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日訊】 一位老人告訴記者：“太可怕了，現在好多人不敢做檢查，因為村里絕大多數年輕人都賣過血。”白發人送黑發人，村里這几年相繼走了８０多個年輕人。失去儿女的老人心酸無比。

悲慘家庭

記者在豫南平原的一個村庄里艱難地跋涉，終于來到李家門前，門上紫紙白字的春聯，上聯是“水流東海永不歸”，下聯是“日落西山還相見”，橫批是“思念雙親”。院門虛掩，院子里靜悄悄的。

記者敲了敲門，得不到應答。恰是中午放學時分，有几個小孩背著書包走過，好奇地望著記者，記者問：“這家的人哪儿去了？”一個小孩轉身朝后邊指了指說：“那不就是。”記者向他指的方向望去，南邊二三十米處一個小女娃形只影單朝這邊走來。小女孩看上去只有七八歲，身子單薄，眼神怯怯的。記者問她家里的大人在不在，她推開院門朝里看看，一轉身跑到鄰居家，拉出一位老太太，這是她奶奶。

李家的房子外觀上不算寒磣，但房內空空蕩蕩。兩年里，李老太太經歷了兩次白發人送黑發人的巨大悲痛，如今，這位73歲的老人守著12歲的孫子和10歲的孫女，以后的路怎么走？

前年，老人的儿子李某得了“感冒”，低燒不退，一直拉肚子，頭發脫落，一天天消瘦，原來70多公斤的漢子，終于瞪著不甘心的雙眼拋下老母和妻儿离開人世，死時体重不足40公斤。去年，同樣的厄運又降臨到他妻子周某身上，与丈夫的症狀一樣，比丈夫更不幸的是，周某去世前一個月已經不認識自己的親人，完全喪失了記憶，任憑儿女在身邊聲聲喚“娘”，她充耳不聞。

說起這些事，李老太太十分悲痛，但沒有流淚，她的眼淚已經在兩年前流干了。她告訴記者，雖然知道儿子、儿媳的病并沒有治好的希望，但還是盡全力去延長病人的生命。結果，病人的命沒延長几天，生者卻因此陷入了极度的貧困中，連生計也成了問題。

李某夫婦得的是艾滋病！從來沒讀過書，李老太太說：“都是前些年賣血賣出來的禍。”

惊人數据

河南省上蔡縣的這個小村庄得艾滋病的人“很多”，以至于這個村子成了遠近聞名的“艾滋病村”。

据該村計生專干駱某介紹，1999年他們村有42人去世，2000年是44人，其中青壯年占到30％，几乎都是死于艾滋病。“有個研究艾滋病的專家來俺村調查，說有艾滋病的占百分之六七十。現在，計划生育在俺村不用費勁了，讓他生他也不敢生。”

駱專干的說法有些籠統，准确地說，是這樣的：1999年，湖北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的桂希恩教授接到當地醫療工作者的求援，來到該村考察，第一次在村里有選擇地抽取了11份血樣，化驗結果為10份呈HIV陽性；第二次在自愿化驗的村民中抽取了155份血樣，竟有96份HIV呈陽性，艾滋病感染率高達61．9％。

賣血种禍根

這些老實本分的農民怎么會得上這种世紀絕症？

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由于主管部門疏于管理，血站這一以救死扶傷、為民服務為宗旨的社會公益事業被一些利欲熏心、牟取暴力的人看中。血站如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在河南省某地區一度曾有33個血站成立，僅上蔡縣城就辦了4個。其中有公辦的、私營的、衛生醫療部門辦的，也有行政、企事業單位辦的；有技術、有條件的辦，無技術、無條件的也辦。

越來越多的農民為了擺脫貧困，紛紛加入了賣血者的行列。賣血被當成了一种有效的致富門路。當時，上蔡縣城一個小型血站登記挂號的賣血者竟達5500多人，血站每天接待賣血者達444人至500人。另外，還有一批數目可觀的外出賣血者，他們成群結隊地北上鄭州、開封，西進平頂山、焦作，南下武漢等地，有的還成立了組織，選出頭目，讓他專門出面聯系賣血業務。

當時，一些上蔡縣的有識之士就對此現象憂心忡忡。賣血的确為一些急等錢用的人解決了燃眉之急，但由此發生的悲劇也不少。例如，頻繁賣血使賣血者的生理机能遭到破坏，体弱、貧血、甚至染上乙肝。但他們怎么也不會想到，一場無法挽回的災難———艾滋病已悄悄走進上蔡縣，賣血者已被成批成批地感染。

80年代末期，賣血隊伍出現了所謂的“血頭”，血頭一般由三种人擔任：衛生防疫部門的工作人員；衛生防疫部門工作人員的親友；有頭腦、有關系的賣血者。他們實際上都是采血后再高价轉賣，以賺取利潤的生意人。

為了賺錢，他們草菅人命，采血時不体檢、不化驗，有血就抽，來者不拒，抽血器具消毒不利，很多人在抽血時共用一個針頭，如此交叉感染，一病百病，在大張旗鼓的賣血中釀成了這場大禍。

大禍終于在90年代末爆發。

“艾滋病村”的現狀

2月10日，記者艱難跋涉在泥泞的村路上，一位婦女的話語不經意地飄過來：“昨晚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得了艾滋病！”記者震惊：艾滋病的陰影，死亡的陰影就這樣時時刻刻籠罩著村里人的心頭。

當你環顧四周，總可以看見几個艾滋病患者的時候，這种陰影又怎么可能消除！所有當年賣過血的人都憂心忡忡。這里的人們在飽嘗了貧困之后，還得去品嘗比貧困和艾滋病本身更大的痛苦，他們在無助、迷茫和痛悔中生活著……

（轉自江南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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