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5日電】在中國歷史上，農民一直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動力，是改朝換代的擂鼓手。本文由安徽省率先試驗實行的稅費改革說起。這种稅費改革的重點是以正式和正常的征稅，代替過去的亂收費。作者指出，實現稅費改革是中國政府适應潮流的政策，也是非常及時的重要措施。農民的負擔必須減少，收入必須增加，社會才能穩定，經濟建設才能正常。

据聯合早報報道，最近一年多來，在中國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故鄉安徽省鳳陽縣，發生了一場可謂”惊天動地”的事情。這件事既不是又出了個什么英雄豪杰，也不是什么考古新發現，而是農民如何繳稅納糧的“稅費改革”。這件事在廣闊的中國大地上激起了巨大的反響，其意義遠遠超出它的內涵。

中國總理朱噷基最近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九屆第四次會議上作第十個五年計划報告時明确指出，今后五年內要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把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和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經濟工作首要任務。他再次強調“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關系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

農民負擔越來越重

在中國歷史上，農民一直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動力，是改朝換代的擂鼓手。因此，當中共變成執政党之后，它十分重視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認為中國最大的國情是農業和農民問題，這一問題處理的好坏直接影響到政權的穩定和社會的太平。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認識，并沒有在以后的治國過程中變成主流行動。相反，中共在上台后所采取的一些重大農村和農民政策，卻与它口頭上講的理論相違背，改革開放之后情況依然如此。

例如，中共中央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要減輕農民負擔，要讓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真正過上溫飽的日子。但是，實際情況卻是農民的負擔越來越重，各級政權對農民層層加碼，弄得農民苦不堪言，他們夏天頂著烈日，冬天冒著嚴寒，辛辛苦苦勞動一年，最后得不到多少錢，有的家庭還倒過來欠債。

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民要繳的各种費用名堂太多，有的“費用”到了荒唐地步。据統計，有的地方向農民征收的各种費用竟高達50多种，有養豬費、殺豬費、養雞費，打一口井要繳費，農民蓋房子要繳費，還有什么教育附加費、敬老院費等等，真所謂五花八門，難以計數，改革開放的果實，農民并沒有享受到應該享受的部分。

農民紛紛“上訪”

飽受各种費用折磨的中國農民，對這种層層盤剝的狀況早就滿肚子惱火。許多人是敢怒而不敢言，有的人覺得敢言也沒有用，也有敢怒敢言的人。多少年來，這些敢怒敢言的人不斷地到縣城、省城，到首都、向縣委、省委官員，向中南海高官投訴，用中國政治術語來說，就是“上訪”。

這一批人天不怕，地不怕，衝破中國各級官僚机构，要求減少農民負擔，有的農民已成為“上訪專業戶”、成了“上訪金剛”，他們背著干糧，風餐露宿，月月“上訪”，年年“上訪”，堅持要求中央領導听听他們的苦衷，希望政府能夠減少對農民的征收錢糧。在這中間，最著名的“上訪”地當是江淮大地上的安徽省鳳陽、怀遠等縣，這里的上訪者曾經把縣級官員搞得頭痛不已，把中央接待上訪人員的單位弄得不得安宁。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農民大批上訪現象反映了中國農村以及整個社會隱藏著局勢動蕩不安的因素，也引起了中共高層的關注，并決心采取措施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

多年來，盡管中央發出了一道又一道令牌，三令五申不准向農民亂收費，但是，各地向農民亂收費現象仍然難以杜絕和禁止。相反，層層盤剝農民的現象，有越來越普遍和越來越嚴重之趨勢。

在一些農村，鄉縣政府官員挨家挨戶收費，沒有人在家，就坐在農民家中等待，農民一看干部下來收費，就采取關門躲避，逃到遠處。

改革試驗 安徽省率先試行

有些地方，農民集体抗費，同鄉村和縣級干部對抗，矛盾不斷激化。中共中央認識到，再不解決農民負擔過重問題，不僅影響到農村的穩定，而且將影響到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安定，發展下去的后果之嚴重是不堪設想的。

正是在這樣一种背景下，中共中央于去年在安徽省率先試驗實行稅費改革。這种稅費改革的重點是通過正式和正常的征稅，代替過去的亂收費，其主要內容有“三個取消”、“一個逐步取消”和“兩個調整”。

“三個取消”是：取消殺豬稅、取消鄉鎮統籌款、取消農村教育集資；“一個逐步取消”是：逐步取消原統一規定的農村勞動力積累工和義務工；“兩個調整”是：調整農業稅、調整農業特產稅征收辦法。

這些稅費改革受到了農民的熱烈歡迎，其主要原因是國家征收稅費有了統一的規定，這就從根本上消除了各地各自為政，亂收費用的現象。收什么稅費，農民一目了然。第二，稅費改革的出發點是削減了對農民的收費，大幅度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据統計，安徽省實行稅費改革之后，農民負擔普遍減少了23.6%。農民實際收入增加，心情也就穩定多了。

安徽省的稅費改革試驗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農民的負擔減輕了，繳款減少了，鄉村和縣級官員的吃飯就發生了問題，農村基層政權的行政經費就陷入了困境。

惟一的解決辦法就是精簡鄉村和縣政府工作人員，這一點還是可以解決的。然而，農村的修路筑橋、興辦學校、公共設施的修葺等等公益事業的經費從哪里來？這個問題就比較難以解決。過去是通過農業收入中“提留”一部分，用于公益事業。現在如果要修一座橋，需要一筆經費，由誰來出，怎么分配，都成了新問題。

稅費改革中出現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制定統一規格，各家各戶承包土地面積不同，所承包土地的質量也不盡相同，有的產量高，有的產量低，所种的農作物也不一樣，因此市場上的价格也不一樣，應繳納的稅也應該不一樣。

無論如何，實現稅費改革是适應潮流的政策，也是非常及時的重要措施。農民的負擔必須減少，收入必須增加，社會才能穩定，經濟建設才能正常。如果農民和農村出了問題，全中國的政局都將不穩，要實現新世紀發展目標就成了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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