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德強如果從飛机上往下看，中國的城市其實是鄉村里的都市。往上推三、四輩，大多數今天的城里人都還是農民。遺憾的是，農民的孩子一進城往往就把農村給忘了，仿佛自己生來就是城里人。偶爾回到鄉下，也不再關心農村的日常生活，而是以游客的身份呼吸農村的新鮮空气，贊美田園的与世無爭，散發出衣錦還鄉的得意和居高臨下的优越。有的甚至身在農村，心向城市，滿腦子是城市里的流行時尚，卻不理解父母的辛苦勞作。不僅如此，就連那些想關心農村的人也由于話語体系的缺失而對農村一知半解。我生長在水鄉小鎮，有許多農民親戚和朋友，也曾干過一些農活，也試圖了解農村社會的真實變遷，但總是失于零碎、片面，不能形成穩定的、系統的分析框架，從而無法從一些現象來推斷整体。所幸者，中國還有這樣一位与共和國同齡的學者，身居九十年代末喧囂浮躁的大都市，卻只身一人遍訪中原大地，給我們展示了農村社會的結构、現狀和困境。
書如其人。一個不起眼的書名，《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与思考》，正如曹錦清教授的外貌一樣平凡；一部注定將成為解讀轉型期中國的問題和前景的傳世之作，正如作者內心一樣博大、深沉、智慧。我讀著這本沉甸甸的日記体著作，就如同跟隨作者進入了“調查現場”，触摸到了農民的呼吸和心跳，感受到了農村生活的艱難和希望，并且隨著作者的目光和思緒，与作者進行著推心置腹的長談。感謝你，曹錦清教授，你幫助了每一個真正關心著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人真切地了解我們身處的大地，理解活躍在人們思想深處的傳統文化，并且在歷史和現實之間建立起了可以溝通的橋梁，更將使人們睜眼認識自身的歷史方位。
我們常說，認識問題才能解決問題。農村問題之所以越積越多，是与主流話語体系將其排斥到不可理喻、不須理喻的邊緣地帶分不開的。毫無疑問，八十年代初包產到戶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极性，使農民可以更加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產、生活，農業產出一度增長迅速。更重要的是，承包制由農村進入城市，推動國有企業的重大制度變革，奠定了体制改革的基調。問題是，承包制雖然解決了部份農村問題，卻引發出更多問題。更值得關注的是，一家一戶的小塊土地承包制，与農業現代化的目標似乎有著根本衝突。一味地贊美、肯定包產到戶，勢必將掩蓋新產生的問題。
眾所周知，九十年代以來，農民負擔在一片減負聲中不斷加重；農村孩子的輟學率越來越高；農村超生率難以下降；農村干群關系越來越形同水火。為什么？只是鄉村兩級干部橫征暴斂的結果嗎？眾多媒体無意中在作這樣的引導。因為這樣做既省事又安全，還符合老百姓的直接感受。然而，接受調查的鄉村干部認為，“這种輿論既不公平，又很危險。……直接向農民要錢要糧、刮宮罰款的是鄉村兩級干部，但計划生育執行的是中央政策啊，要上來的錢糧，相當一部份還不是給上面各部門拿走了。再說要養活那么多吃皇糧的人，還要發展農村經濟搞基本建設，都得大把花錢，光維持鄉鎮中小學教育經費，就得用去全鄉鎮60%左右的財政收入。”根据作者的調查，造成內地農民怨聲載道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机构不斷膨脹，人員不斷增加。短短十几年時間里，縣鄉兩級吃皇糧的人員增長了三五倍；二是各級各類机构不斷追赶現代化，建大廈、買小車、配大哥大，公務開支大量增長；与此同時，各級干部追求高消費，吃喝、獎金、福利的出處又往往落到農民頭上，例如通過要求訂閱報刊雜志，加大罰款力度等；三是顯示政績，“大跨度、超常規”，拓馬路、拆舊房、修賓館，以及不切實際地要求各鄉各村都辦企業，造成大量資金無效使用；四是由于九年制義務教育的重擔壓在鄉村兩級政權上，村管小學經費，鄉管初中經費，縣管中學經費，鄉級財政收入60%以上用于小學、初中教師的工資，成為農民負擔的基數；第五才是法律意義上的腐敗：貪污受賄。
