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2日訊】

中國人到西方留學，論文是否應當可以宜于寫中國題目？

很奇怪，至今沒有人仔細討論過這個問題，雖然我每次在中國人中提起這事，無論海內外，留學不留學總引來激烈爭論。可見這是一個大題目，直接關系到每個留學生，甚至關系到國家民族前途。

更奇怪的是，我發現這是個老題目：自從中國有留學生來西方，并且要寫博士論文起，就成了一個舊話題，新心病。凡是學科帶”地域性”就不得不苦思這件事，我這里指的多半是”文科”留學生，但是使用”國際語言”的學科，如電影學院導演系，音樂學院作曲系，甚至某些理工科的學生、地質、水文也不得不面對這問題。

我第一次發現這是個歷有年矣的老問題，是讀到魯迅的話：”有的中國學生在國外用老子与庄子謀得了博士頭銜，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國后講的卻是康德、黑格爾”。

此話筆鋒掃蕩的當然是當時所謂歐美派洋博士之流：世紀初留學日本的學生，似乎尚未寫博士論文。魯迅在日本自修文學，我們無法懸測他寫博士論文，必定不寫中國而寫日本。

但是魯迅此議影響很大。季羡林先生在回憶錄《留德十年》中說，早年讀到魯迅這段言論：”留學一事還渺茫如蓬萊三山時，我已立下大誓：決不寫有關中國的博士論文”。這是”大誓”毫不打折扣的，”決不步這种博士的后塵”，而且留學選課都”無論主系副系決不同中國學沾邊”。

從他的語气上看，”前塵”是相當具体的人。季先生筆下留情，沒有點名。金岳霖先生的回憶錄就很坦率了：”中國留學生博士論文寫中國題目是從胡适開的頭”，然后他寫到答辯委員會中的漢學家考官，如何用一個《詩經》僻典難倒了胡适。

看來胡适191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中國邏輯思想的演變》，真讓他丟了面子，被中國學界瞧不起達一個世紀。而且胡适沒有當年拿到博士學位，十年后他已經成為中國學界領袖，訪美時才補拿了學位。

最近又讀到《馬寅初傳》，謂馬寅初191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以《紐約市財政》論文獲博士學位。此時做書者加了一大段，說是”當時在美國學文法、經濟的學生，有一個獲取學位的’竅門’，就是論文最好選寫有關中國的題目……馬寅初鄙視這种做法”。

實際情況是：世紀初，絕大部分中國留學生沒有寫博士論文。留洋歸來就已鍍金；讀完本科肯定成才，國內等著大用了。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施肇基1901年在康奈爾文學院取得學士，准備歸國服務。但是教授特別勉勵，說中國學生都取得學士就結束學業，施肇基才大，停下可惜。于是他才多留一年，讀畢碩士。在馬寅初之前，中國留學生寫博士論文本來就不多。所以馬寅初恐怕根本沒有想到一反俗流。

當時大部分人認為寫博士論文浪費時間，學位沒有什么用處，不如多听一些課。有的人留學志向完全不在學位。例如侯外廬，留學法國的目的就是翻譯《資本論》邊學邊譯；陳寅恪留學十年也沒有寫博士論文。留學歸國成為名教授的，如文科的梅光迪，陳衡哲，吳宓，聞一多，理科的梅貽琦，任鴻雋，都沒有拿博士學位。

少部分決心寫博士論文取學位寫中國題目，也不是胡适”開風气”在胡适之前，顧維鈞1912年在哥大政治系的博士論文是《外國人在中國的地位》；与胡适差不多同時，1918年李四光在英國伯明翰大學的碩士論文《中國之地質學》寫的是”滄海桑田”等中國文獻中類似地質學的种种提法，現在稱跨學科研究（李四光后來參与新月社，好与文人為伍，原來自有文學根底）；1920年李濟在哈佛的論文是《中國人的基礎：人類學探索》。我想他們都不是追步胡适，寫中國題目走捷徑。

再進一步說，寫非中國題目者，大多寫的也并非馬寅初那樣的西方人”家里事”。季羡林先生的論文《〈大事〉偈頌中動詞的變位》寫的是梵文語法。趙元任（《連續：一個方法論問題》），朱光潛（《悲劇心理學》）寫的是理論題目。真正寫歐美題目者。我能記起來的沒有几個人。

此問題值得好好講究一番：中國留學生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高等人才培養群体。陸、台、港三處合起來每年在美留學生有十多万人，遠遠超出美國的近鄰拉丁美洲，其中多少學的科目有地域性不得而知。假定是四分之一，那么每年有上万人在為此傷腦筋－－哪怕尚未開始寫論文。

須知，對現在的中國留學生這個問題更為緊迫、更為實際。學生人數增加了，也就平民化了，很少人家里有世紀初中國”破落地主”的經濟能力，能供養周樹人、周作人二兄第在東京自習五年而不考慮學位；中國的高等教育漸漸”与世界接軌”，也不再可能聘任朱湘這樣連學士學位都沒有取得的留學生任系主任。博士論文寫什么？自入學始甚至從入學前就得考慮。

