例在四通內部曾一直是受批評的，有人說這個管理有問題。但段永基還是頂住了，我通過他保証了四通利方的發展，這一點應該說是他對我的最大支持。

　　記者：你一下子要轉變為一個管理者，這和你以前做過的事完全是兩碼事，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會有很多想法或衝突吧？

　　王志東：我想搞技術的人天生有一种比較封閉的思維方式，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總要擇明君，所謂士為知己者死。對于他們來說一直在想怎么能找一個好的環境，找一個特別開明的老板，然后在他手底下痛痛快快地干自己的事。

　　我覺得我做出這個轉變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逼到了絕路，必須硬著頭皮住前衝。當時和老段談完之后，他說：“行，我不給你派總經理，你自己去找。”可是找了半天沒找著一個合适的人，就只好自己上，要爭一口气，這是重要的動力。

　　其次，我認為一個人的成長是和他所有的學習和背景有關系的。我在大學時曾經有一個階段研究過科學哲學，它是研究方法論的，尤其是研究各個學科之間的异同。我曾經有一個多學期特別迷戀它，到處去翻書，從數學、物理等各個角度來觀察這個問題。那時得到的一個總思想在這儿給用上了。那就是心理學上的甜檸檬的理論：雖說檸檬是酸的，當你非吃不可的時候，你覺得其實它也挺甜的，道理就是你必須接受的時候就想辦法想它的好。所以在做管理的時候我就把管理和我以前的經驗做一個類比，最后我居然發現搞管理和搞程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從這里我也慢慢地找到了樂趣。這樣一轉變產生了很大的作用，最后我發現原來的很多知識都還能用得上，并且同樣有一种成就感。蓋茨說過一句話：“如果錘子是你手里唯一工具的話，你會希望所有問題都成為釘子。”

　　第三，這中間有不少人給了我相當大的幫助，你從周圍人那里不停地學習，不斷地給自己充電，這樣就有所轉變了。

　　我在個人角色轉型中的另一個很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我希望把管理變為一個我愿意搞的形式。我覺得傳統的中國公司的管理模式我根本摸不透，我從心里抵触。而我崇尚的是硅谷文化和那种創新精神，崇尚那种清晰的管理体制和管理的方法。這樣就有了從四通利方到新浪网的思路，還有為什么我1995年就去搞風險投資，當時國內沒有人知道什么是風險投資。

　　記者：你并沒有去美國學習過，你為什么對硅谷的文化特別感興趣呢？

　　王志東：其實這是一种對創業神話的向往。我在大學的時候看了很多有關硅谷的書，畢業后逐步接触一些外國公司，這樣感覺到硅谷變得有一些具体了，當時很多人說像你這种性格應該去硅谷做。我一直到1995年1月才到美國，我到的第一站是硅谷，去惠普、Intel、APPLE等公司，還去了西雅圖微軟總部。第二次是中國惠普公司邀請我去的。那一次我下了決心要找風險投資了。四通利方搞風險投資的准确時間是1995年7月。

　　記者：你人緣不錯，我看人家介紹說你對部屬或同事好像有親戚關系，据說四通利方很多人到現在都還有跟你一起干的呢。

　　王志東：對。這些人的人品都不錯，大家互相挺照顧的，也都挺有感情的。其實我們公司也并不是說所有的人都只進不出，我們也是一直在淘汰和篩選，但基本上是主力都在。而且每一個階段我們都有新人進來。第一，我這個公司要保証不斷有新鮮血液進來，這說明公司是開放的而且不斷有新的思想進來。第二，我要每一個進來的人都感覺到公司跟大家庭一樣。其實我們公司每一個人的能耐都很大，每個人都有足夠在外面開一個公司的能力，但是為什么他們不當雞頭當鳳尾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在一起工作會得到更大的回報，不論是在經濟上、精神上還有事業心上，所以大家才有理由在一起。我的一個觀點是既然來了就希望大家高興一點、痛快一些，可以累一點但是一定要痛快。

　　“管理帶寬”与團隊精神

　　記者：据說你們在人事管理上有個“管理帶寬”的概念。

　　王志東：所謂管理帶寬就是企業管理層應該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專業、不同視角的人。而這樣一些人在一起難免會因為每個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樣而意見不統一。但是正因為角度不一樣，如果能把這些整合到一起的話，那就會看得更加全面，犯錯誤的几率就會變小。我們公司有外企進來的、有自己創業出來的，有中國的、有外國的，有IT的有非IT的，各方面的人都有。這些人進來之后只要保持和諧的工作气氛，這個團体的能量就是無法比擬的。

　　記者：我注意到你們的公司用了一個外國人當財務總監。

　　王志東：對，馬克先生。我們是1997年起用這個“老外”的。當時我在內部受到不少壓力，因為找外國人我們不是國內最早的，以前有過很多，最后都以失敗告終；第二是中國員工說你擺不平，憑什么一個“老外”一進來就高工資呀？這一著走得很險，搞不好會把人心衝散；第三是有人說你別以為“老外”就怎么樣，他那一套在中國根本用不上。

