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以德治國”四個字躍入我的眼帘時，我差一點大叫起來：怎么了？緊接著是沉思，沉思著一個很蠢的問題：什么是“以德”，何為“治國”？

道德，其定義五花八門，但我想，不管怎么定義，它終究是一种發自于內心的愿望，并從實踐中而養成的一种判斷法則。如果哪個石頭縫里蹦出個道行合一的權威，照耀神州，那我肯定會對此石頭初一一叩頭，十五一注香，愛之如滔滔江山，黃河泛濫而綿綿不絕，只是不知道上帝肯不肯給我一個朝拜的机會？

個人是本身利益的最好的和最后的裁判者，除非社會感到自己被個人的行為侵害或必須要求個人協助，社會無權干涉個人行動（托克維爾語）。涉及道德，則更是如此。“廟堂”有“廟堂”的道德，“江湖”有“江湖”的道德；胡長清有胡長清的道，成克杰有成克杰的德，但不知哪一個更符合我們“以德治國”的德？据說我們要起啟用代表“人民”利益的道德，主意确實不錯，也符合我們党一貫的作風。“人民”這個集体名詞在中國恰恰被我們官們和宏揚主旋律的媒体利用得最多又最容易被人將其個人化的名詞——“我是人民中的一員，所以我代表人民”，于是，江西《農民利益保護手冊》千里追繳，賴昌星的“紅樓”里醞釀出几百個億為了“人民”海關利益的交易。看來，在這一點上，我們還得多留點神，畢竟治國這玩意不如養寵物那么容易。

“以德”，“以”就是利用，“以德”就是利用道德，從詞義，結构上分析，“德”是工具是确鑿無疑的，一切都在變化，一切都在流淌，不變的是人對自身完善的追求，人類綿綿不息代際相傳的道德竟成了一种統治工具，不知道這是道德的墮落，還是道德的升華？大凡工具都是可用的，但也有棄之不用的時候，哪一天我們忽然發現這個道德成了私貨，一棄了之，我們拿什么去“治國”，十三億同胞豈不成了一群烏合之眾？

“治國”可是一件偉業，吾輩之人尚未曾想染指，國家風雨半個世紀不容易，各項制度，規矩都有待于公仆們來籌建，完善，以保証符合“三個代表”的思想，經得起“三個有利于”標准檢驗，對得起“三講”的“成果碩然”。“以德治國”則更是一項要求很高的事業：政治權威和道德權威的合一。可這又有一點麻煩：身体是為人民工作的本錢，于是按摩費成了辦工費的發票；開放搞活，不學習不行，于是一干人等（不包括不是公仆的技術人員）千里躍進美利堅，進口了一批廢鐵算是學費；市場經濟，效益优先，批文成了個人銀行帳戶上的几位數；追求上進，位置有限，副市長只好請殺手對市長逼宮。“腐敗問題是關系到我們党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江澤民語）法网恢恢，利劍高懸，公仆們尚且前仆后繼，殺了胡長清，還有成克杰，面對“德治”公仆們就此“放下貪欲，立地成佛”，并以此開始“德治”？這也難說，党說党的政治工作是一向制胜的法寶。至于前些年每弄好，那是沒有重視到“治國”的程度。

康德說過，自由是道德的基礎，是實踐理性的基礎。在殘酷而狹窄的生存空間里，“种田不如坐牢”，打工成了盲流，整個社會只有一种万眾一心，同仇敵愾的氛圍里，何談為人，何論道德？可能康老先生的所謂的“德”不是我們党所謂的“德”，地球儀和圓規早就作出結論，西方就是西方，我們是“中國特色”，有道理，我發誓以后再也不看康小子的鳥論。

當初，“依法治國”寫進憲法時，我們法律同人奔走呼告，一個法治中國儼然呼之欲出，令人興奮不已；而今，又逢千年之初，“以德治國”再奏強音，大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日子為期不遠了。寫到此處，我忽然冒出一個奇怪的念頭：“以德治國”會不會抵消“依法治國”并為人治張目？大概不會吧。大概，也許吧。還是別胡思亂想了，因為我得投身于“以德治國”的洪流大業。

(轉自<<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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