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党革命不但要推翻人類數千年的歷史和制度，而且要徹底改造人性，創造一個新人類。這种奢望是共產党革命所造成的無數悲劇的最深刻原因。在共產党人的眼里，社會無非是一些物質因素的積累，可以隨意打破和重建；而人性是社會性的反映，建立在物質基礎上，也完全是可以改造的。共產党一上台，就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展開改造人性的社會工程。
把人性歸結為物質性，從而得出人性可以徹底改造的結論，這不是共產党人的發明。18世紀的啟蒙運動中，很多哲學家都把人性看做是一种對外界的刺激作出反應的物理性机制，從而認為人性可以由外界力量來改造。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愛爾維修提出了“環境行為論”，認為人的行為完全由社會環境所決定，主張由國家政權主持公共教育來改變人性。在共產党國家的哲學教科書上，愛爾維修一直被稱作“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法國哲學家盧梭在這個問題上更是共產党人的先驅。他認為人性本來是純朴的，但是被文明所腐蝕了。要讓人返璞歸真，就要改造人性，而這种改造必須由一批意志堅定，手段強硬的社會精英來強制實行。他說人只有在年青時才容易改造，歲數越大越難弄。他還說人總是頑固地抗拒改造，哪怕是為了讓他們過上好日子，“他們就象頑固而膽怯的病人那樣在醫生的目光面前發抖。”難怪盧梭日後成了共產党國家最推崇的西方哲學家。
法國大革命的极左派雅各賓專政在歷史上第一次由國家政權來改造人性。雅各賓派的領袖羅伯斯比爾說：“我只知道有兩种人：好公民和坏公民。”而國家政權的任務就是把人變得更好。有的歷史學家說羅伯斯比爾自命為一個賦有教育使命的先知，揮舞大棒把美德灌輸到人民的心中。還有的說他不但要改造人的道德，更要改造他們的個性。他在雅各賓俱樂部和公共集會上發表過無數演講，主題多半和教育人有關。
羅伯斯比爾預見到建立一個教育制度會比建立一個司法制度更艱難，更痛苦，因為人出於本性會抗拒改造。因此他提議建立恐怖專政，把新道德強行灌輸到公民的心里。1793年七月他提出建立整齊划一的國家教育制度，把5歲以上的儿童全部包括進去。雅各賓派的另一個方案是建立一個“民族教育之家”，不但把儿童，而且把父母也包括進去，用這個制度取代家庭和學校，把父母和儿童都直接置於國家的監控和政治教育之下。由於掌權時間過於短暫，雅各賓派這些异想天開的教育方案沒有能付諸實行。
但雅各賓派充分利用了公共集會和各种節慶或儀式來培養“好公民”。法國大革命時雖然物質生活十分貧乏，但國家政權想方設法用各种公共政治活動來添補空虛，讓人民忘掉飢餓，制造熱熱鬧鬧的假象。當時差不多每天都有游行，演說，歌舞和音樂表演，集体背誦“人權宣言”，焚燒或是崇拜象征性的東西如旗幟和偶像。這些差不多成了人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這些狂熱的公共活動都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讓人們忘掉他們的個人存在，熔入一個民族集体之中。這就是雅各賓派所認為的“好公民”。
雖然雅各賓專政只維持了几個月，但他們給了後來的共產党人极大的啟發。列宁說整個19世紀都是在法國大革命的旗幟下度過的。他十分欣賞雅各賓派利用節慶煽動和愚弄群眾的手法，說了一句名言：“革命就是群眾的盛大節日”。
馬克思眼中的人性
在啟蒙運動思想家和法國大革命之後，馬克思進一步為共產党革命改造人性的實驗提供了理論基礎。馬克思認為世界上沒有什么抽象的人性，人生活在階級社會中，人性就是人的社會性的反映。
馬克思有一些關於人性的名言，例如：“人的本質不是每個個人內在的抽象。就其實質來說它是人的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由階級构成，因此社會關系也就是階級關系，例如奴隸与奴隸主，地主与佃農，資本家与工人，等等。每個人的人性就是這些階級性的反映。
馬克思的這些關於人性的說法，對於一個有正常思維能力和起碼的人生經驗的人來說都是不可思議的。例如，人的各种親情和階級關系以外的各种私人恩怨，算不算人性？人對大自然的熱愛和對事業的追求，算不算人性？人對生命的依戀和對死亡的恐懼，算不算人性？這些情感都是人們每天在日常生活中無法擺脫的，但它們一概不在馬克思的眼中。馬克思說世界上沒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階級性。實際上剛好相反：人的階級性才是最抽象的，而且常常是無中生有的。