　　這步險棋我也是在前后想過后才走的。從現在來看這也是至關重要的一著棋，沒有這著棋新浪也很難走到今天這一步。雖然他有很多意見和我不一樣，我也不一定接受，但我從他那學到了一些他的思考方法。通過“老外”的加盟，整個公司在走向正規化、國際化方面邁出了一大步，跟外面合作的信心就建立起來了，人家就知道你的公司尤其在財務方面是可靠的，這也就為公司將來的發展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的确，他的工資是高，比我還高呢，但是他對公司是有幫助的，這個錢花得值。

　　記者：一個互聯网公司資金几千万也好几個億也好，是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在了人才上？

　　王志東：對。其實高科技企業基本上是人才的企業，當你進入了這個行業，尤其是在和資本市場建立了聯系以后，你會發現錢是最不缺的一种東西。錢多的是，少的是項目。所以只要有好的項目你就不愁得不到錢。然而你的項目怎么來？它的提出和執行都要靠人，而且這人還不在于單個的個体而是在于一個團隊。因為任何一個人都有他的局限性，可是通過一個團隊的配合大家相互取長補短，就有可能形成一個接近完美的團隊。有一個合适的團隊，再有一個很有价值的商業計划，合在一起就有投資价值了，這樣人就變得非常重要了。四通利方從1997年融資后，我們就在不斷地提高人力資本，在整個的成本結构中人力資源成本在逐步增加，這里包括員工使用的設備，接触新技術的机會、培訓的机會等等。當然我們也一直在調工資，期權制度也開始一層層地向下翻，這些都是人力成本增加的一個表現。

　　記者：你很重視團隊精神，但是現在有一种說法，說團隊精神是改革開放的前一階段所提倡的，而知識經濟或新經濟講的是個性化、知識英雄。你對這是怎么看的？

　　王志東：這兩個是不矛盾的，在團隊精神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如何在團隊中保持個人的個性，我覺得保持不了個人個性的團隊就根本不是團隊，那和一個人不是一樣嗎，只是一個執行的机器而已。剛才我說的管理帶寬，就是重視每人一個角度，其實這就是發揮他的個性。還有就是一個高科技公司需要有一個靈魂，有一個主導思想，這個主導思想往往會集中在某一個人身上。往往有可能需要有某人整合和最后決定公司的戰略，就是所謂的戰略決策者，這是一個需要個性的地方，他作決定的時候經常是不一定有多少理論根据的，最后所有的意見綜合到了一起之后往往是使用一种直覺的方式去作出判斷，而且這個直覺的來源不斷的積累。所以我說這個也可能就是團隊的個性或一個核心。團隊就和一艘船一樣，無論是掌舵的，還是划槳的，團隊里的每個人都很重要，在個性里体現出一种團隊精神，我覺得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我看新經濟

　　記者：你認為什么叫新經濟，什么叫知識經濟？

　　王志東：在過去一年多里，你能听到不同的說法，甚至有人講新經濟就是所有反傳統的經濟，或者說在新經濟里傳統都不存在了。但是從我個人的觀點來說，新經濟的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它基于一种新的技術或商業模型而形成一种快速規模經濟。第一它還是一個經濟，要遵循經濟規律，第二它最終的目的在于能夠快速地形成超額的經濟效益，就是說新經濟是一种比傳統經濟更能賺錢的經濟。按照這個觀點來看我覺得軟件業就是一個最典型的新經濟的代表，因為它靠的是軟件技術。就像是微軟，在短短二十年之內可以超過許多老牌的公司，而且它不是光靠股市，它的營業額和利潤都超過了很多，原來最高達到5000多億美元，現在掉下來也有3000多億美元。從經濟規模來看，因為它做的是軟件，而軟件的規律就是高投入。微軟開發一個WINDOWS投資超過10億美元，但是它開發完后可以一套軟件只賣100美元。他為什么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它的复制成本很低，一張光盤加上一個很簡單的說明書，可能也就一美元。但是只要他的產品到了一定的規模之后那他的10億美元的投入就一下子都攤下去了。一美元簡單的复制成本，再加上綜合成本也就10美元，賣100美元也是有暴利的。并且WINDOWS自己還形成了一种加速度，你用了WINDOWS，我用了WINDOWS，別人就也得用，否則無法和大家交流。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規模經濟效應。

　　网絡也是一樣的，我認為EBAY网站是最為典型的，它的單次投入的成本其實也是挺高的，它維護這么強的一個网站，在技術上、在品牌宣傳上都要投入很多，但他做完之后的复制成本很低，這樣只要用戶數量到一定規模它高投入的部分就一下子被平攤了。這樣的話它從100万做到1000万會做得很快，而從1000万做到一個億就會更快，所以它在很短的時間就成為了全球最大的一個拍賣行，而且是有著巨額利潤的。