我曾經奇怪，如果說其他各項涉及到各級官員的素質，其行為監控的難度很大，那為什么中央不能一刀切壓縮縣鄉村各級政府的編制呢？曹教授也給我提供了滿意的答案：縣鄉兩級政權負擔著每年安排數百名大中專畢業生和复員軍人的壓力，還得給离退休老干部的子女安排出路，這就使精簡机构根本上成為不可能。內地大多數縣鄉工商業不發達，有頭腦有野心的人只能在官道上進取。這批人有文化，有見識，有社會關系，有組織能力，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很可能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組織性因素。事實上，由于机构過度膨脹，內地干部的工資水准很低，剛分配到崗位上的年青人尚未掌握實權，沒有多少油水，升遷的出路日益狹窄，他們已經積聚起很大的社會不滿。當然，從底層農民的角度來看，無論是机构膨脹，是現代化衝動型消費，還是顯示政績，這都說明官員們替農民辦事是虛，專謀一己私利是實，都屬腐敗之列。
真是夠水平。然而，作者并沒有停留在對農民疾苦的關心上。即使解決了腐敗問題，減輕了農民負擔，人多地少形成的小塊土地承包制仍然無法通向農業現代化道路。一些地方耕作已經實現了机械化，一些農机專業戶收費為各農戶提供机耕、机播、机割，但仍不能產生大量人均剩余，農民仍然只能得個溫飽。而另一些地方則由于土地規模過小，農戶又無力支付机耕費，又回到了牛耕馬拉的時代，連溫飽都困難。這就是中國農業的現代化道路嗎？歐洲各國現代化產生的大量過剩人口可以輸出到北美，北美東部現代化產生的過剩人口可以向西部拓進，中國農業現代化產生的過剩人口將欲何往？歐洲、北美工業的發展可以吸收破產的中小農場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工業能不能提供同樣多的就業机會？如果這一切都不現實，那么農業現代化的出路何在？如果農業不能現代化，可以設想工業現代化單騎突進嗎？
曹錦清認為，中國農村現代化的要害是農民行為方式的現代化，即從“善分不善合”的無組織狀態，向以共同利益為紐帶、平等協商的有組織狀態轉變。為此，需要一大批熱心于農民与農村事務的知識分子志愿者，從外部將新的合作組織与原則導入到農村与農民中間去。他建議：“一、一切關心中國現代化進程，尤其關心農村与農民現代化進程的知識分子，必須從理論上充份認識到承包制下小農重新聯合起來的极端重要性。二、中央与各省創辦培養農村合作人才的大專院校。三、在農村進行合作試點，用典型來教育農民。四、負責推動農村合作的領導机构，只接受地方財政的資助，但不必接受其行政指令。五、創辦一份全國性的合作刊物。六、新合作運動的宗旨是：把小農扶上合作之路，但堅決讓他們自己走路。”
曹錦清承認，有人會認為這一建議是在“痴人說夢”，但他強調，“上述思考与建議是我長久思考的結果。”在我看來，一位對中國農村有著深邃洞察的學者提出這樣一個夢想式的建議，恰恰說明了農村問題的嚴重和深刻。沒有輕而易舉、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沒有一個奇妙的解決一切問題的制度設計，需要有高尚的人性作引導，改變農民的日常行為方式，才能真正使農村走向現代化。這也許是夢想，但是人類的前進必須要有夢想。如果我們連夢想的勇气都沒有，那無論是中華民族還是全人類恐怕都會無可救藥地沉淪到現實的深淵中去。事實上，至少曹錦清是現實的，為什么多個曹錦清就只能是夢想呢？
我之所以對《黃河邊的中國》愛不釋手，還不僅因為它梳理了農村的問題和出路，還因為它是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的一部深度寫真集，更因為它時時讓知識分子的各种時髦理論接受現實生活的檢驗。曹錦清的判斷是，中國激進知識分子“被西方政治概念蒙住了眼睛，看不到政治制度賴以有效動作的社會心理与習慣。當廣大農民尚未學會自我代表，且需別人來代表時，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設，只能是一層浮在水面上的油。”
就此而論，《黃河邊的中國》除了給在廣大農村地區工作和生活的有識之士提供了理解并改善自身處境的分析框架，還將三農問題納入到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大視野中，給不諳農事的知識分子提供了認識中國農村、農民、農業問題的一個分析框架，使中國知識分子的思考能增加几分現實感。
《黃河邊的中國》前言