馬克思關於人性的理論純粹是知識分子鑽牛角尖的產物。
當然，馬克思也不是沒有看到人的七情六欲，但在他那里這些東西多半是階級性的反映。例如，人的自私和對財富的貪欲并不是生活在有貧富差別的生活中人性的反映，而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性。對於資本家來說，在燈下數銅板是他們每天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資產階級社會把發財致富的刺激和興奮變成了人性的一部分。又如，賣淫嫖娼也是因為資產階級社會把一切都金錢化了。馬克思甚至認為資產階級社會中已經沒有真正的家庭關系，男女關系都為金錢所左右，家庭只是金錢交易的“溫情脈脈的面紗。”
更為离奇的是，馬克思認為道德也被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所決定，有先進和落後之分。按他的邏輯推論，先進階級代表先進道德，無產階級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因此無產階級是最道德的階級。而現代社會中的有錢人和職業階層，專業人士，不論他們多么富而好禮，行善積德，都是虛偽的。
然而，對於共產党來說，馬克思關於人性的最重要的理論，是人的可塑性。既然人性由社會性或階級性所決定，而社會性和階級性又隨著生產關系的變化而變化，那么人性也必然不是固定不變的。馬克思說：“全部歷史不是別的，而是人性不斷的改變。”這就是共產党革命改造人性的理論基礎：人性由社會環境所決定，革命改變了社會環境，也就為改造人性創造了條件。共產党革命後所有的政治灌輸和思想改造都源出於此。
馬克思關於人性的理論最可怕之處是：它把人性完全歸結為由物質的，社會的和外在的因素所決定，個体沒有任何內在的，獨特的，不可改變的東西。一個人一旦用這种眼光來看人，那么在他的眼里就不會有張三李四和王二麻子，也不會有父母子女，夫妻情人，同學老鄉或者左鄰右舍，他只會机械地把芸芸眾生用階級分析的利刃一塊塊地割開。從根本上說，這就是為什么共產党革命會導致六親不認，子女斗父母，夫妻相互揭發的原因。
有人或許會說：馬克思早期有過一個“异化”論，認為階級社會把人性給异化了，將來的共產主義就是讓人性复歸。他們据此認為斯大林和毛澤東都背离了馬克思的思想，用政治權力取代經濟剝削壓抑人性，他們因而主張“回到馬克思。”對馬克思的這類書呆子信徒，人們根本沒有必要花費口舌去爭辯，只需要牢記一點：斯大林和毛澤東之流固然沒有對馬克思亦步亦趨，但在人性就是階級性這一點上是從來沒有背离過馬家祖訓的。
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眼中的人
用國家机器塑造人的理想到了俄國革命時，在布爾什維克手中第一次成為現實。
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早就把重塑人性看成是革命的要求和目的。早在世紀初，列宁就對工人只關心個人工資和福利的傾向十分頭痛，更讓他憤恨的是那些只會用經濟口號吸引工人的俱樂部里熱熱鬧鬧，而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卻門可羅雀。他把工人對自己經濟利益的關心叫做“自發傾向”，把克服自發性實現自覺性當做布爾什維克的主要任務。
正在此時，高爾基寫了一本叫《母親》的小說，描寫一個目不識丁的工人家庭主婦如何成長為“自覺”的革命戰士。這本書正中列宁的下怀，他立刻向党的代表大會推荐，還邀請高爾基作為特別代表出席在倫敦召開的党代會。
列宁對人有一种讓人不寒而栗的想法。他有一次對高爾基說：每次當他听到動人的音樂時，就會情不自禁地想：人的腦袋竟然能夠創造出這么美妙的東西。
這時他就會忍不住要伸出手去摸人們的腦袋。“但是，”他說，“不能摸，你的手會被咬掉的。現在還不是摸他們腦袋的時侯，而應該敲他們的腦袋，狠狠地敲。”
在塑造人這一點上，布爾什維克的其他領導人都有他們自己獨特的想法。布爾什維克第二號人物托洛茨基這么展望重塑人的前景：“人將最終達到自身真正的和諧……他將首先控制自己的半意識，然後是下意識的器官活動，如呼吸，血液循環，消化，再生產，在必需的限度內，他將使得所有這些活動听從理性和意志的支配。甚至最純粹的生理過程都將成為集体實驗的對象。”
