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何种原因，在闔家團圓的大年三十有5個血肉之軀把自己交給烈焰，都是一個悲劇。更悲慘的是，當局展示他們，作為它所指責的所謂法輪功“邪教”“反人類”的鐵証；法輪功拒絕他們，怕受他們的連累，不承認他們是法輪功信徒。于是，捐軀者成了冤鬼；火余者成了棄儿。

自焚事件標志著中共當局与法輪功之間的衝突，從相持階段進入新一輪白熱化階段。為什么會有這場衝突，它將有怎樣的結局，這可能是人們關心的問題。但要分析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中共統治的性質。

政教合一

中共統治作為共產主義政權的一個變种，它的合法性主要來源于它的共產主義信仰，也稱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這种信仰或意識形態，是某种宗教替代品，不同的是，它的合法性源泉從“神意”變成了“民意”。可以通過選票和輿論測度的民意是政治學上的概念，不可測度、只能被當局宣布的民意是宗教或神學上的概念。民意在共產主義政權下是一個具有神學意義的概念。當1989年天安門事件后，中共當局譴責西方國家制裁中國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時,它絕不是在政治學或統計學意義上使用“中國人民”一詞的，因為這個意義上的“中國人民”已經通過當時失控的媒体表達了他們的感情；它是在共產主義神學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

既然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來源于共產主義信仰，信仰共產主義的人越多，信仰越堅定，中共的統治就越穩固。這种靠信仰統治的政体，是政教合一的政体。歐洲歷史上的加爾文政權，傳統的西藏政体和某些伊斯蘭政体，都屬于政教合一政体。這种政体的好處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權力，最大限度地調動人民的熱情去對付外部強敵，或干几個巨大工程。它的短處是容易衰敗，其中一個衰敗，必然傳染給另一個。權力和信仰在政教合一條件下是一對連体嬰儿，死掉一個，另一個也活不了。人們喪失信仰，政權就成了空中樓閣；權力發生腐敗，也會導致人們喪失
信仰。

政教合一的政体一旦衰敗，社會容易完全失范：人心沒有信仰約束，社會沒有合法權力來規范。原先的合法統治，變成了非法獨裁。這就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的狀況。

沒有信仰的權力敵視沒有權力的信仰

共產主義信仰衰落以后，中共統治就成了沒有信仰的權力。中共因信仰而獲得權力，但又因權力而失去信仰。因此，它對共產主義以外的所有其它信仰都很戒懼，擔心它和中共爭奪權力基礎，害怕它因信仰而獲得權力。

法輪功最讓中共當局恐懼的，就是它的信徒表現出來的令人生畏的信仰能力。1万多人聚集在中南海周圍，突然出現，倏然消失；來無蹤，去無影；來時不起塵土，去后不留片紙，這种來自信仰的高度組織化似乎是對腐化變質的中共的一個莫大嘲諷。法輪功信徒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軍隊和中共高級机關中，以及法輪功無影無蹤，似乎又無處不在的生存方式，還有它不依不饒地要求合法性的意志，都讓中共教主江澤民坐臥不安。終于爆發了一場中共對法輪功的“圣戰”。

一場沒有結局的戰爭

遺憾的是，對中共來說，這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自己有權力，沒信仰；對手有信仰，只是沒權力。這仿佛是在与空气作戰，一巴掌下去，拍在了棉花上，沒有著力處。有信仰的人不知疲倦。當年中共軍隊對付國民党軍隊的16字真經：“敵進我退，敵住我扰，敵疲我打，敵退我追”，被法輪功信徒照搬照抄用來對付中共。中共無法宣布對法輪功斗爭的胜利，在任何一次宣布后面，都會有法輪功信徒發動的一輪新攻勢。這几乎是羅馬与基督衝突的現代版。

這是權力的性質所決定的。權力不能改變人的靈魂，它只能改變人們的肉体。如果權力是狂風，信仰就是烈火，權力越狂暴，火焰便越猛烈。在天安門廣場自焚，便是權力狂風刮出來的最新火苗。

這狂風還要吹下去嗎？

何如政教分离

況且，在与法輪功的戰斗中，在中共的資產平衡表里，沒有收益，只有支出。反法輪功，沒有增強人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反而讓對手因受難而增加了光環。一個邊陲小鎮的號手，如今成了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而自己卻在國際上倍受譴責。而江澤民本人，還要擔心法輪功信徒未來的報复。

其實，信仰問題只有用信仰來解決。共產主義信仰不行了，還有別的信仰。讓信仰自由競爭，所謂邪教就永遠不可能成气候。中國這些年來迷信沉滓泛起，就是因為當局一直控制基督教、佛教、道教的發展，反而給迷信留下了滋長的空間。

既然共產主義信仰已經就木，中共就應當改變自己的合法性基礎，把神學意義上的民意還原為政治學意義上的民意，用民主政治取代意識形態政治，實行政教分离，這樣就可以根本擺脫對多元信仰的恐懼。如果中共真象它說的要實現“三個代表”，有什么理由害怕自己會下台呢，即使今天下台，難道明天不會象改名后的蒙古共產党那樣，重新上台執政嗎？

2001年2月5日于美國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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