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的社會轉型中，權貴家族的最大作用就是推進著私有化的進程。但是，由于他們牟取財富的手段沒有任何道義合法性，這种權貴私有化的正面作用与負面作用相比實在是微乎其微。他們所造成的准合法的尋租式腐敗，已經變成一种維持官員們效忠政權的制度安排即便有助于舊制度的瓦解，也只是毫無建設性的破坏作用，其既得利益成為政治改革的最大阻礙；他們所制造的畸形權力化市場，無法与國際社會的自由而平等的市場接軌；他們肆無忌憚地侵吞揮霍全民資產所導致的貧富兩級分化，沒有任何道義上的辯護理由，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和老百姓的不滿乃至仇恨的積累；他們所制造的制度性腐敗不僅正在摧毀現政權的合法性，而且瓦解了新制度賴以建立的人性基礎。總之，如果一任他們按照現在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方式來推動社會轉型，那么未來的大陸中國，既是暴富的權貴家族的天堂，又是廣大無權無勢者的地獄，是沒有任何社會公正可言的以權力資本為核心的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其血腥而野蠻的惡劣性質，遠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罪惡。

現在，隨著可以帶來暴利的房地產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回報逐漸萎縮，隨著可以被瓜分的國有資產越來越少，政治特權和壟斷行業給權貴們帶來的預期收益也隨之降低，加之官場上權力爭斗的險惡，利用反腐敗置政治對手于死地的手段之運用越來越頻繁，已經發了大財的權貴們基于長期的利害計算，基于對財產及生命安全的恐懼，未必不擁護政治改革。如果能夠把黑錢洗淨，如果政治改革可以不追究其資本積累的罪惡，推進政治改革對他們來說肯定是利大于弊。而避免追究的最佳方式，就是權貴們主動地實施政治改革。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必有多大的良知，只要有足夠的智慧，就能通過長遠利益的計算，得出必須推進政治改革的結論。

大陸轉型的成功与否，取決于執政精英及其權貴家族与民間的一批有理性的自由主義精英和极少數有良知的執政精英之間的合作，一方面進行廣泛的理性啟蒙，呼吁民眾的理智和對未來收益的遠見，以不清算權貴們的不義之財來換取執政精英對政治改革的承諾；另一方面從現在開始，權貴們把他們的不義之財通過投資公益事業逐漸向社會返還，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体制，确保弱勢群体的基本利益。同時著手建立公正的市場規則和分配規則，使剩余國有資產的再分配具有權利平等的社會公正性，使致富者的財富具有充分的法律保障和起碼的道義辯護的理由。

否則的話，由于權貴們在瓜分和積累財富上過于濫用權力和肆無忌憚，使最廣大的弱勢群体受到了太不公正的對待，他們手中的巨額資產沒有任何可以從道義上進行辯護的理由，一旦出現局部失控，极有可能使任何理性的、對未來負責的和解呼吁，被民眾長期積壓的不滿所演化出的普遍非理性仇恨和急功近利的短視所淹沒。

換言之，在人們的利益意識覺醒之后，中共在利益重新分配中的牟利方式，正在成倍地積累社會的不滿和仇恨，而積累仇恨就是种植和培育爆炸性動亂。中共的統治方式正在制造自我毀滅也毀滅他人及整個國家的力量。

2001年3月14日于北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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