這樣，列宁的“自覺性”在托洛次基那里獲得了生理學的意義。
斯大林習慣於把人比作原材料。在列宁的葬禮上，他說過一段名言：”我們共產党人是特殊類型的人。我們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的另一個比喻是重新塑造人就象“一個園丁栽培他最喜愛的果樹。”
被認為是列宁死後布爾什維克最開明的領導人布哈林也有他的說法：革命就是“改變人的心理”，“科學計划的一個最优先的問題是為塑造新人作系統的布爾什維克准備。”
布爾什維克第一任教育部長盧那察爾斯基對自己的工作的性質十分清楚，他說：“當新人正在一點點地誕生出來的時侯，我們必需十分當心地遵循他的產程。”
所有這些說法都反映了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對人的一個基本態度：人是需要改造的，改造人就象改造物質材料，革命的過程就是改造人的過程。他們就象對自己的作坊和工序有充分自信，對原材料有完全了解的工匠那樣，對他們以人為對象的社會實驗和社會工程充滿信心。
問題并不在於人需不需要改造或能不能改造，問題在於共產党人也是也是人，即使別人有千万种缺陷，他們有什么權利去改變甚至塑造他們？20世紀的歷史說明：如果世界上真有需要改造的人，那不是別人，恰恰是以改造別人自命的共產党人。他們的狂妄自大使得他們忘記了自己和別人一樣，屬於同一個生物种類。
從儿童開始塑造新人
布爾什維克塑造人的社會工程開始於少年儿童的發蒙期，他們在歷史上第一次做到了把儿童生活集体化和政治化。列宁的遺孀克魯普斯卡雅被尊奉為所有蘇聯少年儿童的祖母，她曾經說：“孩子們加入集体生活的時間越早，他們成為共產主義者的可能性就越大。”
20年代早期，蘇俄在學校中建立了系統的政治組織。這种組織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叫“小十月人”，它建立於1924年，以七到八歲的儿童為發展對象。這個組織的名稱具有象征性，因為在它建立的那年，七八歲的儿童正好和革命同齡。
後來這個組織招收的成員擴展到十歲。第二個組織叫少先隊，以十到十六歲的少年儿童為對象。第三個組織叫共青團，其成員的年齡是十四歲以上。
這三個組織是層層遞進的，每一級組織的成員都以加入上一級組織作為奮斗目標，而每一個上級組織的成員都有監督和幫助下一級組織的義務。一個家庭中，兄姐有義務督促弟妹加入适合他們年齡的組織，如果有人不夠條件而沒有及時加入，他們的兄姐就會受到他們所在的組織的壓力。
這些組織中，表現突出的青少年會被委任為干部。他們接受特別的政治訓練，定期送到上一級組織去觀摩和培訓，一到年齡就被接納入上一級組織并成為骨干。
通過這些層層遞進，相互監督和促進的組織，布爾什維克把所有儿童和少年都納入了一個政治网絡，青少年之間的關系由鄰里或同學變成同屬一個小隊中隊或大隊，他們的社交活動從此被置於政治控制下。加入這樣的組織都必須經過考察和宣誓，使得青少年對組織產生敬畏感。對學生干部的要求雖然會比一般學生更高，但正是這种要求使他們產生一种优越感，仿佛從小就成了社會精英，他們也确實是布爾什維克發動和組織少年儿童的先鋒。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以消除社會不平等為口號，但事實上卻是依靠給予一部分人以統治特權，制造人和人之間政治上的不平等來維持的。這個本質從青少年政治組織中就可以看出來。
布爾什維克不但把青少年生活集体化和政治化，而且還企圖軍事化。在20-30年代他們進行過很多實驗，把在大清洗和集体化中失去父母流浪街頭的儿童收入軍事化的學校中。馬卡連科是當時蘇聯教育的權威，他對這樣的實驗十分熱心，曾經這樣說：“我特別喜歡軍事游戲……我們的營地一定程度上是軍事化的。我們日常生活的用語來自軍事生活，如‘連隊指揮官’或‘衛兵’。我們也采用軍事儀式，如旗幟，吹哨，制服，哨兵值勤和點名。。。我覺得有必要把這些方法固定下來，因為它們強化了集体生活并賦予它一种美感。”
在青少年成長和發育期間不但不給予他們自由發展個性和興趣愛好的机會，反而把軍事化的生活強加給他們，而且還認為這种生活具有美學价值，布爾什維克”教育家“的病態心理從中可見一斑。
异想天開的教育實驗
作為塑造新人的工厂，俄國的教育制度在革命後成了第一個實驗的對象。