國內不少學生，尤其是才情高的文科學生或者一時能任性而為，留學生享受不到；國內研究生選論文題目時當然也須謹慎，但是自由度比留學生大得多。留學生一旦開始考慮論文題目，就必須弄清兩個問題：可行性，是否能在有限時間內完成；可用性：對前程是否有所助益。一瞄准”前程”，公式就很簡單：

如果你決心留在西方，就不能選西方課題

如果你決心回國，才有資格考慮選西方課題

決心何時下？看來是越早越好。但是如果在國內讀書時期就作此打算，瞄准前程，做法必須恰恰相反：

如果你決心留在西方，應當主攻西語

如果你決心回國工作，不妨攻讀中文

同樣考慮，做法正好相反。其實容易理解，准備期如果不花力气攻西語（到西方再攻語言關，晚了一些）到西方如何寫中國題目？所以這條路要走通亦屬不易，錢鍾書《圍城》与許地山《三博士》中嘲笑的假博士，把誑騙洋人与國人說得太容易了一些，或許那時中西學界人士都那么天真，現在大家學得精多了。但是許、錢二人都只拿了碩士，我們也不便懸測他們如果做博士論文，會寫什么題目。不過我們知道許地山應邀在世界哲學大會上演講，題目是中國道家哲學，很受歡迎。他為什么不可以寫一本庄子的博士論文？

說寫西方題目，就難以留在西方，難以在西方大學任教。這當然不能一概而論。才高者不必套用上述公式。但哪怕才高者能給英美大學生教莎士比亞，要指導西方研究生寫莎士比亞論文，或在西方莎學學刊上發表高文典章，寫出專著（這些都是取得”長俸”的條件），非絕頂天才不敢想耳 。

當然也不是沒有，中國人聰明，出過几個這樣的人才。例如五十年代留學生中有盧飛白（經之）先生，据說以艾略特為論文題留在西方任教，不幸短壽，不然前程遠大。我寫此文，也是向學界征求消息：我們現在有沒有如此天才，而且天借以年足以完成巨著者？

回過來說：博士論文寫中國課題，對個人前途誠為一种明智的選擇，對國家前途、人類前途是否也有貢獻呢？應當說有貢獻，而且比選寫西方課題者貢獻還要大。何以見得？西方研究生寫西方課題博士論文，百年積累，什么小題目都被鑽透了。這是他們文化建設的一大資源，中國人何必花几年心血去在別人錦緞上添一朵別人不一定瞧得上的花？而中國課題尚有多少重大的空白，為什么不做呢？

為了避免這些”道理”無休止糾纏我們的面子、良心、盤算，留學生中有相當大的比例，選擇”比較性”課題，目的也很清楚：保留選擇權。若回國可教西方部份；若留西可教東方部份。我們知道的大部份朋友，回國的、留下的、都取比較路線。

哪怕我們不顧魯迅的譏嘲，我們也得自問：既然做中國文科題目，何必到西文用西文做？一般的說法是：西方的方法，學術規范，用來研究中國題目能開辟一個新境界。觀察中國文科一個世紀以來的變化，尤其近十多年來的巨變，此說當然有道理。例如劉半農博士論文寫《國語四聲之測試》、工具、理論、方法全來自國外，為中國現代實驗語音學的肇端。

但是，我認為，在西方用西語寫中國題目，這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圍城》中受嘲弄的蘇小姐，在里昂大學”做了一篇中國十八家白話詩人的論文，新授博士”。按年代推算，應當是三十年代初。我認為，如果此博士論文寫得不錯，應當說有膽有識，是個相當大的貢獻。須知中國新詩的第一個英譯本要到1936年才出現，整体的研究更晚。

自然，自覺的歷史并非歷史的自覺。把個人考慮撇開不談，從中國學術的利益而言，中國留學生寫中國題目、寫西方題目都會很有用：中國需要把西方研究透徹的人才；對西方學術利益而言，中國留學生寫中國題目，自然比寫西方題目有意思：由于近二三十年大量中國留學生傾注精力，西方的中國研究生机勃勃、進步巨大。西方中國研究的進步是西方學界之福，也是中國學界之福。這些博士不管居留何處，學術成果都會回流中國。中國學者任職西方可能是人才流失，但是也可以看作中國學界疆域拓寬，正如中國人用西語寫小說，能說給中國文學帶來損失？

馬寅初博士論文寫紐約財政，胡适寫中國哲學發展，究竟誰對中國學術貢獻大？兩人回國都成了中國現代學術的重鎮，所以難說。但是我們假定馬寅初与胡适都留在西方任教，誰對中國的貢獻會大一些？可能是胡适—胡适會把西方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推進一大步，而西方財政似乎并不少一個馬寅初。我個人認為，寫論文是人生一出大戲，是年少气盛時最上規上矩的一次考驗，寫出的論文（往往是學術生涯第一本書），要對學術事業有用才好。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留學生實實在在地寫個中國題目，于己于國与人類，都是好事。雖然有魯迅、金岳霖、許地山、錢鐘書、季羡林等大師指責在先，也并不輸理。

－－原載BBC，作者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