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忠祥:我的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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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0日電】 家是人類文明史發端的一個標志。家庭這個話題太古老、太久遠,也太現代、太時髦。我既不是傳統的衛道士,也永難追趕時尚。因此,不能語驚四座,只能拉拉雜雜說點家常話。

過去曾聽過一些人的論點:如果家庭與事業不能兩全,成功者往往為了事業而犧牲家庭生活,我聽了以後不敢贊同。

幾年前讀了一篇記棟一位外國女企業家的奮斗經歷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如果事業與家庭產生矛盾,我寧可犧牲事業也決不犧牲家庭。」

這段文字很使我感動。

我們東方人一向重視家庭,而這種的語言卻出自西方一位婦人之口。感動之餘,我想,我也必定不會以犧牲家庭的利益換取事業的成就。

其實,我的家是一個很普通的三口之家。

我和妻子結婚27年,兒子如今還在念大學。就是說我們當年結婚之後,一心想過上幾年輕松的日子,然後再要孩子。

雖然那時候物質生活清淡,文化生活幾乎談不上可是我們經常利用休息日去騎車兜風郊遊,一路上說說笑笑其樂也融融。兩個人一間小房子,平時從食堂打飯在家裡吃,有候我們自己做飯,買菜做飯我算一把手。

週末,我們就去下飯館雖然工資不多,但兩個人總能有吃飯館的富餘錢,加之那時吃一頓很便宜。這段兩人自由自在的時光結束的標志是一道松鼠桂魚。

那時候,普通飯館師傅的手藝絕不在如今宰人的大酒家主廚的手藝以下。

記得那道松鼠桂魚,焦黃爽脆,酸甜適口,色香味形全夠得上一流。

但這道菜卻標志著我們一段好時光的結束,因為很快我們的兒子帶著喜悅的哭聲來到了人世間。

《說岳全傳》有一句話叫:「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我們的兒子給我們帶來的是一系列的苦樂酸甜,有兒方知父母恩。我們既無雙方老人的幫襯(老人們都有自己的工作),又無經濟實力請一位阿姨幫忙,只好自己把孩子拉扯大,真不知道怎麼熬到孩子上了大學。

我的兒女觀

記得有一次孩子媽媽出差,我自己帶小孩。一天孩子發燒,恰巧我又值新聞班,沒人替我,我只得抱著兒子放到一位同志家求人照看一個,下了班抱著兒子

上醫院。

最使人們不安的是,孩子6歲時由於氣管炎轉成哮喘,一病就是十餘年。平時好好的,可是一犯病就喘不出氣來,憋得難受,連咳帶喘不能人睡,又沒有特效藥,他躺在床上喘一宿,我們輪流守在床邊目不交睫,肝腸如絞,病在孩子身上,疼在我們的心上。

至今孩子還記得深夜裡滴在他臉上的媽媽的淚水。兒子還算爭氣,雖然抱病,每次成績都在班上名列前茅,從小學到大學,我們從沒給他施加過任何壓力,全靠自己。

如今,兒子身體好了,我們也老了,總算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我除了出差,晚上一般謝絕應酬,總在家裡,只有這個家才使我感到安寧,舒心。

人家說成功的男人身後都有一位女人,其實不成功的男人身後何嘗沒有女人呢?

我不太同意太太們如何指導丈夫事業有成。

事業成功與否主要靠自身努力,否則就像諸葛亮扶不起的阿斗,太太怎麼能扶起一個不圖進取的丈夫呢?

在家裡我們幾乎不談工作,上班幹工作,下班還討論工作,那太可笑了。

我和妻子對彼此組裡的情況一無所知,我認不全她的要好同事,她也認不清我們組裡人。因為在家我們都不談班上的是是非非。

我的妻子從不接受別人的邀請與我一塊出鏡頭,上報刊我尊重她的主見。

人們說:「少是夫妻老是伴。」如今我已漸人老境,我們每天坐在電視機前,看著電視再干點自己的事兒,我手待一卷書或拿一支筆,看著寫寫聽聽,甚至很少交談,但我們的心意是相通的,在寧馨的氛圍中,我們共享安寧。

妻兒有時早睡,我則全心讀讀書或靜靜地想想事。在萬籟俱寂中,感到舒泰自若,因為我知道,如果我此時摔倒,自有我妻子來扶起我。

記得1983年美國前總統卡特來華,我采訪他。我們坐在釣魚台賓館的一張長沙發上。

我說起他當總統時,我曾在白宮采訪過他,我請卡特夫人也就座,她笑著搖了搖頭,在水銀燈下,卡特回答了幾個問題之後,卡特夫人忽然快步走向沙發坐在他身邊,他們相視一笑,手緊緊握在一起。

就這樣,卡特拉著夫人的手甜甜的笑著,繼續回答我的提問。

此時,我感到我在前並非是位政界要人,而是一對和藹的夫妻,一股暖流蕩漾在他們之間,也洋溢在我心頭,相濡以沫的情感顯得比他所取得的任何政績都動人。

家庭是每個人都珍視的,我珍視我的家,盡管我的家平平常常,但平平淡淡才是福。

一位算命的看過我的手相說,我這一輩子只有一個老婆,這句話我信,因為我就是這麼想的。

最後我想寫這樣一點感受,列夫‧托爾斯泰在《安挪.卡列尼娜》一開頭就這樣說:「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我想因為他要寫的是一部悲劇,不然,話一定要調過來說,「不幸的家庭都是一樣的,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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