1919年，蘇俄教育家布隆斯基出版了《統一勞動學校》一書。他認為人類千百年來形成的教育制度以書本知識為中心，把學生看作消极的吸收知識的對象，束縛了他們的發展，因此舊學校的一切，從年級制，分數制，課目分立，到依据教材的課堂教學都必須取消。他的“統一勞動學校”沒有小學初中和高中之分，一年級到十年級都連在一起。這是“統一”的意思。“勞動”則是說這樣的學校把体力勞動作為教育的主要手段，把學習和勞動結合起來烏邦共產主義本來就有一個异想天開的社會教育构想：取消學校，取消家庭，把這兩個傳統社會的基本單位和社會結合起來，讓學生從小就把勞動和學習結合在一塊。19世紀中葉英國工業革命中曾經有過一個“不列顛工厂改革法案，”其中提出為男孩設置半日勞動半日學習制。馬克思注意到有關報導：這樣的學校制度下的男孩比“資產階級”的全日制學校中的男孩要更活潑，學習的效率更高。因此他曾經有過“工讀制”的設想，認為將來共產主義的學校應該把學習和勞動結合起來。反資本主義的人競然從鼓吹童工制的法案中展望未來，不知馬克思的門徒們對此作何解釋。當然，工讀制的設想不僅僅限於烏托邦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者，西方的很多自由派教育改革家對此也很感興趣并作過實驗，但區別在於馬克思主義者把舊的教育制度看作是整個舊社會的一部分，必須徹底打爛，教育制度是共產主義革命家創世紀的一部分，必須從頭開始。
并不是因為馬克思留下過這樣的設想，後來的革命家才照此辦理，而是因為凡是狂熱地投身共產党革命的人，多半是以造物主自命的。蘇俄早期的教育改革家就是這樣的人。他們說；蘇維埃學校“必須和蘇維埃國家一樣輝煌和獨特，”任何新的教育方法和形式說到底還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蘇維埃學校”必須參与到建立新生活的過程中去。”
另一個叫蘇爾金的教育家更進一步地提出“學校消亡論”，認為學校和國家一樣，會在他們的理想社會中消亡，儿童從一出生就處於社會的直接教育下—-當然，到了那一天，家庭也消亡了，世界上只剩下革命家設計的天下一統的极權社會。
怀著這樣的狂熱，蘇俄教育改革家們在布爾什維克中央的指示下進行了异想天開的實驗。他們把這些實驗校叫做“干的學校“，而傳統學校是“說的學校。”這樣的學校強調的是“對社會有用”的知識和技能，任何不能在學校周圍的工厂農村找到直接應用机會的書本知識都會受到質疑。學生必須在“干”中“學，”只有在實踐中得來的才是真知識。教科書必須反映直接的社會現實，不應該有標准的程式和內容，直到1930年蘇俄教育工作者中央委員會全体會議還宣布說任何把教科書標准化的做法“都是錯誤的和政治上有害的。”
當時最時髦的口號是“生活本身就是教科書，”學生必須在“工厂，磨坊，農業經濟和階級斗爭中成長。”
學生不但被組織起來參加工厂農村的勞動，而且建立自我管理的組織，擺脫教師的指導和監督，對受舊社會影響的父母進行斗爭，在街坊鄰里中組織政治宣傳和活動。天真幼稚的少男少女們獲得了這樣的權力後自然喜不自胜。
20年代是新經濟政策時期，蘇俄文化上比較開放，而且對自己事業的最終胜利是真有信心，不怕西方的影響，因此在教育改革中對西方一些實驗性的教育理論和方法作了不少介紹。美國哲學家杜威提倡實驗教學法，讓學生有更多的動手和參預的机會，蘇俄教育權威平可維奇稱他是“美國偉大的哲學家，”“勞動學校的資產階級先驅。”杜威本人訪問蘇俄時也對那里的教育實驗非常欣賞。很多西方激進教育家都覺得在西方他們被主流教育界排斥，其主張得不到實踐的机會，只有在蘇俄才受到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因此僅管他們不喜歡蘇俄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教育，但對那里的教育改革贊不絕口。無獨有偶的是，中國文革高潮過
後，70年代初重新允許一些外國人來訪時，教育界人士占了很大比重，很多人也對“開門辦學”和“半工半讀”那一套耽誤了不止一代中國人的“邪教”非常感興趣，回去寫文章時倍加贊揚。
但是蘇俄的這個教育實驗并沒有貫徹到底，原因是20年代末蘇聯加速工業化并建立官僚社會時，他們發現通過這樣的實驗培養出來的“新人”既沒有起碼的科學技術知識，又桀傲不訓。於是30年代初開始，蘇聯教育界在聯共中央的直接干預下開始轉向。1931年九月聯共中央發布文件，說當前蘇聯教育制度的最大問題是“沒有為技術工作和高等教育准備足夠的知識(物理，化學，數學，語言，地理和其他)。”聯共訓斥了那种用工讀制取代正規教育的實驗，說它是對真正的工讀制的“最公然的歪曲。”聯共下達了一系列文件和命令，重新肯定了傳統教育体制和方法，“掌握知識”成了學生的主要任務，課堂教學，標准化的教材，考試，家庭作業，分數和由此而來的獎賞成了主要教育方法。學生在校園里必須服從教師，在社會上也不再有老三老四訓斥成年人的机會。雖然“工讀制”在理論上仍然是肯定的，但其應用受到极大限制。