奉獻給讀者面前的這部書，可以說是《當代浙北鄉村社會文化變遷》（1995年12月第1版上海遠東出版社）的姐妹篇。這對姐妹，神應契合，貌卻相异。說其“貌异”，是因為這兩部書的調查范圍、時間跨度与敘述体例各不相同；說其“神合”，是因為這兩部書有著共同的企盼，即為我們直接身處其內并攪得我們心神不宁的社會文化急劇變動過程提供一點真切的感受与切實的理解。
觀察轉型過程中的中國社會，可以有兩個不同的“視點”（或說“立場”），每一個“視點”可以有兩個不同的“視角”。第一個“視點”的兩個“視角”是：“從外向內看”与“從上往下看”；第二個“視點”的兩個“視角”是：“從內向外看”与“從下往上看”、何謂“外、內”“上、下”？所謂“外”，就是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与范疇。
“由外向內看”，就是通過“譯語”來考察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所謂“內”，即中國自身的歷史与現實尤其指依然活躍在人們頭腦中的習慣觀念与行為方式中的強大傳統；所謂“上”，是指中央，指傳遞、貫徹中央各項現代化政策的整個行政系統。“從上往下看”，就是通過“官語”來考察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所謂“下”，意指与公共領域相對應的社會領域，尤其是指廣大的農民、農業与農村社會、所以，“從內向外看”与“從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會生活本身看在“官語”与“譯語”指導下的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農村社會的實際變化過程。這兩個“視點”具有相同的重要性。雖然由于“視點”不同，“視域”各异。但可相輔相成、共同深化我們對自身所處的社會狀況的認識。就我本人的經歷而言，卻有一個“從外向內看”到“從內向外看’”的認識轉移。1988年前，我一頭鑽入“譯語”。在“譯語”中，不僅有著令人興奮的成套价值目標，也為我們提供各种認識工具。然而，源于西方社會的价值目標能否作為我們民族的“應該”而鑄入到中國社會現實中去？光停留在“應該如何的多嘴多言之中”（黑格爾語），不如去研究“應該”何以懸浮于嘴上而難以進入實踐的社會方面根源，源于西方社會的認識工具一旦移譯到中國，也往往失其所指而單純成為“應該”。無所指而強為之指、或削足适履、或指鹿為馬。這番經歷，使我認識到，必須走出“譯語”，從另一端去觀察中國社會。1988年10月，我与我的朋友打點行裝，重新返回農村。前后四年，便有《當代浙北鄉村社會文化變遷》一書的出版。1996年5月，我只身來到河南，漫游中州大地，沿途所看、所听、所談、所思、所慮便是這部《黃河邊的中國》。
中原鄉村社會是“向內、向下看”的理想場所。這不僅是因為中原鄉村相對于“現代化”起步較早較快的沿海地帶而言屬于“內地”的范圍，鄉村社會相對于政府而言屬于“下”的范圍，更因為這片古老的黃土地是我們中華農耕文化得以發源、定型且延綿不絕的基地。傳統從來就是一种現實的力量，它既記錄在歷代典籍之中，也活在人們的觀念、習俗与行為方式之中、并直接影響著各項制度的實際運作過程，不管這些制度是用什么樣的現代名稱。因而，在某种意義上，所謂“從內向外”“從下往上”即從傳統的角度去看現化化過程，這一視角的重要意義在于：中國現代化的目標、實現途徑及速率，歸根到底是受中國農民、農業与農村現代化的目標、途徑与速度所制約的。
對于鄉村社會調查來說，第一個大問題是如何“入場”，第二個大問題是如何保存“現場”。對于調查者來說，中國逐級划定的行政區划差不多是各級“諸侯封臣”的“封地”，在大小“封疆”上，到處樹立著一塊無形的“閑人莫入”的告示。官吏的防范与村民的疑慮足以使陌生的調查者裹足難前。正式的“入場”方式只有一途，那就是通過官方的許可与支持，自上而下地逐級深入。這一“入場方式”的缺陷是，“入場”環節太多，應酬耗時太多，且官員陪同入場本身极易“破坏”現場，從而使調查失實。另一條非正式的“入場”途徑是：啟用親友關系网絡。依据這條傳統習慣所認可的途徑，既可“入場”，又能“保存現場”。此次中原調查，我就是沿著市、縣党校各位的朋友們所提供的“親友關系网”而直達村落、農舍的。