　　說到新浪，我們鎖定的目標一定是新經濟，不管是以前做軟件還是現在做网絡，我認為都是新經濟。對我們來說我們該怎么樣創造出一种產品、技術、服務或是一個商業模型能實現我們剛才說的目標，只有我們創造了這個之后我們才能挺起胸膛來說我們是新經濟，而我不能說网絡就是新經濟，這是不對的，有很多人做网絡根本是賠本的，根本就不是經濟，更談不上是新經濟了。

　　新浪何時能贏利

　　記者：這個問題我很關心，新浪什么時候贏利？

　　王志東：說一句极端的話，就是明天新浪即可以贏利，當然我也可以永遠不贏利，或者比如說我的錢可以燒10年，那我從明天到10年之間任何一個點都有可能贏利，明天、一年或十年。可是我根据什么來選擇這個點呢，其實我認為這個點几乎是我可以控制的。控制這個點我關心几個問題，第一我要關心整個市場的發展，就是說這個市場究竟能形成一個多大的市場規模，比如新浪在中國在線廣告市場上的市場份額低的有人說百分之二十，高的有人說百分之五十，但不管怎么說這個市場不夠大的話我就是拿百分之百也沒有多少。第二，我要考慮我的資本回報，我現在手中有一點二億美金，由于現在是虧損階段，每季度要虧三百万到四百万之間，這是所謂的燒錢率。如果說我兩個季度后要贏利的話那就是說我的一點二億會變成一點一二億，一贏利就等于現金流變成了正的。但我的賬上永遠有一個億美金趴著，是沒有用的，等于存在銀行吃利息，如果是這樣，那我這一個億的資本就沒有充分利用好，我要是靠它來吃利息這就是一個很失敗的投資。所以我現在的任務就是如何加大我的投入，發揮我的資本效益，我這一個億至少一定要花出五千万。我要選擇一個花錢的點，它通常是到一些中長期的項目，因為現在投入兩三年以后才能贏利，那在這兩三年之內這就是一個大窟窿、是個負數，這就會影響我贏利的時間，而這就是我要控制和考慮的。

　　我有一個很簡單的比喻，這就和跑馬圈地一樣。跑馬圈地時，你騎著這匹馬只要你的馬体力好能跑多少就圈多少。但是我在騎馬跑的時候我要想第一不是越快回來越好，回來得快圈的地就少，馬都還沒跑開呢就回來了，多冤呀？第二是我一定要在馬跑不動之前跑回來，跑了半天馬跑不動了，我回不來就等于我一分地都沒有。所以，對我來說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不但要讓馬使勁跑，還要一直盯著這匹馬，讓它在快跑不動的時候正好回來。對應到經濟里面，馬就是我的錢、資本，馬跑一步就消耗一份資本，而每消耗一份就有可能多圈一份地。所以我的投資就要等到我剛開始贏利的時候我的錢也剛好燒完。當然我要保証我的錢燒得有效，我的觀點就是贏利時間不是越早越好，太早了就証明你以前的融資是失敗的，或者說你把未來的机會失掉了。

　　記者：听說今年咱們國內的几個网要有一拼，是不是這樣？

　　王志東：其實每年都這么說。1998年新浪网成立之后就說1999年要有一拼，后來又說2000年有一拼，現在又說2001年有一拼。我感覺第一這個市場的空間很大，而大家的力量都不夠，發展的空間還很大；第二，也正是由于這個空間太大了，沒有必要大家擠在一起拼個你死我活，大家各找各的空間。也就是說國內的几個网要如何給自己定位，這是很重要的。就好像美國一樣，和雅虎競爭的有的死掉了，但是AOL(美國在線)活了，EBAY(電子港灣)活了，MSN(微軟网)活了，這就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獨立的商業模式，它們找了別的山頭。在國內的几個网，其手里的彈藥都不少，達几千万美元，對于傳統行業來說不少了。但是這些彈藥別用來互相對射呀，對射就白浪費了，大家開辟新的領域。中國現在上网人數有兩千多万，但和十几億人比還是很少的。我覺得市場空間都很大，關鍵就看你怎么開拓了。當然如果在這個階段大家看不准方向胡亂折騰還真有可能把自己給折騰死。

　　記者：据說你講管理時常要提到金庸的小說。

　　王志東：我是上學時看的金庸的小說，但我与別人注意的角度不一樣，有人注意小說中感情方面的東西，有人的注意力在武功方面，我注意的是一個俠的成長歷程。金庸小說里面的大俠，并不一定出身名門，也不一定有什么正門正派嫡傳，但不知怎么的，東一碰西一撞地就成了俠。這里有許多偶然因素，有許多風云際會，但實質是真實的。另外，金庸小說中俠与魔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有的魔也有很高的武功，但其為人不好，被人看不起，到處挨罵，不得人心，而俠則不但武功高強，更重要的是他代表正气，在個人利益上他也許不怎么得利，但精神上、道義上很完美，劍膽琴心。我覺得做人、搞經濟，也應該這樣。如果說我受金庸小說影響的話，就是在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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