這樣，蘇聯教育經過异想天開的實驗後回到了傳統軌道上來。然而，這個流產的教育革命所得出的教訓–靠浪漫主義和自由放任培養不出“新人”–不但沒有在共產党國家中起到應有的警世作用，反而被視為革命的倒退。在中國和古巴，60年代的教育革命就曾發展到讓任何具有常識的人都覺得非夷所思的程度。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蘇俄教育改革家的歸屬。這些相信學校會“消亡”的人并沒有看到那一天，真正實現的倒是他們自己的“消亡”–很多人都莫名其妙地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不知所終。
美國記者眼中的蘇聯新人
蘇俄塑造新人的社會工程一度引起了很多西方人的好奇，他們紛紛前往蘇聯，要親眼看看新人究竟是個什么模樣。美國女記者艾拉文特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個。文特1933年出版的《紅色的美德》一書中的序言中引了蘇俄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察爾斯基的話：“新人正在一點點地誕生，我們必須嚴格地遵循他的產程。”
文特的書中出現了這么一個蘇維埃新人的形象：他叫謝爾蓋達維多維奇，雖然只有22歲，但已經參加過集体化運動，鎮壓過農民暴動，後來回到城市，在党政机關工作。他目光銳利，能一眼就分辨出誰是不是“自己人。”他沒有什么個人財物，只有一套穿舊了的藍制服。他睡得很少，有時几乎不睡，特別是在為上級机關准備工作報告時，可以一連四天不合眼。他能一連好几個小時解釋政治問題，不論什么時侯都知道最新的政治新聞。當發布政府公告和党代會的新聞時，他可以在雪地里一連走上好几個小時去傳達。文特說，她從來沒有見過知識如此廣博的年輕人。更讓她感嘆的是對於這個年輕人來說，困扰著西方同齡人的那些問題。如生活的意義，理想，工作，生活中什么第一什么第二等等都自然而然地早就解決了。
文特還被一個和男人們大聲爭論政治問題的女青年所吸引。她是大學生，學的是工程學。她怀疑地問文特：美國婦女能象男人一樣進大學學工程嗎？當听文特說她准備圣誕前回美國時，她忽然問到：為什么你們要用這么“圣誕”這么一個詞匯？為什么你們要慶祝一個明明知道不曾發生過的事件？她嚴肅地告訴文特說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應該和無知作斗爭，不然的話，你的那些知識有什么用處呢？當文特問她蘇聯青年慶祝什么節日時，這個蘇聯姑娘驕傲地說：我們有十月革命記念日，五一勞動節，三八婦女節，等等，所有這些節日都是有實際事件和實際意義的。
文特說她所遇到的蘇聯青年都沒有金錢意識，從來沒有听他們說“買不起”什么。他們也沒有宗教歷史常識，不懂得“象所羅門王一樣智慧”是什么意思。他們談情說愛的方式也是新的。有一個中年人告訴她說：當他年輕時，會帶著姑娘坐在月光下讀詩，分析人的靈魂，感嘆大自然的美妙，而現在則是對姑娘解釋拖拉机的工作原理，邀請她到党支部的會議上听自己發表對新的五年計划的想法。
這种新人類讓文特感到精神振奮，她說“年輕人正自覺地統治著俄國！”但另一方面，她又有一种不安，甚至是一种不祥的感覺。她說這种新人几乎不看現狀，總是只看將要和應該會發生的事，總是重复党的口號。馬克思主義給了他們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使他們變得狂熱和心靈狹窄。有一件事特別讓她感到震惊：很多蘇聯青年認為他們比美國人更了解美國社會的真相，多數西方人并不了解他們自己的國情。有一次她問蘇聯青年和西方客人相處是否覺得有趣，一個女學生說是的，但只有當這些西方人了解自己國家真相的時侯，特別是美國人，和你們爭辯簡直沒用。
當文特訪問一所党校時，該校語文部負責人對她說學校里有很多沒有文化的工農家庭出身的學生。他對他們贊嘆不已：說“他們的心靈是純洁的處女地，几乎沒有什么錯誤的觀念要被事先清除掉。這就是文盲的一大优點。”
實際上，這番話才更讓人不寒而栗。
－－原載《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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