訪談式的田野調查，既不是單純地按預先擬定好的理論框架去收集資料，也不是根据調查資料歸納出一般的結論。一切預設的理論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間接地來源于“譯語”。有了它很可能套裁“事實”，從而歪曲真相；沒有它，我們甚至無法發現“社會事實”。為了解決社會調查過程中必然遇到的這個“兩難問題”，我所采取的方法是：暫時把預設的理論框架“懸置”起來。所謂“懸置”，既非“拋棄”，又非用以套裁社會事實，而是讓一切可供借用、參考的理論、概念處于一种“待命”狀態，調查者本人則時時處于一种“無知”与“好奇”狀態，直接感受社會生活本身。“無知”是相對于“熟悉’而言的，而“熟悉”，或“習以為常”恰恰是理解的最大敵人。只有“無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讓開放的心靈去直接感受來自生活本身的聲音，然后去尋找各种表達的概念。調查過程，其實是“理論”与“經驗”兩個層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補充的過程。只有通過這條艱辛之路，才能指望找到能夠理解社會生活的真正理論。
然而，我并沒有找到能夠有效地解釋農村社會并指明現代化出路的理論。我期待于這部“記實’”的，只是替中原鄉村社會保留一段信史，恰如攝制若干照片。在所看、所談之中，夾雜著一些思考，這些思考遠未形成理論，更多的是一些關切与憂慮。在中原大地沿路凡一切有牆的地方，差不多都寫著諸如“大跨度，超常規，爭一流”，“誰發財，誰光榮；誰貧窮，誰無用”之類的口號，一向“知足常樂”的村舍与村落也概無例外地卷入競逐財富的攀比之中。各級政府官員都在制定雄心勃勃的追赶計划，然而，實際狀況是日益龐大、逐漸凌駕社會之上的地方政府到處在与農民爭食那塊很難做大的老蛋糕，地方財政用于“吃飯”、“辦公”尚且拮据，逞論“辦事”。恰如陷入泥潭而高速運行的車輪，無法推動車身前進，徒耗能源而已。看來，單純的超赶戰略，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我們應該把注意的重心從“應該”如何轉到“是怎樣的”及“可能如何”方面來，并重新确立我們的“應該”──确定我們民族的主体意識与主体目標。這是一個關涉到我們民族前途与命運的大問題。的确，窮有窮病，富有富病，与窮病、富病相比，窮而急富之病更為可怕，因為此病可能使自我迷失，結果便是“邯鄲學步”或“東施效顰”。
該項調查得到上海市現代管理中心宴小寶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真誠的謝意，在确切的意義上說這部著作乃是一項集体寫作。河南大學的孟慶琦處長，徐義明博士；開封市委党校的程子良副校長，李永成老師，湯小平老師；駐馬店地委党校的楊安民老師、呂老先生；信陽市委党校的馬聰教授等等，正是在他們的陪同下帶我“入場”，他們的學識給我以啟發。至于此次調查所及的十數縣，廿來個鄉鎮，數十行政村的無數官員，干部所給予我的信任与支持，實非“感謝”一詞所能表達我的感謝之情。我曾借宿蹲點的農戶与村民們所提供的材料，更是构成本調查的主要內容。我只不過是這部“集体創作”的執筆者而已。倘若“實錄”有誤，其責在我。可惜的是，在一個依然充滿忌諱的文化中，我不能一一實錄其地与其名。
按原來的計划，全書分成三大部份：一、總報告与若干分報告。二、逐日訪談記要。三、歷史与理論。結果取消第一、第三部份，只保存第二部份。出版界的朋友們建議：第一部份的內容全都包括在第二部份之內，似無必要歸類論述；第三部份似乎要在第二部份的基礎上“拔高”到歷史与理論高度來論述，大有替代讀者思考之意，似也不必。逐日訪談記要，引領讀者進入調查者的所觀、所聞、所談、所思、所慮，或有一种身臨其境的真實感。他們建議：給每日所記增加內容簡要作為標題，便于讀者翻閱；刪除一些忌諱語，以便出版。我接受行家們的上述建議，并在此一并感謝。
曹錦清
1998年12月1日
（曹錦清著《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与思考》，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 《中國与世界》 二○○一年一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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